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循

(伊沙，当代诗人，著有诗集《饿死诗人》、《伊沙这个鬼》等，曾获“蒙特利尔”诗歌节提名，《山花》2000年度诗歌奖等多项大奖。袁 循，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Email:zhuangwenquan@126.com)(责任编辑:王 婉)

袁循(以下简称“袁”):您认为早年的诗与近年的诗有何区别?您近年来的诗作是不是超越了早年的诗作呢?

伊沙(以下简称“伊”):压根儿就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甚至是一个立体空间。在一盘棋上，我不会说我的第十手超过了第一手，他们是一个整体的布局。我早年的诗歌无法超越，我自己也超越不了，这是几天前的某个夜晚在长安诗歌节第78场自读了几首1991、1992年诗作后的感觉，因为生命的状态与感觉是不重复的，年轻时就是亮出紧绷绷的肌肉。

袁:您作品中的女性意象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边还是文学阅读?女性与您的诗歌写作有何必然的联系吗?

伊:都有。因为女性与我的生命、生活有联系，所以与我的诗歌有联系。我估计我是写母亲写得最多最好的中国当代诗人，大概写老婆也写得最多——其实这些都是研究一个诗人最有价值的线索，90年代我曾对待我很好的批评家沈奇说过:你应该研究研究我爱吃红烧肉对诗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研究方式太小米加步枪了。

袁:您认为自己最有代表性的三首作品是什么?为什么?

伊:1、《车过黄河》2、《饿死诗人》3、《唐》——我根据的是今天的百度条数。有趣的是:《唐》已经超过了《结结巴巴》——以后不能说只有“老三篇”了。代表作自己说了不算，读者和业界舆论说了算。

袁:您认为评价自由体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有什么不一样?您认为好诗的标准由哪些方面所构成?对于诗歌作品的评价需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伊:任何时代任何语言写的诗最终都只有一个标准——诗的终极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再宽，也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创新——你这个时代的创新在哪里?你这个语种的创新在何处?从形式到内容，无此便等于不存在。我们看文学史上那些不被提及的朝代，诗都跑到哪儿去了?诗人都跑到哪儿去了?无创新不存在，毫不含糊。

袁:您诗歌中的自然山水意象与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您认为诗人有没有必要关注自然山水?

伊:我的大组诗《行》体现了我的认识。有必要关注，我很关注，但又不会将其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城市环境对立起来。我有一个观点:城市也是现代人的自然环境。难道不是吗?

袁:您认为自己的诗歌有没有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有，您是否可以用三百字以内进行概括?

伊:如果没有，我没必要活着。三百字概括不了，我自己概括也没意义，百度一下，有千万条同行、读者的说辞。

袁:您对于当代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的诗歌有何评价?它们对于当代中国诗歌写作产生过何种影响?

伊:台湾诗歌有过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盛景，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段如果不是有台湾诗歌，将会是一片荒芜!目前的台湾诗歌也不像有人想象得那么差，根据我主持的《新世纪诗典》2011年年终统计，台湾入选7首，在全国排第11位，香港也入选了5首，来自北岛、孟浪、黄灿然三个相当有分量的诗人。

袁:您在诗歌在形式上有什么样的追求?您认为诗歌与其他文体是不是存在本质的区别?

伊:我所有的作品是最好的回答。诗歌是核，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皇冠上的宝石”，是“时代的良心”，是“时代的预言家”，是“语言的巧克力”(严力语)，是“文字矿藏中的铀”(还是严力语)，都说的是对的。

袁:您认为最近十年的中国诗人在评价自我作品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伊:缺乏理性，认识高度不够，所以才出现了好诗人说整体好，坏诗人说整体差，非文学青年最愿意说诗歌死了的滑稽局面。我认为诗人最宝贵的品质是诚实与天真。

袁:您如何认识诺贝尔文学奖?当代中国诗人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伊: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我是在中国媒体上公开预测者中惟一的测准者，所以特朗斯特罗姆获奖消息传来的当晚，我还接受了五、六家媒体的采访，后来我三度翻译一生没有获过什么重要奖项的更为优秀的美国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我为自己如此关心诺奖而感到羞愧，我称之为“低级趣味”，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谈论它以及任何奖了，所以话到这里打住。

袁:有人说，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女性诗歌写作从总体上说远超男性的诗歌，你认为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伊:我做了迄今10个月的《新世纪诗典》，二百多个诗人将近三百首诗入选被推荐，我有科学依据，开始我以男女10:3的比例推出女诗人，后来进行不下去了，从质量上也体现不出上述这种说法，中国的诗歌不存在“阴盛阳衰”，当然也不能说是“阳盛阴衰”，还算正常。

袁:您认为当代的诗坛有无大师?您认为什么样的诗人才可称为大师级的诗人?

伊:有啊，我正是。我这一代必出大师。时代给了我们太好的机会!天机不可泄露。

袁:您认为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女性是不是成为了写作的动力之一?在您的作品中，女性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您是女性诗人，那么您诗中的女性就是您本人吗?女性是不是就等同于母性?

伊:如果没有女性存在，男性也无法存在，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袁:如果您在从事诗歌写作的同时也从事小说与报告文学的写作，那么请问写诗与写小说等文体是不是存在冲突呢?写诗与写小说、报告文学对于作者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呢?

伊:有冲突，看你自己怎么解决。写诗你得涌动，没有激情不行;写小说需要平静，靠一时半会的激情不行。所以，多问题写作者(全天候作家)一定要有很好的适应这种不断换频道的能力，我自认为我是做得最好的。

袁:您长期从事诗歌批评并取得卓越成就，您认为当代中国的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是不是存在间断?

伊:有很大的间断，基本是无效的，尤其是学院批评那一大块，都是骗职称的八股文。我觉得有效的诗歌批评必须由好诗人来做，有效的诗歌翻译必须由好诗人来译。除非这个批评家、翻译家是个潜在的好诗人，只是没有见诸文本。

袁: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当代中国有许多诗人从事过政治抒情诗的写作，并且产生了贺敬之、郭小川这样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你认为政治抒情诗是不是形成了优秀的传统?

伊:这种东西曾经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反文明反人类的一个时代大唱赞歌、歌功颂德、助纣为虐，是诗歌的垃圾，诗人的耻辱。我觉得它们一钱不值。当前的青年诗人如果有谁说出“政治抒情诗”这个词，我一定认为他是脑残。

袁:您对于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诗人有所研究，对于稍前的朦胧诗人也有所观察，请问朦胧诗人与先锋诗人在诗学观念上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伊:朦胧诗人基本上是荒谬时代所造就的怪胎，我最近在集中重译外国经典诗歌，越译越觉得朦胧诗人问题大，但是也不能太苛求他们，毕竟人无法选择他生存的时代。后来的先锋诗人生长于一个不断走向正常的时代里，构成了中国诗歌一个较为健康的生态系统，但也免不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混子多多。

袁:您如何评价于坚、车延高与傅天琳三位诗人获得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具权威性吗?

伊:于:曾经写过不错的诗，曾经是优秀且重要的诗人，曾经，俱往矣。傅:有很好的诗感和真正的诗才，因为不具有先锋性而失去了重要性。车:无可奉告。鲁迅文学奖非但没有权威性，现在甚至已经臭大街，我在《新世纪诗典》的评点中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入选者某某虽获鲁奖，写的还不错——你说这是荣誉吗?我看是负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