李海明

邹建军《“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新的实践。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提出，不啻为文学评论开辟了新的园地，使得文学评论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在研究文学作品的时候有了一个全新视角。因此，这一批评方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大文学评论工作者热烈的响应，正如王忠祥教授所说:“这一文学理论前沿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特别关注和浓厚兴趣。”①和所有的新理论的诞生一样，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也经历了理论建构的阶段，可喜的是，在倡导者和众多的学者的努力之下，“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之初一直发展到今天，学理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已具有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②经过多年深入思考，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所涉及的对象、内容，它和伦理学、道德批评、美学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廓清。本书体现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生命力与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文学意义上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批评必须要回归到文学的批评上来。伦理、道德、美学意义，都要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绝对不能脱离文本分析。对此，聂珍钊教授说:“我们应该坚持文学批评必须是对文学的批评，坚持文学批评必须批评文学。”③邹建军身体力行，坚持从文学的意义上入手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细致地分析原著。他对谭恩美的《喜福会》、《接骨师之女》、《通灵女孩》、《灶神之妻》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评论，涉及了这位作家的主要的作品。庖丁解牛当然要重视牛。他分析的人物关系都是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剖析的故事都是作品中的故事，不脱离作品。正因为如此，他在研究中得出的所有结论都让人信服，因为这些结论都不是借助外来理论作支撑，不是强行嫁接的，而是根据作品内涵阐发出来的，都有伦理上的依据。他所提出的“情感回旋”、“记忆之链”、“叙事定位”、“多元混生”、“阴阳凝视”等新的学术话语，都是在仔细分析原著的基础上得出的，有作品的依据。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从人性上还是人道上，从角色的内在的意识冲突还是外在的社会定位上来审视其长篇小说的结构和人物，所有的分析都是站得住脚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其二，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批评，伦理批评本质上是道德批评。“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角度看，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就是为了回答作品是好或坏及其为什么好或坏的伦理价值问题，因此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批评。”④而伦理是有道德内涵的，“超越道德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都是不存在的。”⑤这一论点抓住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意义。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批评就是分析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及其表现。人的社会关系是由人的伦理道德来指导的，所以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批评文学作品是势所必然的正确的途径。评论谭恩美长篇小说，研究者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而只要言之成理也都会各有千秋，但要想从总体的层面上把握其思想精髓，却只能从伦理的角度切入方能奏效，抓住道德关系深入剖析，才能纲举目张。谭恩美小说人物的性格各异，故事情节不同，但总体来看作者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不论是母女关系、夫妻关系、姐妹关系，还是更深层次上的爱、恨、情、仇，甚至性的和谐与不和谐，说到底都是伦理关系，最终都涉及到道德。作者对伦理道德问题有深刻认识，他说:“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则”(邹建军15)。“她的小说是表现她对命运及相关主题的思考，其结果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与伦理问题”(邹建军17)。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邹建军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谭恩美长篇小说进行了高屋建瓴、庖丁解牛式的分析，让人们在五花八门的故事和茫无头绪的人物关系之中，找到了正确理解作品的途径，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一经建立，社会成员之间就有了伦理道德关系，个人、家庭、家族、社群、民族、国家——这层层叠加的关系都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为基础，人的社会行为必然关涉伦理道德。母女关系是谭恩美小说重要主题，邹建军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指出母女之间不管是分离寻找还是依恋关爱，不管是困惑冲突还是了解和解，都有伦理在内，都有着道德的原则在内。“和”的正向与反向，其实就是伦理道德的正向与反向。这就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了谭恩美多部小说母女关系的脉搏，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其塑造的母女形象的重要意义与重大价值。

其三，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具有兼容性。聂珍钊教授在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之初就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只是批评文学的众多的方法之一，它不仅不拒绝和排斥其他的批评方法，相反能容纳、结合和借鉴其他的批评方法，从而使自己得到补充和完善。”⑥作者本人也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具有十分难得的兼容品格。”⑦邹建军教授用“‘和’的正向与反向”来统辖他对谭恩美作品研究，是一个非常新颖大胆而又深刻的创举。“和”的概念本来是哲学上的概念，《老子》第42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⑨但“和”也是一种伦理的概念。在对谭恩美五部小说进行总体性研究时，哲学的概念、伦理的概念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视角下是并行不悖、相互兼容、相得益彰的。兼容性使得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脱离了封闭性，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使得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在兼容的语境中独具魅力。邹建军运用伦理分析的批评方法，并结合历史的、社会的研究方法，去发现谭恩美创作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从而得出了非同寻常的又令人信服的结果:“为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建立起一个合适而真实的伦理之网。这与从前的学者总是从文化、意识形态、民族的角度进行讨论相比较，拉开了较大的距离”(邹建军26)。这是谭恩美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实践的成功也证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并非取代别的方法亦非消化掉自己的特征，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多种方法进行融合，将整个的研究层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这样的研究更能逼近事实的真相，抓住事物的本质。

邹建军教授的研究，足以生动而雄辩地证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有生命力的，是切合文学评论实际的恰当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想取得长远和良性的发展，就得走出伦理学的藩篱。尽管文学伦理学的伦理是源于伦理学的伦理，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文学伦理学的伦理应该超越传统，让其本质内涵更为丰富多彩，批评的标尺更为多样化。伦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善”，这是千百年来伦理学最根本的内涵。当然，除了善之外，其它的范畴也颇为重要，诸如“美”、“真”，但是只要看看人类伦理发展的历史，就可得知“善”总是第一性的，“美”、“真”都得统一于“善”。这就解释了为何伦理总是会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因为道德就是与“善”互为表里的。但是，文学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却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善”，还应包括“真”和“美”。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真、善、美之间的关系，不是谁服从谁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标准也自然比伦理学的标准更为宽广。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评判一位主人公的行为，不一定非要从对与错的关系去考察，可以从“善”的视角，还可以从“真”和“美”的视角挖掘出潜藏在文本中容易被忽视的意义。以此为基点展开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无疑为评析人类历史上众说纷纭的优秀作品开辟了广阔的理论视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

邹建军教授长期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四十多篇，出版《多维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一部，编著多种;在诗歌与诗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出版有《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中国新诗理论研究》、《现代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等多种专著，以及《中国新诗大辞典》等多种编著;近年来提倡并实践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华中师范大学以聂珍钊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提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进程中，邹建军教授不仅写有数篇关于文学伦理学批睥理论文章，并且以谭恩美长篇小说为个案，对其进行了全新的批评与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与思想，推进了美国华裔小说的研究进程，提高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水平。因此，《“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自有其特别的意义与重大的价值。

注解【Notes】

①王忠祥:“学术的盛宴”，《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聂珍钊 邹建军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10。

②刘茂生:“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兼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08):173－175。

③⑥聂珍钊:“序言: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聂珍钊 邹建军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4。

④聂珍钊:“‘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序”，《“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邹建军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1。

⑤聂珍钊:“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序”，《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刘茂生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4。

⑦参见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外国文学研究》6(2005):7－14。

⑧饶尚宽译注:《老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01。

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15。

邹建军:《“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