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遂庭

文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文学起源于“巫术”，有人说文学起源于“游戏”，有人说文学起源于“劳动”，有人说文学起源于“模仿”，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些说法，大都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学与原始人们在生活上的联系。然而，如果要追本溯源，找出一个最适当和最中心的关于文学发生的说法，那就要从给了我们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大地说起，在这里可以找到全部文学的根源，那就是——文学地理学。邹建军先生指出:“既然文学离不开人与审美，那么人是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的，任何人都只能产生于一定的自然环境。成长与发展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同时，任何审美也都是人对于人、事与景的审美，这种审美也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在真空里面的‘原审美’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参见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术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课程讲义)。探讨“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能使我们从根本上了解文学、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更好地掌握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事业更加繁荣与发展。

那么，“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是怎样在文学身上发生的呢?它们具有那些显现形态呢?根据笔者的观察与分析，认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作用于文学，主要有六种形态。

一、作家性格的成长与形成，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结构气质精神积淀的关系。

德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及地理气候对人的生理及精神的影响时说:“在寒冷的气候下，我们外部纤维的末端紧缩起来，这样就是它们弹力增大，利于血液从末端返回心脏。寒冷还会减少这些纤维的长度，增加它们的力量。反之，炎热的气候会让纤维的末端松弛，减少它们的力量和弹性。所以，处于寒冷气候人的精力充沛，血液流畅，分泌均衡。心脏的跳动增强了，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如人变得更有自信和勇气了，人的性格也会更加开朗，直爽，不会轻易生疑，很少忧郁、耍手腕和诡计。气候炎热的国家中，人们的器官娇嫩，使得他们对一切与两性相结合都有敏锐的感觉。气候炎热的国家中，爱情与许多东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炎热的国家中，爱情是人们幸福的惟一源泉，如同生命一般”(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西安: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93—94页)。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也说:“有的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浪上，为忧郁或过激的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其他的却住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一开始就倾向于社会的事物，固定的国家组织，以及属于感情和气质方面的发展雄辩术，鉴赏力，科学发明，文学，艺术等”(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以上两位哲人的论述，都说明了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气质及精神的重要影响。孟德斯鸠多从气候与人的生理关系剖析，泰纳则多从地理环境结构的气质精神对人的气质影响加以分析，把地理基因对人的影响与作用分析得十分中肯。而作为作家的人，无疑也不例外地受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结构与气质精神的制约，以及在作品中体现出个性鲜明的地理基因。《北史·文苑传》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贵乎气质”(郑奠 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1页)。说明南北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很大的不同。

二、文学作品创作的地理触发。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376页)，《礼记》中也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郑奠谭全基:《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页)。这都说明地理环境之物的触发，是文思的开始。大地的山林沃壤是我们思想的惟一源泉，是作家创造作品的“文思奥府”。清代沈德潛所编《古诗源》第一首诗《击壤歌》，就是受地理环境触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沈德潛:《古诗源》，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页)。这句句不都是受地理触发，所吐露的诗句吗?古埃及《阿顿颂诗》中说:“黎明时，您从天边升起，您，阿顿神，在白天照耀着，您赶跑了黑暗，放出光芒，上下埃及每天都在欢乐，人们苏醒了，站起来了，这是您，使他们站起来的……”(胡正学:《外国文学简明教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正是人们对生存地理环境中重要物象之一的“太阳”的感念。它“赶跑了黑暗，放出了光芒，上下埃及都在欢乐……”“太阳”给他们以温暖，“太阳”给它们以秩序，“太阳”给他们稳定和依赖。这不也是一首对自然地理之物太阳的感恩，而发自内心的赞歌吗?鲁迅先生在论及中国小说的起源时说:“……因为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76—77页)。此也是从地理环境现象对人们的惊怪、感念、想象出发，论述了小说因地理环境而生成触发和起源。

三、文学作品里地理环境的描写与作家身处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黑格尔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说:“伊奥尼亚的明媚天空和富有诗意的土地有助于产生《荷马史诗》”(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说明《荷马史诗》的优美风光，与荷马身处地区的自然环境源流关系。屈原所以能洞见风骚之情，主要是得到了“江山之助”。南宋诗人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许多诗篇就是以老家山阴风物景观为背景创作的，《思故山》:“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湖山奇丽说不尽，且复为子陈吾庐。柳姑庙前鱼作市，道士庄畔菱为租。一弯画桥出林薄，两岸红菱连菰浦。陂南陂北雅阵黑，舍西舍东枫叶赤……”(陆游:《陆游诗词选》，邹志方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8页)。如画的诗句，充分展示了作者身处自然地理故乡的风貌，风光则成为了诗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虽然一生多乔居国外，然而，作品中地理环境描写与其出生的北欧挪威的地理风光的一致，也是显而易见的。《群鬼》和《野鸭》它们都具有挪威自然地理环境的明显特征:寒冷、雨雪、山岭、峡湾。《群鬼》中的“大玻璃窗外迷迷濛濛，正在下雨，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峡湾里的苍茫景象”(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野鸭》中的“前方左首，有个壁炉烧着通红的煤火”(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这是对寒冷的反衬。从这些作品的景物描写，可以看出童年住地的地理基因给一个作家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易卜生在给《野鸭》的出版商的信里说:“意大利的天空，这里轻松的生活方式似乎强有力地加快了我的生产率。我觉得在这里工作要远比在德国轻快的多”(比约恩·海默尔:《易卜生——艺术家之路》，石琴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05页)。这又说明作家在优美的地理环境里，童年的地理基因能清晰的显现，唤起作家心灵的地理风光络绎不断，使作家触发更多的灵感。

四、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性格与作家生存的地理环境气质的关系。

卢森堡据《狱中日记》记载，在阴霾的天气里，他看到的总是愁云惨淡;可是，当他看到闪电和云霞时便如释重负，豁然开朗。他说:“不论我到哪里，只要我活，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江溶申家仁:《创作例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闪电”、“云霞”使作家胸襟开阔，澡雪情操，获得了无穷的勇气，信念和力量，也使主人公坚忍不拔的斗志与自然地理环境中的雷电互为因果。屠格涅夫常常描写大自然怎样深刻有力地影响着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地理基因成为影响他和他笔下主人公的情绪、感触和思想的源泉。他在《我们要继续奋斗》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很苦恼地慢步在林间，忽然发现一只小麻雀朝着要捕捉它的鹰，鼓起小胸膛，放胆地叫着。于是，他觉得自己“有了胆量，有了勇气”，他写道:“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继续奋斗!”(江溶 申家仁:《创作例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59页)这里地理基因的发现，成了作家人物性格的强心剂。作家和他笔下的主人公的思想、情操，也因地理基因的发现和精神认同，而得到升华。

五、文学作品主体风格与作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气质精神的互见。

一部文学作品的主体艺术风格，往往也和作家身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我国画史上的“南北宗”之分。属南宗的董源“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只笔”(沈括:《梦溪笔谈·书画》，张富祥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3页)。以优美取胜;而北宗的范宽则多写关陕一带崇山峻岭，“峰峦浑厚，势壮雄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三家山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21页)，以壮美见长。孙犁的白洋淀写作，沈从文的湘西写作，邹建军的诗和散文里的西南风光，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自然地理出身。

六、文学作品描写的人物性格与人物赖以成长的地理环境的关系。

人物性格的历史，也是人物赖以成长的地理环境史。穆桂英、崔莺莺、杜十娘，以及她们所成长和生活的不同地理环境，与她们对爱情遭遇的不同反抗形式有密切的关联。穆桂英自幼生长在穆柯寨，跟随父亲占山为王，习兵练武，地理环境赋于她一身豪爽英武之气，当她得知杨延昭拒亲，并要把与她私订终身的杨宗保斩首示众时，便怒从心头起，要兵戎相见，迫使杨延昭让步，最后促成自己的幸福。而相国之女崔莺莺，自幼生在诗礼之家，长在深闺之中，地理环境的狭小伴之与老夫人的威严约束，使她在爱情方面充满了矛盾。她因出游引发了一种潜在的爱情要求，与张君瑞一见倾心，但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后老夫人赖婚，在丫环红娘的无私帮助下，才与张君瑞结合。杜十娘身为名妓，地理环境是在香闺帷帐之中接受王孙公子的追欢取乐，她不甘于被侮辱被玩弄的生活，当她遇到富家子第李甲的爱恋时，便苦心作了从良的准备。但因孙富破坏，李甲背叛，美丽善良的她梦幻破灭，投江自杀。三个艺术形象，从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不同性格，和三种不同的反抗形式，显示了三种不同的后果，印证了人物成长的地理环境、人物性格，以及与她们成败得失之间的对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