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巍 胡晓红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文学理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带有认识论思想的知觉艺术。詹姆斯关于知觉艺术的观点涵盖意识、印象、想象力等经验领域。对作家而言，知觉是一种了解、感受生活的方式;人们在质疑、反思、诠释的过程中逐渐了解真相，借助知觉的力量成长。在塑造人物时，詹姆斯侧重人的意识层面，不仅全方位展示人物的认知过程，并在展示人物思考、阐释和经验反馈的过程中充分反映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从而达到揭示生活、反映内在真实的目的。詹姆斯的知觉艺术充分体现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阿切尔的形象塑造中。小说中，伊莎贝尔经历了痛苦的认知过程，通过沉思最终发现了真相。她重新审视生活和自由，并意识到了人生的局限性，勇敢地直面失败的婚姻。在反思自己、反思生活、反思社会的过程中她日渐成熟，人格也日趋完善。

一、亨利·詹姆斯的知觉艺术

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带有浓重的认识论色彩。换言之，詹姆斯汲取了认识论思想的丰富营养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使之转化为知觉艺术，其中包含了艺术家的作用、知觉的两面性、以及艺术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必须指出，用现象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物感知客观世界并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是亨利·詹姆斯艺术观、尤其是其知觉艺术的哲学内涵。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现象学对直接体验到的现象进行描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现象学的方法》一书中就现象学的研究性质进行了精辟的总结:“通过反思，我们不是去把握事情的价值、目的、有用性，而是去把握它们在其中被我们‘意识到’，在最广泛意义上‘呈现出来’的那些相应的主观体验。因而这些体验都叫做‘现象’”(胡塞尔168)。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继承发展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强调了知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觉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开始和基础。认识客观世界重在体验，而不是所学的知识和科学规律。“我所知道的……是根据我对世界的看法或体验才被我了解的，如果没有体验，科学就无任何意义”(莫里斯·梅洛-庞蒂 3)。知觉并非感觉、也非纯粹意识。它不必依靠所谓较高级的精神活动来理解客观事物，而是依靠已有的个人能力或所习得的技巧去感知实实在在的事物。梅洛－庞蒂还指出，知觉既不是对外在世界的主动构建，也非被动的接受;知觉是动态的过程、一个不断对外界开启、质疑、反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相通过感知渐渐浮出。由此看来，知觉世界不是纯粹的外部环境，它是一切意义的源泉，是人的因素(包括生理的和文化的)和外部的因素相互能动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人与外物的对话、“一种基于身体知觉、又能诱发心理变化的综合过程”(赵一凡26);但知觉世界也充满着意义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正是这样一种基于现象学的认识论思想被詹姆斯吸收并运用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人物意识世界的建构中，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知觉艺术。

詹姆斯是一位自觉、理智的艺术家。他不仅是一位旁观者，能将自己的主观印象和对生活的感悟融入到创作中去。正如斯蒂芬·多那狄奥所说，“对他(詹姆斯)而言，生活意味着有机会去观察，有能力来搜集所有的印象并能够将这些印象转化为艺术品”(Donadio 54)。詹姆斯认为“小说是个人对生活的一种直接的印象”(詹姆斯，小说的艺术5)，唯一的现实存在于旁观者所搜集到的对生活的印象。通过挖掘艺术家深层次的自我意识，同时也通过作家的自我感受，他将现实主义文学视野从“外在现实”转入“内在现实”——或者说意识世界、知觉世界;他的文学创作因此也成为对意识进行探讨的戏剧，成为瞬间人生体验的知觉、发现、和反思。

詹姆斯的知觉艺术涵盖了诸多元素:意识、印象、想象、反思等。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经验。这种经验具有被动性与主动性，两种性质都融合在了解真相的知觉探索过程中。在詹姆斯看来，知觉探索过程中的被动性代表着一种超脱于外在世界的观察状态，而主动性则是个人对生活经历的一种主动或被动的内在反省。知觉的动态性质是对外在表象的一种控制能力;而知觉静态的内省存在于行动之中，它可以选择主动或被动的反馈。有学者提到，“詹姆斯既不让艺术有意识地去进行预言，也不想使艺术自觉地进行说教，他更喜欢把生活看成它本来的样子，用适当的方式对它进行处理”(代显梅15)。但就詹姆斯而言，他更强调知觉的动态性质，这种形式的知觉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会导致某种“人生行动”。詹姆斯在其经典文论《小说的艺术》中曾说，“艺术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选择，但是它是一种以具有典型性、具有全面性为其主要目标的选择”(23)。

詹姆斯知觉艺术观中的另一特点是知觉所引发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在知觉的引导下，个人意识的探索可以有效地呈现内在现实。这种内在现实同W．D．奥威尔斯和马克·吐温作品中所揭示的外在现实一样具有价值。“只有通过揭示他们的知觉、成长、变化及其过程中思想、情感的丰富性才能够真实地再现这些人的生活——而这也正是艺术家自己生活的真实所在”(qtd．Edel 1:52)。詹姆斯意识到，每个观察者的位置及他所关注和选择的习惯往往赋予他一个观察现实生活的独特视角;同时，这种能力使得他可以在有限的视角内对观察对象进行丰富、无限的解读。而另一方面，客观世界的未知性使得任何一项知觉活动都不可能对其进行全面完整的解读和认知，正如詹姆斯自己所说，“任何观察事物所进行的知觉活动都只能是片面的或侧重某一方面;对知觉对象的认识也只是局限于某一特定视角或一个预先明确的立场，通过相互关联的方式表现出来”(qtd．Armstrong 42)。

亨利·詹姆斯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反省式的知觉活动所带来的两难境地:视角的局限伴随着现象式认知的过程;知觉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无法避免的局限;其结果是永远无法触摸的真实。因此作为一名作家，詹姆斯所能做的就是艺术再现一个丰富的知觉世界和认知过程、一个充满思索、诠释和不断对外界开启、质疑、反思的过程。由此可见，既然亨利·詹姆斯的知觉艺术旨在详细阐明知觉活动的整个过程从而揭示观察者心目中的真相，那么观察者所触摸的这种内在现实有可能是真实的。然而这种内在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甚至假相，从而诱发人生悲剧。伊莎贝尔·阿切尔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知觉世界

作为知觉主体，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伊莎贝尔·阿切尔从一开始就置身于知觉活动引发的两难境地，并不断地面对寻找真相的挑战。首先，她的知觉世界基于一个有限的视角，而且是类似于詹姆斯式艺术家的独特视角。詹姆斯赋予这一人物所有艺术理解力所必备的条件:她具有浪漫的气质和丰富的想象力;她崇尚自由，追求理想，在她眼里，世界充满着无限机遇和可能、生活永远是那么美好，她坚信“……生活应该分毫不差地与她制造出来的最宜人的印象相协调一致”①;她怀着追根究底的好奇心憧憬着欧洲之行;她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了十足的信心。然而，伊莎贝尔的自由观是天真和片面的。虽然期待了解和认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她从未意识到在发现“新大陆”的过程中会有挫折与困扰等种种限制。伊莎贝尔独立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判断力，但“她也为过度地推动只看不判断的这种能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43)。

其次，詹姆斯在整部小说中浓笔重墨勾勒出一幅伊莎贝尔知觉世界的画卷。从始至终伊莎贝尔都在与一个陌生的但又是她憧憬的世界进行碰撞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伊莎贝尔不断地从自己主观的视角和想象出发形成自己的印象和知觉，并按照自己以为正确的知觉去解读(实际上是误读)欧洲大陆这样一个充满着未知数的外在世界。然而事实的真相随着知觉世界中“相应的主观体验”或种种“现象”渐渐呈现在她面前(胡塞尔168)。比如，伊莎贝尔的表哥拉尔夫以他父亲的名义给了她一笔足以让她可以积极参与生活的资本，而正是这笔有意让她继承的财产导致了伊莎贝尔对“独立”幻想的破灭。伊莎贝尔对自己一夜变富的这一“新的意识”最初觉得很有压力，不久她渐渐意识到:“做自己喜欢的这些徒劳无义的事情常常是让人疲惫不堪的”(281)。

伊莎贝尔的知觉世界是由不同阶段的认知过程构成的。知觉现象学学者认为，在对知觉进行分析时，知觉过程分别经历认知对象的呈现、认知对象的客观化和主观想象的介入、反思与感受等(朱立元128－129)。而詹姆斯则巧妙地运用文学隐喻的手法通过一系列旅行来揭示伊莎贝尔的知觉过程，再现伊莎贝尔在与外界碰撞和交流时内心世界在知觉层面上产生的细微变化。

旅行是最具代表性的詹姆斯式叙事技巧之一。作为一名早期长期穿梭在欧美大陆、颇具旅行经验的作家，亨利·詹姆斯赋予旅行多种含义。他认为，旅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能够空间异位的途径;这种异位可以如此频繁以至于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我们避免了空间被定位的可能”(Bell 80)。由于这种旅行带来的空间自由感，人们确认自己可以摆脱原有的任何束缚。也许詹姆斯比其他任何作家更加明白“旅行作为有效的叙事结构可以系统地展现旅行者的定势思维和阐释方法”(Meissner 100)这个观点。

伊莎贝尔的知觉世界涵盖三次意义重大的旅行，而每一次旅行都揭示了伊莎贝尔知觉的片面性及真相的不可预知性。第一次是与拉尔夫和亨里埃塔·斯塔克波尔的伦敦之旅。在这次旅行中，伊莎贝尔对伦敦的印象融入了更多先入为主的主观想象，“如果说她是来寻找地域特色的，那么她在哪儿都能感受得到。她问题多得使他(拉尔夫)应接不暇;她对历史原因及社会后果的看法和议论也大胆出奇，往往让他无法接受、又无法驳倒”(176)。当伦敦之行结束时，伊莎贝尔坚信自己是自由的并随时去感受世界。她试图自己来做出判断，并认为即便是判断错了，也总比自己不去判断要可敬。她不甘寂寞，坚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

地中海之行是伊莎贝尔的第二次旅行。由于伊莎贝尔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詹姆斯式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因而这一知觉过程不仅仅局限于对生活的认知，更多了一层审美认知。在詹姆斯看来，“感受艺术能够使人们接触到美的东西;反过来，也为艺术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知识打开一扇门窗”(Meissner 101)。思考艺术使得观赏者的心灵得到升华，从而进一步得到自我教化并丰富自身的阅历。阿姆斯特朗也曾明确地这样评价詹姆斯:“这里，艺术的认知功能和存在主义功能很大程度上依赖想象。人们把生活想象为艺术，同时反思艺术对生活的寓意。在这一审美活动中认知和想象得以交汇”(Armstrong 68)。小说中，认知与想象的辩证关系是通过意大利这一意象在伊莎贝尔的知觉世界中呈现的。

当伊莎贝尔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在罗马相遇时，她还不能够完全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面对一个真实的古罗马文明和奥斯蒙德矫饰的情感，伊莎贝尔的洞察力受到了考验。詹姆斯曾认为，“洞察力依赖于某种程度上的先验知识以及对其的开放程度”(qtd．Meissner 95)。对事情先入为主和稚嫩的判断正是源于她过于活跃的想象力，阿姆斯特朗曾评论说，“这种想象力会很危险，因为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想象无视一切致使掩盖了局限。因为幻想绝对自由所以人对自身的感觉或努力甚至灾难的协同因素一无所知，现实的阻力也因此变得模糊”(Armstrong 105)。在与奥斯蒙德的交往中，伊莎贝尔没有意识到她的想象力被奥斯蒙德所利用，她的印象被其干扰和再造;她甚至主观地认为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为她营造了一个浪漫的氛围。于是从罗马之旅开始，伊莎贝尔的知觉世界愈来愈狭窄;她变得“只看不判断”了。

伊莎贝尔与默尔夫人随行去地中海东部是其知觉过程发展的转折，也是詹姆斯在小说中设计的第三次或最后一次旅行。这位同伴非常了解伊莎贝尔的弱点并对她尚不完善的知觉颇有影响。伊莎贝尔对于独立的关注其中很大程度上与她想要取得并保持自我表现的绝对自由有关。就此她与默尔夫人交换过各自的观点。对默尔夫人来说，自我是环境的产物，然而伊莎贝尔却反驳道: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否能成功地表现自己，但我知道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表现我自己。不属于我的东西都无法衡量我;相反他们都是一种局限、障碍和完全任意的。当然，正如你所说的，我选择的服装也代表不了我;上帝，但愿他们可以!”

“…开始不是我选择穿它们，是社会强加于我头上的。”(238)

默尔夫人却一语道破，“难道你可以不穿它们出门吗?”事实上伊莎贝尔也承认了文化习俗对自我的限制、对认知自由的制约。只有在抽象的层面上伊莎贝尔才可以享受她所渴望的天马行空式的自由。

整个罗马和地中海东部之行改变了伊莎贝尔，她从一个独立的个体变成了奥斯蒙德的附属品。她所信赖和仰慕的这个人很大程度上是她的想象和错误导向下知觉的产物，她是爱上了“她所相信的奥斯蒙德并自己为他设计了一套理由充分的理论”(Wagenknecht 44)。“‘真实’其实就是创造真实的人根据个人的印象和需要形成的一种说法”(代显梅18)。伊莎贝尔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奥斯蒙德:他是她走进历史并成为所观察的世界的一部分的契机;他是欧洲在她心目中的魅力的象征;他是“远离尘世的那种自由”(Wagenknecht 45)。显然，詹姆斯有意让伊莎贝尔所描绘的奥斯蒙德揭示她意识中的艺术取向和艺术创作完美性的不可能性(Meissner 112－13)。同时，作家旨在揭示:伊莎贝尔在辨别人性真伪方面受到了挫折，就好像一位艺术家受挫于真品与赝品之间的甄别一样。而这种挫折来自于知觉所带来的困惑。

伊莎贝尔知觉世界的全景再现以及超越性的顿悟在小说第42章中有生动的描写。它集中再现了伊莎贝尔如何反思她所观察的世界并如何获得真知。这是她欧洲经历的一大重要转折，因为这一次“她试图战胜屈服和蔑视，为自己打造一个坚实的自由”(Powers 98)。事情发生在一个午后。伊莎贝尔因故提前回家，却瞬间发现默尔夫人和奥斯蒙德在一起并且姿态异常(她站着，他坐着)。当晚伊莎贝尔几乎一夜未眠，陷入沉思。“一个简单的印象就像是通向广博知识的大道……以不同但却前后一致的方式揭示了意义”(Armstrong 122)。默尔夫人和奥斯蒙德异常的姿态极具象征意义，它对伊莎贝尔是一个“格式塔式的心理暗示”——“不同于她的知觉期待，该印象是对所有情况的一个重新排序，因为这一印象与她之前所期待和设想的那种和谐常态并不吻合”(Sabiston 150)。伊莎贝尔瞬间印象所传递的格式塔式信息暗示她需要重新组合其惯性或定式知觉模式。伊莎贝尔开始重新审视她对世界的理解，思索她未来的走向。当然，伊莎贝尔知觉世界中的反思、澄清直至意义的重新组合不可能瞬间完成。当后来奥斯蒙德的姐姐告诉伊莎贝尔有关她弟弟与默尔夫人两人的暧昧史和两人计谋由伊莎贝尔促成潘西与沃伯顿勋爵的婚事时，伊莎贝尔才真正明白了当时瞬间印象所揭示的真相，那就是两人的亲密和阴谋。

从怀疑到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伊莎贝尔的反省守夜使她挣脱束缚和压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伊莎贝尔开始理性地面对并审视她的婚姻，她对默尔夫人本人以及默尔在她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实施的计谋有了清醒的认识:默尔夫人利用了她的天真和无知设下陷阱，使她与奥斯蒙德成婚并成为他们实现私欲的工具。

当得知奥斯蒙德娶她完全是为了钱，难能可贵的是，伊莎贝尔没有选择公开与丈夫抗争。与奥斯蒙德公开对峙也会永久性地终止他们的婚姻，但是此时她已经意识到婚姻是责任与义务的象征。最终伊莎贝尔接受了婚姻的必然性、甚至是社会规范的强制性，这与她之前幼稚地抵触任何形式的社会文化限制所持的态度截然相反。而这种知觉世界中的变化和超越是经历了认知对象的呈现、认知对象的客观化和主观想象的介入、反思与感受等过程而达到的。

尽管伊莎贝尔的婚姻最终失败了，但在饱尝痛苦的知觉探索过程中她获得了自由。她超然面对生活、不断审视生活并最终承认和接受人生的缺憾和局限。她逐渐成熟了。她在获取自由和独立方面所经受的考验和磨难有力印证了詹姆斯在认识论意义上对知觉的把握和理解。希尔斯曾这样评论道，“詹姆斯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事件主要表现在某一位角色一次又一次渐渐地或顿悟式地发现真相;而这些‘事件’便是知觉”(Sears 20)。亨利·詹姆斯的意图正是通过知觉揭示表象掩盖下的真相: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知觉发展过程便是她了解世界、诠释和沉思中发现真相的过程。这种用知觉作为向导来展现生活的艺术便是詹姆斯艺术创作的基本构成。

注解【Note】

①原著引用均出自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Armstrong，Paul B．The Phenomenology of Henry Jame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3．

Bell，Jan F．A．Henry James and the Past:Reading into Time．New York:St．Martin’s and Macmillan，1991．

代显梅:《传统与现代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Donadio，Stephen．Nietzsche，Henry James，and the Artistic Will．New York:Oxford UP，1978．

Edel，Leon．Henry James:a Life．Vol．1 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85．

詹姆斯:《小说的艺术》，朱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Meissner，Collin．Henry James and the Language of Exper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P，1999．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Powers，Lyall Harris．The Portrait of a Lady:Maiden，Woman，and Heroine．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1．

Sabiston，Elizabeth Jean．The Prison of Womanhood:Four Provincial Heroine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New Jersey:St．Martin’s Press，1987．

Sears，Sallie．The Negative Imagination:Form and Perspective in the Novels of Henry James．New Jersey:St．Martin’s Press，1987．

Wagenknecht，Edward．Eve and Henry James:Portraits of Women and Girls in His Fiction．Oklahom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00．

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