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婉

(王 婉，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美国华人文学和比较文学。Email:wmjy_wangwan@126.com)(责任编辑:余一力)

诗歌，于华夏民族而言，可谓源远流长。从声韵风骨兼备的盛唐之音到不拘一格的自由体新诗，诗歌似已步步行出了那如镜花水月般不可凑泊的空灵之境，走近我们，步入生活。然而，当诗入凡尘，路应在何方?于坚的长诗《0档案》似乎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

于坚是中国当代的著名诗人，他曾提出“拒绝隐喻”、“诗言体”等诗歌主张，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自己的追求。他的长诗《0档案》发表于1994年，2011年被评为德国“感受世界”——亚非拉美文学作品奖的第一名，更被一些诗评家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在《0档案》中，诗人摆脱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从直接的感官出发，运用的日常的生活口语，通过一系列材料和动词的罗列，来叙述最平凡的普通人的成长史，试图“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周圣弘64)。这首长诗具有鲜明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首先，它以当代中国民间生活的凡人俗事作为主要内容。自杜甫以来，叙事诗似已被打上了崇高的烙印，关注时代，关注民生成了诗人们剖明自己良心的首选，也成了叙事诗的重要主题。及至第三代诗人出现，解构传统、反文化则成为他们的重大使命，于他们而言“真正的诗歌精神既不是英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更不是人道主义的感伤，而应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杨扬143)。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重要代表，“坚持以自己的诗笔关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试图通过呈现生活的真实，追寻生存的本质，找到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吴瑞伏40)。他的长诗《0档案》正是一个对此很好的尝试。这首诗以“他”为主人公，写“他”的出生史，写“他”的成长史，写“他”的恋爱史，写“他”的日常生活，一切似乎都是有迹可寻的，但同时一切又似乎都是没入凡尘的。“他”没有具体的姓名，若细究起来也只能找到一个所谓的代号“0”。“他”的人生经历也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一岁断奶/二岁进托儿所/四岁上幼儿园/六岁成了文化人”(50)①，“一到六年级”，“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及至最后以一篇“主题清楚/布局得当/层次分明/平仄工整/对仗讲究/言此意彼/空谷足音/文采飞扬/言志抒情”(50)的论文结束了自己的大学生涯。“他”也有鉴定如“尊敬老师/关心同学/反对个人主义/不迟到/遵守纪律”等，也有不足之处如“不喜欢体育课/有时上课讲小话/不经常刷牙”(50)，甚至还有小字条、评语、检查、药物过敏史、填料、成绩单以及所谓的产品鉴定书等等。“他”的青春期，甚至都与曾经抑或现在的男孩子如出一辙，“和肉体有关/和皮肤有关/和四肢有关/和茎有关/和根有关/和圆的有关……”“他们要的词外面没有”，只有“编了些暗语来咕噜”(52)。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有住址，有睡眠情况，有起床，有工作情况，有思想汇报，有隐藏在阴暗思想中的动词，有业余情况等等，这些被分置的详细罗列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组成一般无二，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可以从中寻找到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子。可见，在这首诗中，诗人所努力为我们呈现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凡的人，并试图以此告诉我们“生活中的平常人也可以走进诗歌，在这些人身上也是有诗意的”(吴瑞伏40)。于坚以这首长诗表达了自己对于日常生活，芸芸众生的关注。他以凡人俗事入诗，写普通人，写日常事，将诗歌由俯瞰众生的高高神台拉入最平凡的世俗的生活，力图重建出日常生活中的神性。

其次，它选择口语化的语言完成表达。语言常常是作为诗歌变革的重要前锋而存在的。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语言诗人就已经在尝试颠覆传统叙事，“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法打破语言和诗歌常规，打破逻辑意义，消解连贯的声音，切断语言与现实的联系，把语言对所指的关注引向语言自身”(林玉鹏24)。这一观点对于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三代诗人而言，影响重大。他们提出要以“颠覆以隐喻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和言说方式”，“建设一种应和平民意识呼唤的语言”(杨扬144)为己任。于坚而言更是明确的提出了“拒绝隐喻”、“诗言体”的诗歌主张。他的长诗《0档案》“就像一个词语的‘集中营’”(转引自张柠110)，在这里，传统的叙事方式都被搁置，被颠覆，没有别具深意的优美意象，没有因果相成的叙事，无关时代，无关崇高，满目所及的仅是缺乏连贯性的名词、动词和短语的罗列堆积。关于出生的过程，他用“嚎叫/挣扎/输液/注射/传递/呻吟/涂抹/扭曲/抓住/拉扯/割开”(49)等一系列的动词来表现，正如诗歌中所言“这些动词/全在现场/现场全是动词/浸在血泊中的动词”(49)。而关于知识学习的过程，他则用“成为名词/虚词/音节/过去时/词组/被动语态/词缀/成为意思/意义/定义”(50)等一系列名词来表示，由词的“从简到繁/从肤浅到深奥/从幼稚到成熟/从生涩到练达”(50)来表现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知识学习。而有关思想汇报，则又是由一系列的短句组合而成的，“他想喊反动口号/他想违法乱纪/他想丧心病狂/他想堕落……”(55)即使是日记，也仅是由“X年 X月 X日/晴/心情不好/苦闷/X年X月X日/晴/心情好/坐了一下午”(56)等等这一类枯燥而简单的叙事构成。这样简单而又缺乏诗意的日常口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谓是处处可见，然而，被诗人引入诗中却又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在于坚看来，传统的诗歌语言“负载了太多的文化、隐喻”，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诗人要说出自己的话、呈现事物的本真存在是很困难的”，因此他坚持“拒绝隐喻”(张高杰 82)，试图为新诗建立起有别与古典诗歌的“词语的场”。于坚在《0档案》中对传统语言的革新效果也许可以德国“感受世界”奖的评委卡特琳娜·波查特的评价中得到很好的印证，她认为“于坚的诗歌语言简单朴实，多为日常用语，但表达十分形象、鲜明、有力度。我们可以马上明白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他的诗歌语言生动，朗朗上口，能够激发情感上的共鸣。”②

最后，它运用了感受性的叙事方式。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叙事诗，大凡叙事皆要求有因果，须完满，由被称为“乐府双壁”之一的东汉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即可见一斑。然而，对于于坚这样的第三代诗人而言，传统的诗歌叙事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如今诗歌写作的需求，“新诗可以表达的东西，用古典诗歌的模式无法表达”，“有些诗意是现代社会才呈现的”，“在古典时代，这些先验的诗意是被语言遮蔽着的”(周圣弘67)。也正因如此，为了更真实的用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普通人的真实感受，感受性的，语言罗列式的，繁琐性的叙述已成为一种新的尝试。“常常/沿着一条19世纪的长街散步/(尚义街/属五华区/计有两处公厕/3家川味火锅店/12根电线杆/1个邮局/1家发廊/6个垃圾桶/3条胡同/14道大门/3条大标语/两个广告牌/10张治病海报/寻人启示/铺面出租)”(55)，这是诗中“他”的业余活动的描述。“公厕”、“火锅店”、“电线杆”、“邮局”、“发廊”、“垃圾桶”、“胡同”等等这些琐屑的罗列，皆是“他”在散步过程中目之所能及的，能够感受得到的存在，是作者所想要为我们营造的一种真实的、能够感受得到的现实生活。然而，这种简单的数字性的罗列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有待商榷的。在整首诗中，这样的感受性罗列是随处可见的。一个人可以被分成若干的成分，“肌肉30公斤/血5000cc/脂肪20公斤/骨头10公斤/毛200克/眼球一对/肝2叶/手2只/脚2只/鼻子1个”(56);人生的经历可以被称作“填料”，“牛奶/语文/水果糖/历史/巧克力/蛋炒饭/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钙片/义务劳动/鱼肝油”(51)等等是其组成部分;甚至是起床的过程也可以被分解为“穿短裤/穿汗衣/穿长裤/穿拖鞋/解手/挤牙膏 /含水/喷水/洗脸/看镜子/抹润肤霜/梳头/换皮鞋”(54)这一系列单一的过程。人的形象被瓦解了，成为一堆血肉器官的组成物，人生的经历变成了一堆凌乱的名词，生活的过程成为一个个机械的动作，一切的意义都被消解在堆砌罗列词句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于坚长诗与新写实小说不无相似之处，都企图以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琐屑罗列，最大限度的还原生活的真实性。

《0档案》一诗立意创新，以感受性的叙事方式用口语化的语言叙写凡人俗事，褪去诗歌的“神性”，用诗歌反映现实生活。且不论这首诗成功与否，仅从创新这一角度来讲，它不啻为诗入凡尘之出路的一种新的尝试。然而，这真的是以诗歌抒写现实生活的一条正途吗?这样一条道路到底能走多远?这些似乎都还有待商榷。

第三代诗人是立足革新的一代。他们致力于解构传统，以诗写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在语言上又拒绝隐喻，以口语入诗，力图扯断诗歌与时代，与民生的联系，消弭诗歌原有的崇高感，让诗歌回到凡俗生活之中。然而，一味的否定传统，力求革新也让他们的诗歌不自觉的步入极端，从而呈现出一些不可弥补的硬伤。于坚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这些硬伤在其诗歌中也可见一斑。

首先，于坚的诗歌中呈现出忧患意识的缺失。在于坚的诗中，“我们”的视角已转变为“我”的视角，诗歌写作的题材主要来源于“处理个人经验的世界”(周圣弘63)。《0档案》中虽然以“根据掌握底细的同志推测/怀疑/揭发整理”(55)等一系列的词句来隐晦的表达对于文革的反思，但是更多的还是致力于对于“我”的个人的成长史的展示。不得不说，于坚乃至整个第三代诗人对现实政治，对时代，对民生问题的规避，看似回归了诗歌本身的纯净，却也消解了其本应有的现实深度与忧患意识。

其次，缺乏深意的语言。传统诗人坚持“诗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其诗歌语言表现为“对日常语言的偏离和破格”，力图“用隐喻语言表现那些日常语言无法直接表现的东西”(张高杰82)。而第三代诗人的诗歌革新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拒绝意象，拒绝隐喻，以感受性的口语入诗，试图以消解语言的深度来还原诗歌的本真。于坚的长诗《0档案》便是对此观点的身体力行。各种动词、名词随感受在诗中分置罗列，即使是古诗词句也被隐隐没入日常生活之中，年龄是“三十功名尘与土”，职业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文化程度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而政治面目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56)，这些字句虽然直白浅显易为人所懂，但却也显得粗疏随意，失去了诗歌语言本应有的内涵与美感。

对于《0档案》，对于于坚，对于第三代诗人，也许我们所想要问的也正是谢冕所问过的:“我最终想知道的是，作为《0档案》这样‘自杀性’的创作时间，对诗人于坚的创作生涯意味着什么?于坚和他所代表的这批诗人下一步些什么?怎样写?你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会导致你怎样的新的选择?”(转引自沈奇44)那么，当诗入凡尘，路究竟在何方?也许我们该从传统的诗歌中汲取要一些精华所在，比如诗歌对时代、对民生的关注，比如诗歌所应保持的精神立场，比如诗歌的崇高感。时代在变化，诗歌当然需要创新，但是创新并不是意味着对传统的完全摒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诗歌创新而言是必要的。

注解【Notes】

①以下引文均出自于坚:“0档案”，《大家》1(1994):48－58。以下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作注。

②《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2012年5月24日 ＜ http://news.cntv.cn/20110323/110870.shtml＞ 。

林玉鹏:“伯恩斯坦与美国语言诗的诗学观”，《外国文学研究》2(2007):24－30。

沈奇:“飞行的高度——论于坚从《0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当代作家评论》2(1999):41－49。

吴瑞伏:“诗探索:诗或者堕落——谈于坚诗歌对日常性的关注”，《雄楚师范学院学报》1(2006):40－43。

杨扬:“‘第三代诗’的反文化特征及其影响”，《当代文坛》5(2011):143－145。

周圣弘:“‘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于坚先生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1(2012):66－67。

张高杰:“隐喻的消解——于坚诗歌创作片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2004):82－84。

张柠:“于坚和‘口语诗’”，《当代作家评论》6(1999):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