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颖

荒诞派的剧作《犀牛》深刻传神的表现出作者的美学价值观和高超的创作技法。它的异化主题的选择类型总体来讲是“群体变异”，但从剧情发展中不难看出，实际上它彰显的是由个体变异到群体变异的过程。最终以除贝兰吉以外的整个社会的异化有力的传达出创作意图。《犀牛》中这两者的转变原因除去社会外界影响力的日益增大，从众心理作用下的个性意识的逐步丧失也不容忽视。现代人麻木、失去判断的精神状态以及主动以变异为美，以变异为要求的荒诞效果富有震撼力，使此剧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一、人物情节的设置——从众心理的支配

从众心理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常态现象，众多文学作品均有所涉及。然而在《犀牛》中它更居于导致个性意识群体丧失的根本原因这一核心地位。剧作的深刻在于它不仅将从众心理作为引起情节的社会心理加以阐释，而是通过各方面多元化的展现使之透彻的融入剧本当中，引起读者深刻的反思。

《犀牛》的基本情节是小镇上的居民发现了一头呼啸而过的犀牛，而镇上的人逐渐均变异成了犀牛，最终只剩下贝兰吉一个孤独的人类。从众心理即“个人由于受到团体的压力，而在知觉、判断、动作等方面做出与众人一致的行为”(杨荣77)。这种心理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两种，一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压力，而是个体想象中的群体压力。剧作分别对这两种表现形态给予了展现。真实存在的社会压力通常由剧本中的直接描写来加以说明，背景里“直到幕落为止，看到后墙上时隐时现的被美化了的犀牛头像，它们的数目越来越多”(430)。贝兰吉身边所接触、认识到的人均变成了犀牛，目之所及不见同类，由此可见外界社会压力的巨大。此种情形下个体只要生活在群居社会中，就难以保持自己的旁观状况。同样，个体想象之中的群体压力则付诸于角色之口，苔丝在最后一秒放弃坚持斗争，投入犀牛大军时的心理变化过程细腻详尽，听到电话和广播中传来的吼叫声后她“浑身发抖”，意识到“它们不会安分的，这是明摆着的”(439)。在极度的恐惧之下她也开始转变观念，以犀牛为美，彻底成为从众心理支配的俘虏。从心理因素分析群体行为时，通说观点认为突发事件引起的心理不适是行为的诱因，“在心理不适情况下，人们会丧失理智状态，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产生哭泣、吼叫、模仿等初级行为”(郑航生141)。狄达尔和苔丝都在刹那间自己走下楼梯汇入犀牛大军中选择了随波逐流。在剧作创造的世界中，真实压力和个体想象都达到高潮，从众心理的产生也必然短时期内大面积爆发，从而导致全城变异的后果。

另外，群体压力作用于个性意识即出现两种行为选择的基本模式，均源自从众心理。个体既可能通过理性选择而产生了类似大众的行为，也可能出于个体意识的不自觉而产生同样的结果。《犀牛》中的多数人没有交待变异原因，例如逻辑学家、巴比雍先生等等，他们和其他若干小镇居民一样，只是随着大众的活动而活动，改变而改变，甘心丢弃自我意识而拥抱群体。考察其他出场人物的变异原因，作者对那些通过“理性抉择”而变异的人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绝妙的描写，公事房中的博塔尔先生起初怀疑犀牛的存在，却因为“必须跟上自己的时代”而变异，狄达尔认为在它们身上甚至在流露出某种自然的天真无邪的劲头，甚至是直率老实。苔丝认为犀牛们快活、漂亮、自在，甚至突然发生变异的让也有理有据，这些看似理性的思考完全颠倒是非，热衷于为从众心理的全盘作用找寻各式文明的借口，造成了巨大集中的荒诞效果。

除去对从众心理的正面体现，《犀牛》还巧妙的对其进行了突破。社会心理学认为:“缺乏自信的人比那些自我评估高的人更有可能遵从团体的压力，一个对任务没有准备的人比以前取得过成功的人更易服众”(侯桂红34)。尤奈斯库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发展却与之背道而驰，上至红衣主教和上层贵族，下至公司的经理和职员，所有人都比贝兰吉更有自信，获得过更多成功，却都接二连三发生变异，反观贝兰吉，他毫无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甚至在第一幕中看到苔丝就躲藏起来，从未成功、生活萎靡的他却成为整个小镇仅存的斗士，成为从众心理的抵抗者，跳出了此心理的怪圈。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贝兰吉对社会的依赖性极小，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普遍呈现崩溃、孤独的局面，而出离社会、出离群体的成员不能感到足以引起变异的巨大压力，因而得以成为最坚守的旁观者。

二、群体变异的过程——从众心理的展开

细读剧本可以将之分为初始阶段、开始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和结局阶段五个部分。个性意识的初始阶段表现在剧本中的第一幕，当第一头犀牛呼啸着从舞台上穿过时扬起了大片的灰尘，但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除了反复出现的“噢，一头犀牛”(311)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特殊表现。这样的状态可以理解为大家仍然固守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状态，个性意识还是完整的。一闪而过的犀牛似乎也只是从属的小插曲而已，人类的个性意识在异变开始之初没有还没有受到冲击。第二头犀牛出现之后踩死了家庭主妇的爱猫，剧中的人物都忙着安慰她，贝兰吉和让开始因为两头犀牛是不是同一头，是独角犀还是双角犀、亚洲种还是非洲种进行了尖锐的争执，这种行为也是个性意识的侧面反映，人们在对待事物的时候关注的是独特性和区别。出现的两头犀牛可以看做是个体变异的两例，还没有对整个社会造成大的冲击。

失去个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开始是第二幕中让的变异，他从一开场出现就一直呈现强势的姿态。让在异变发生过程中喊到:“人道主义早就老掉牙啦，您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傻瓜”(393)。并且认为变成犀牛是大势所趋，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在社会外部环境不断发生作用的同时，那些高喊着坚定的人实际上是否是脆弱的虚伪的，“他的坚定只不过是个表象罢了”。一旦发生动荡，他们便毫不犹豫的遵从从众心理的影响接受变化，继而堕落。发展阶段是博塔尔和狄达尔的变异，前者的理由是“必须跟上自己的时代”，后者则认为“要追随上司和朋友”，实际上这都是从众心理的反映。在此前的逻辑学家变成犀牛之后，贝兰吉只能因为“看到一只犀牛角戳破的窄边草帽”才能认出他，这个时候的狄达尔还仍然说出了“无论如何，他还保持了他原来个性的一点痕迹”(419)的话。而当狄达尔变异之后，贝兰吉的高声呼喊更是标志着人类个性意识的全面丧失:“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全都一模一样!(对苔丝)他投降妥协了。您应该强力挽留他”(429)。

在这之后的高潮阶段是苔丝的变异，她一步之差而没有成为和贝兰吉共同斗争到最后的悲哀英雄。这一段的剧作中舞台背景起到了显著的变化，背景墙上布满的犀牛头像既可以理解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可以理解为是苔丝内心想法的外化。从犀牛的数量上来看它们已经成为了主流成为了社会趋势，人类思想中的从众心理也必然随之达到高峰，原本坚定勇敢的斗争者苔丝最终放弃抵抗，这是随着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发展，个性意识丧失的顶峰表现。最后，贝兰吉的行动和选择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结局阶段。剧本以人物最后一大段的独白结尾，贝兰吉由思考解决方法到怀疑自己怀疑人类，悔恨没有变异到最后的决定斗争，从篇幅上来看，作者用大部分着墨于贝兰吉的悔恨，观众看到“这些人像之难看与那些变得极其美丽的犀牛头成了鲜明对比。”他坚持斗争的根本原因究竟是自我思考还是不得已而为之，保持独特个性的人类最终选择“坚持到底，绝不投降”(446)，他也终究成为了最为孤独的异类。

三、犀牛形象的象征——从众心理的恶果

尤奈斯库选择丑陋庞大的犀牛作为变异客体，揭示出从众心理造成群体变异的巨大恶果。

首先，犀牛往往成群结队的快速奔跑，尘土飞扬，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变异后的人们均迅速汇入犀牛大军中不断向前奔跑，象征从众心理造成的群体行为盲目、激进的特征。这样的社会状况直接淹没了所有社会成员个体的独立思考和个性意识，剧作的集中表现更是反映出剧作家尤奈斯库对无可挽救的社会堕落的痛惜和揭露。

其次，犀牛将前进中的障碍物一一踩死，杀伤力巨大。剧中第二次出现的犀牛撞翻货架，踩死了家庭主妇的猫，就引起了群众中普遍的愤慨和议论。从众心理必然使得个人行为演变成群体行为，而群体极易做出极端决策，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流血性的牺牲，“行为自身的无组织性赋予了行动者很大的匿名性，从而倾向不计后果，摒弃社会规范，导致群体极化”(陶德强王宏28)。剧作中蜂拥的犀牛军队正是如此，由此也表现出作者对法西斯的揭露和警示。

最后，犀牛大军中的每一只都难以辨认，象征从众心理支配下的社会成员毫无辨识度、个性意识完全丧失，更直接揭示现代社会普遍异化的现状。尤奈斯库以集中大范围的方式将社会现实呈现在观众面前，它是如此迫切。尤奈斯库在《头儿》中说过:“人们无需问为什么，人人如此便是最好的理由”(36)。从众心理可能体现在现代人的一呼一吸之间，但如剧作中的那样尖锐，人们只尊崇于从众和社会大流而失去了个性意识和自我判断，甚至用虚幻的理性欺骗自己，完成了个体变异到群体变异额的社会现实，尤奈斯库用夸张荒诞的创作题材完成了对现代人未来归宿的隐喻。

《犀牛》的政治倾向性很明显，即是为表现法西斯主义压榨下集体人民精神的堕落和紊乱，而他曾经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1940年前后，警察是犀牛，大人物是犀牛，你是犀牛群中唯一的人，犀牛们会问，怎么世界会被人左右呢，你呢，你也会自问，难道世界真的是被人所左右的吗?”(周健106)如此大范围的令人震撼的群体变异，就如同上文中提到，是一种个性意识群体丧失的异化过程。荒诞派剧作家在身处时代的深层作用下用近乎无理的、疯狂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人生抽象的本质和哲理，“他们的目的是要获得对真实的更精准的感知”(陈义海101)。

注解【Note】

①本文中《犀牛》出自尤奈斯库:《荒诞派戏剧选》，箫曼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以下仅标明页码。

陈义海:“极其‘荒诞’与极端‘真实’——重读尤涅斯库《犀牛》”，《名作欣赏》23(2006):101－102。

侯桂红“从众心理现象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1(2007):33－34。

陶德强、王宏:“群体行为之从众心理作用与危害摭谈”，《社科纵横》2(2009):28。

尤奈斯库:《头儿》，黄晋凯译，《世界文学》4(2003):35－38。

杨荣:“人变成犀牛的心理动因——试论尤奈斯库的剧作《犀牛》”，《临沂师专学报》8(1996):75－78。

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周健:“荒诞派戏剧的美学思想在其评判性中的体现”，《电影评介》4(2007):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