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颖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美国当代黑人文坛上的佼佼者。她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天堂》是她获奖后的第一部小说，1998年1月在纽约出版，也是继《宠儿》(1986)和《爵士乐》(1992)之后，反映美国黑人百年历史进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内涵十分深刻。“评论家注意到莫里森的‘三部曲’写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爱:《宠儿》是母爱，《爵士乐》是情爱，《天堂》则是宗教的爱——上帝对人类的爱，人类对上帝的爱”(王守仁、吴新云1999:188)。但是《天堂》的第一句话“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①为小说奠定了种族、性别和暴力的基调，所以小说建立的是多重对立:鲁比与修道院、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而不仅仅是宗教主题。

故事主要发生在1976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名为鲁比的虚拟小镇，围绕着鲁比镇的兴衰而展开。小镇的创建者和居民全部是非裔美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奴隶制的南方，获得人身解放后北上追寻自由。由于沿途受到各种歧视，在一片荒野上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镇子——一个纯黑人社区“黑文”，以及后来的“鲁比”。他们试图创建理想中的人间乐园，鲁比镇也曾经被建设成天堂，但后来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小镇不久就陷入了全面恐慌。与此同时，附近一个废弃修道院中女人们离经叛道但又包容兼爱的生活深深刺激了鲁比镇。他们认为修道院是罪恶的根源。一个凌晨，鲁比镇的九个黑人男子袭击了修道院，一个白人女子被射杀。血腥的暴力违背了打造人间乐园的初衷，书名虽然是“天堂”，但是故事的悲剧结局与书名形成反差，故事中的天堂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与歧视的世界。

自从莫里森1977年因小说《所罗门之歌》获全国图书评论界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以来，国外对莫里森的研究一直兴趣不减。1988年《宠儿》获普利策小说奖(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后，对她的研究更是猛增。1993年的诺贝尔奖则将对她的研究推上新的高潮。国内对莫里森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尽管起步较晚，但其小说目前已成为国内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美国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截至到2011年12月，我国论者共发表了3000篇有关莫里森研究的文章。但是莫里森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者的选题较为单一、集中，有明显的重复研究的现象。不少国内研究者把眼光投向《秀拉》、《宠儿》、《所罗门之歌》，对《天堂》的研究大大少于莫氏其他作品，截止到2011年12月，对《天堂》的文章只有107篇，这些研究基本分成女性主题;黑人文化主题;种族和社会历史主题;叙事艺术几类。

《天堂》体现了莫里森致力于超越性别、种族、阶级、宗教、黑人历史和文化的界限的尝试，以及对爱的多面性的思考，而这些主题都很好地融合在对乌托邦的探讨中。黑人聚居小镇表达出黑人对乌托邦的向往，但因试图建立天堂而产生的武力冲突表示种族歧视不是与世隔绝的借口，乌托邦应该建立在容纳之上，而不是追求一个绝对理想化的世界。

一、乌托邦理想概述

“乌托邦”一词虽然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是做为一个概念，是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6世纪早期提出的。它是拉丁文Utopia的音译，来源于希腊词根ou－topos，ou表示“无”，topos表示“处所”，连起来就是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同时来源于词根eu－topos，表示完美的地方。所以乌托邦指莫须有的理想王国。

如果把两个词源做比较的话，传统的乌托邦概念明显地侧重于“eu－topos”(完美的地方)部分，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改革方案，描绘出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且或多或少与世隔绝。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乌托邦的定义就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居民生活在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环境中”。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小岛，就是一个没有不平等、没有剥削、人人劳作、乐得其所的地方，但是任何外国船只都不能到达小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种传统的、蕴含着憧憬精神的乌托邦文学走向衰落。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反面乌托邦”(Dystopia，Anti－Utopia)。它蕴含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传统乌托邦所描绘的世外桃源相反，它通常描绘黑暗可怕、地狱般的空间。因此对“eu－topos”的侧重远远不如以前，更强调“ou－topos”的一面，即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不再代表亘古不变，精美蓝图，终级结论，完美无缺，即使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也是开放的、留有余地、随时准备变更。

当今乌托邦文学的这种走向鲜明地体现在莫里森的《天堂》中。《天堂》充分展现了非裔美国人对人间天堂的精神诉求，但是“天堂”里的悲剧质疑了非裔美国人在争取自我权利和重构自我的过程中绝对化的倾向，表达了作者对乌托邦理想绝对理念化的担忧，对传统乌托邦概念的颠覆。

二、天堂鲁比的建立与毁灭

鲁比镇人的祖辈从密西西比州赤脚徒步迁徙到俄克拉荷马，建立起“黑文”镇和后来的鲁比镇。小镇鲜花繁盛、社会秩序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恰似凡尘中的伊甸园。“空间上不与任何居所为邻:方圆九十英里内没有相邻的小镇，唯一的近邻也在十七英里之外，没有高速把小镇与外界相连，镇上不为任何途经者提供方便:没有饭店、警察、加油站、公用电话、影院或医院”(12)。居民们有自己的食品店、储蓄所、贷款银行和彼此间相隔不足英里的教堂，自给自足、与世隔绝。小镇统治者为此而沾沾自喜:“这里从没出过罪犯。偶尔一两个行为不端、有辱家门或可能威胁小镇观念的人都受到了精心照管。从一开始，小镇居民就自由自在、受到保护”(8)。

历史上真正的黑人聚居小镇(all－Black town)并不多，但也有所记载。莫里森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分》栏目记者伊丽莎白·法恩丝沃斯(Elizabeth Farnsworth)采访时说，她的小说就是以这些小镇为原型创作出来的②。莫里森曾经考察了俄亥俄州28个真实的纯黑人居住的城镇。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是建于1890年的兰斯顿镇，创建者说服了大约2000名非裔美国人在此聚居。然而当这些非裔美国人居民花光了积蓄，无法谋生之时，该镇很快萎缩。这个小镇正是小说中鲁比镇的原型。

更重要的是，封闭的鲁比镇是莫里森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反馈。莫里森批判黑人因沉溺于传统而产生的封闭。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发源应该追溯到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黑奴的解放第一次给了他们不再依靠白人的机会。黑人民族主义中有躁动的“分离主义”情绪，以20世纪二十年代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所宣扬的回归非洲政策为代表，也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主张与白人社会分离为代表，都昭示着民族主义的乌托邦构想。

鲁比镇表面上花团锦簇，骨子里却暗流汹涌，最终沦为以保守、家长意志、彻底的种族主义与充满暴力的社区结束。所谓的理想社会有着不容忽视的弱点。第一，鲁比镇是男权至上主义的实践者。鲁比镇为适应父权制理想的女人们提供相应的保护和自由，“一个失眠的妇女可以起床，披上坎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走出自家的院子，到大路上去散步。没有灯光，但她不会产生任何的恐惧感;即使路旁有什么声响也不会吓着她，因为方圆90英里内没有什么会伤害她。她可以在月光下想想家庭琐事，想想应该给家人做些什么吃的”(8)，而她们在鲁比镇之外的世界无法做到在夜里独自安全外出。

女人们受到男人的保护，但也付出了代价。她们能做的就是遵从男人对理想女性的渴望，褪去“夏娃”的欲望而化身为“玛利亚”。年户居民举家搬迁，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不已。女人们的虚伪意味着她们清楚潜规则的存在。K.D.摩根殴打了阿尔奈特(Arnette Fleetwood)，也需要她父亲与 K.D.解决，阿尔奈特本人没有发言权，对于阿尔奈特的未来该如何，阿尔奈特的父亲则指出:“我是她爹，我会教她怎么想”(61)。

第二，这座天堂以肤色的深浅为根基。鲁比镇牢记着曾经受到的歧视，倒置了白人社会的审美标准，以黑皮肤为美，并模拟了白人施加给他们的种族歧视，对浅肤色人和外人防范。小镇人知道他们与外界的区别只在两方面:“完美和隔绝”(160)。牧师梅斯纳(Reverend Richard Misner)是鲁比镇三个牧师中最年轻的，他也是新来到镇上的，但他向罗杰·贝斯特的女儿帕特丽莎(Patricia Best)承认，鲁比的排斥让他疲惫不堪，他说，“我知道我是外人，但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帕特丽莎回答说，“你不是敌人，但在这里，外人和敌人两个词同义”(211－212)。

为了保持小镇黑色血统的纯洁，小镇的适婚男女只能在镇上的15家人中选择结婚对象。米纳斯带着他的意中人——一个浅肤女子回到家乡，却发现房子已被收走，他被迫放弃心上人，从此借酒浇愁。罗杰·贝斯特因娶了浅肤色的混血女人一直不被原谅，妻子在生产时因得不到及时的医疗帮助而死于难产。他们的女儿帕特丽莎和外孙女比莉·狄利亚(Billie Delia)因继承了浅肤色而自卑，帕特丽莎为了避免孩子继承她的浅肤褐发而选择了皮肤最黑的比利·凯托结婚。但是比莉·狄利亚三岁时因为当众把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而被视为放荡，原因不言自明:她肤色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她未婚先育的密友阿尔奈特举行婚礼时，比莉·狄利亚仍是守身如玉的处女，而阿尔奈特因为血统纯正，尽管十四岁起就和K.D.摩根发生性关系，却受到镇上人的保护。由于小镇人长期内部通婚，丝薇蒂(Sweetie Fleetwood)生的4个孩子都是先天残疾。“本来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可鲁比统治者把自我防御与保护的范围扩大，把防备和仇恨的矛头指向所有外人，以隔绝甚至消灭他人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冯平朱荣杰95)。《天堂》中梅斯纳说:“当他们自以为超过了白人时，实际上他们在效仿他们;他们以为他们在保护他们的妻子与孩儿时，他们实际上在伤害她们”(306)。自我封闭只能使小镇走向自我毁灭。

三、修道院

离鲁比镇17英里有一个废弃的修道院，修道院里没有男人，是一个女性天地。与鲁比相比，倒更像是一个天堂。女院长康索拉塔是修道院的精神领袖，她宽容地收留了四个身心受到巨大伤害的女人，她们分别是因不慎致使婴儿夭折而受辱的玛维丝、发现男友与母亲乱伦的帕拉斯、被人领养又遭到抛弃的赛内卡、四处流浪生活空虚的佳佳。修道院成了这四位饱受创伤的女性的避难所。

修道院还敞开胸怀，成为鲁比镇女人的庇护所。阿尔奈特怀孕后，K.D.拒绝履行责任，无奈的阿尔奈特来到修道院，在这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等待临产。为病儿折磨得心力憔悴的丝薇蒂六年来没有离开家，但是一天清晨，她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最终到修道院暂时躲避。

鲁比镇男人认为修道院里的女人彻底颠覆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天使形象:两个修道院的女人曾衣不遮体地在路上打架;另外两个女人在汽车里相互接吻;在K.D.和阿尔奈特的婚礼上，修道院女人着装怪异，伤风败俗，酗酒跳舞。他们认为修道院“是一个女巫聚会的场所”(276)，用“鸟”、“鹰”(129)，“婊子”、“巫婆”(276)来形容她们。

鲁比镇女人也对修道院女人的离经叛道表现出恐惧和厌恶，并污蔑修道院女人以保护自己的贞节。斯图尔德·摩根的妻子蒂薇(Dovey)认为修道院女人淫荡(288)，连被屠杀也是咎由自取。当被视为放荡的比莉·狄利亚和修道院女人打招呼，凯特(Kate)在一旁看着，并评论到:“她们打招呼很正常”(158)。事实上，鲁比镇只有安娜(Anna Flood)和索恩(Soane Morgan)对修道院女人并不刻薄。索恩说修道院“仅仅是与我们不同而已”(288)，甚至与她们成了朋友。Gerda曾指出，“女人接受性别身份，并内化了那些把她们置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其所作所为比任何其他群体更甚”(234)。

妇女紧紧团结在一起，构建起一个远离伤害，自爱和互爱的社区，这样的女性乌托邦群体在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秀拉》、《宠儿》中也出现。莫里森在对女儿国的探索中，突出探索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的关系。莫里森最初的《最蓝的眼睛》中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之间完全疏离，在《柏油娃》中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尝试接近，但以失败告终。《宠儿》中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表示了深切的关心。而《天堂》中修道院里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组成了互相关爱的女性团体。莫里森在《天堂》中有意使5个不同种族的女人住在修道院里，没有说明哪一个是白人。这种弱化肤色的创作手法(倾向)表明，在当代社会里，种族歧视应该成为过去，种族间的和睦更重要。在接受关于《天堂》的采访时，莫里森说她故意隐瞒白人妇女的身份，这样她的读者将知道“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关于角色的东西，她们的内心，她们的过去，她们的过错，她们的力量，除了她们的种族这一微不足道的信息。种族是你从人身上得到的最不可靠的信息，它是真实的信息，但它什么也没告诉你”(Paul 41)。

隔离、男权、肤色、传统价值观的动摇以及外界的困扰使鲁比镇的统治难以维系。修道院女子的独立自主挑战着鲁比镇的男权，她们的包容反射出他们的狭隘，她们混杂的肤色威胁着他们的纯黑人乌托邦，只有除掉她们，小镇才能得以稳定和繁荣。在鲁比镇男人眼里，修道院是一个“反面乌托邦般的地狱”(王守仁 吴新云179)，是罪恶的根源，“她们来到这个镇子之前，一切太平。……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有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自己呆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像是苍蝇找屎，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276)。

但是小说最后一章暗示了鲁比镇将由(互相)排斥走向融合。莫里森给读者留下了希望。以袭击修道院事件作为分水岭，读者在惋惜之余看到僵化的小镇的变化。迪肯·摩根开始自我反省，并第一次同不知悔改的孪生兄弟斯图尔德·摩根产生分歧，他赤脚到教堂忏悔(292)。“外来人途经小镇会有地方休息、吃饭、娱乐，与外界连接的公路也将铺好”(306)。小说最后一章，从来不承认死亡的鲁比镇居民为一个小女孩举行了葬礼，标志着他们开始接受死亡，承认现实。这个女孩是袭击修道院事件后死去的鲁比镇的新生婴儿“塞芙·玛丽”(Save Marie)，这名字意思为“救救玛丽”，实际上也是作者暗示“救救我”，“救救小镇”。牧师梅斯纳在塞芙·玛丽的葬礼上的深情布道也暗示了小镇将敞开封闭的大门，接纳时代的变化。

鲁比镇一边创建完美的人间乐园，一边又陷入完美标准所带来的恐慌。建造天堂的理想最终招致了悲惨的下场。整个小说最后以“天堂”(Paradise)一词结尾，暗含着人类从天堂坠落人间，用莫里森自己的话说，“其全部意义在于把乐园从它的宝座上拉下来，使之成为每个人的地方，让它对乘客和乘务人员一同开放。我愿所有读者能把‘乐园’(Paradise)第一个大写字母P改成小写”(Reames 61)。事实上，莫里森关于天堂的概念就如同她对家的概念，早已剔除了完美、隔离。在书中，牧师梅斯纳与帕特丽莎争论什么是家时说，“难道你想象不出来拥有一个真正的家时是什么感觉吗?我不是指天堂，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人间的家。不是你买的，建的城堡，因为这种城堡不是把人关在里面，就是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213)。

莫里森是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在乌托邦体制下自由思想的丧失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天堂”这个名字令人神往，但书中只是寻求天堂之路。只要天堂建立在排斥那些不配进入的人的信念上，乌托邦将逃不过失败。莫里森在诺贝尔演讲中说: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是谁的天堂呢?她在想。什么样子的天堂呢?现在到达天国可能是还早了些，如果没有人能有时间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的话。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幻想的天堂可能就在他们的脚下。这很复杂，很难做到。是的。但那却是一幅活人的天堂景象，不是一个死后的天堂。(“Nobel Lecture”)③

用Susan Mayberry的话说，乌托邦要从大写的“Out There”(与世隔绝、完美)，转变成小写的“out there”(超越种族和阶级差异的界限)，乌托邦存在于当下、脚下、眼前(260)，而这种对传统乌托邦理想的颠覆和超越贯穿了《天堂》全书。

注解【Notes】

①See Morrison Toni，Paradise ，(New York:Plume，1999)3.下文凡出自本书的引文均随文表明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表明。

②See “Conversation:Toni Morrison.”The“NewsHour”Transcript.7 Jan.2012 ＜ http://www.pbs.org/newshour/bb/entertainment/jan－june98/morrison_3－9.html＞.

③See Toni Morrison.“Nobel Lecture.”19 Mar.2012 ＜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93/morrison－lecture.html＞.

冯平朱荣杰:“当烤炉成为圣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005):91－95。

Gray，Paul.“Books:Paradise Found.”Time Jan 19(1998):37－ 42.

Lerner，Gerda.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Mayberry，Susan Neal.Can’t I Love What I Criticize?The Masculine and Morrison.Athens，GA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7.

Reames，Kelly.Paradise:A Reader’s Guide.New York ＆London:Continuum，2001.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瑞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