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向群［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418］

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作品《简·爱》中描述了两个关键的女性人物——简·爱和伯莎·梅森，一个出生寒微，父母双亡，寄人篱下；一个出身种植园主家庭，物质富裕。同样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同样是围绕着一个男人，最后的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过去有许多的评论都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来说明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而本文认为伯莎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没有争取话语权的女性，她们承受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施加的巨大苦难。而简·爱，虽身处逆境，可是她却敢于向男权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坚持自己的话语权。正是由于这样的不同，才导致了这两位同时代的女性不同的人生境遇。

法国后结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权力与知识携手共进。说话是一种权力，所说之话就代表了自己的思想、立场甚至地位。夏洛蒂·勃朗特通过《简·爱》揭露了以罗切斯特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其本质就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它代表一方，即意味着必定还有与其对立的另一方，而对立的一方必定会受到压制和限定。

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力。小说故事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当时统治英国社会的权力话语是以财富、出身和性别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中的伯莎·梅森不但成为父权婚姻交易的牺牲品，而且由于其反抗遭到了长达15年的监禁，还始终被冠以“疯女人”的恶名。通过分析读者可以发现，伯莎·梅森一直处于一种缺席、失去话语权的境地，本文认为正是伯莎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导致了她的悲剧。而简·爱积极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力，表现了她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反抗和消解，实现了与男性的平等对话同时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幸福目标。

一、伯莎·梅森——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

在小说中有关伯莎的一切，她的婚前、婚后、变疯等一系列的情节都是从罗切斯特的话语中得知。罗切斯特甚至解释他和伯莎的婚姻是由于他受到了伯莎父兄的欺骗。罗切斯特控制了桑菲尔德庄园——象征他男性统治地位辖区的话语权。如果伯莎拥有了话语权，她就可以揭露罗切斯特的负心、放荡和堕落。如果伯莎·梅森拥有话语权，她也可以证明她没有疯。可是她被剥夺了声音，丧失了话语权，以至于自由的权利也没有了。正是由于话语权的丧失，她才任人宰割，被丈夫贴上“疯”的标签，作为在外放荡，寻花问柳的借口。

在小说中，被贴上了疯女人标签的伯莎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象征。她的故事开始于她和罗切斯特的婚姻，她的婚姻全部由父亲操纵，父亲想让她嫁给谁，她就要嫁给谁，自己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只有保持沉默，默默接受，这就为她婚姻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从此，她的话语权就被彻底剥夺了。小说从头到尾都没让她说出一句话，全部的话语权都掌握在罗切斯特的手中。无论罗切斯特说她是疯子、傻子，乃至家里几代人都疯、几代人都傻，她都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一句。这种场景正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小说以伯莎·梅森的形象揭露了夫权对女性话语权以及全部生存权利的剥夺。

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因为全部的话语权都在她丈夫手里，所以语言不是她的武器。她试图烧死毁掉她青春的丈夫，试图刺死埋葬了她幸福的哥哥，她撕毁了那象征婚姻的面纱。最后她一把火烧毁了桑菲尔德——男性统治的中心。在这些疯子般的举动背后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女子的挣扎和无奈，读者可以从中听到她无声无助的呐喊。

伯莎·梅森经历了父权与夫权的压迫，她的个人意志被剥夺，年轻美丽而又鲜活的生命被长期封闭在墓穴般冷冰冰的屋子里，罗切斯特封闭她作为一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一切信息，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利。桑菲尔德庄园是男权统治的象征，她是夫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她无声的抗争最终是以自己的毁灭为代价的。伯莎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二、简·爱——奋力争取并赢得话语权的女性

简·爱在其成长过程和奋斗历程中有意识地争夺话语权，从而能掌握自己命运。故事发生时，简·爱是个十岁大的小女孩，寄人篱下。她尽量避免和少爷约翰·里德的冲突。可当她受到欺负时，她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着小少爷大叫“恶毒、残暴”，她称约翰是“谋杀者”“奴隶的监工”。勃朗特首先让年幼的简·爱无意识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为了摆脱简·爱的声音，简·爱被舅母送去寄宿学校，但她这种有意识地争夺权力话语使她获得了一种不再受少爷欺负的自由。正是这种奋斗使其以后能够适应罗沃德学校的苦难生活并生存下来，后来得以自立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

在桑菲尔德庄园，简·爱听罗切斯特讲他的经历，讲他的痛苦和不幸。罗切斯特无疑是这个世界的话语中心，表面上是在述说自己的痛苦经历，实质上是男性权力话语的作用。但是简·爱没有让罗切斯特话语中心的地位得以保持下来。她不愿成为罗切斯特的附属品而成为他的情人，她逃离了罗切斯特的控制和支配。简·爱对着罗切斯特坚定地说出：“我可以离开你。”她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自谋生路。故事的最后，简·爱得知罗切斯特有难，前妻已死，这才出于心中真挚的爱而与他结为夫妻。简·爱由于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最终赢得了在罗切斯特面前的话语权而争取到自己的幸福。

勃朗特的《简·爱》刻画了这样两个形象性格鲜明最后命运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通过伯莎这个失去话语权的女性形象，勃朗特谴责了剥夺女性话语权而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男权社会；同时通过刻画简·爱这样一位努力争取女性话语权的女性而向广大女性朋友们打开一扇通向幸福的窗。简·爱不要没有婚姻的爱情，因此她拒绝了罗切斯特，她更不会要没有爱情的婚姻，因此她拒绝牧师圣约翰的求婚。简不仅渴望在精神上与罗切斯特平等，她更想在经济上与他平起平坐，要像男人一样自由、尊严地活着。简·爱这一形象正是勃朗特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沉思：女性必须重视话语权力的争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合适的话语权，找到了合法的身份和位置，争取到与男性在社会上的平等。

在现实社会中，也可以看到像伯莎这一类女性的影子：她们有良好的社会背景，年轻美貌，但是她们缺乏独立的人格和对自我价值的清醒认识。她们总是将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他人的身上，而从不会试图以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自由、平等的爱情和婚姻。伯莎是一个富家女，又有着巨额的陪嫁，她的人生轨迹和简·爱的完全不同。她不需要像简·爱一样通过自身的辛苦努力来获得赖以生存的财富。她的出身已经赋予了她享受这一切的权利。可是她的一生都不曾拥有过真正的幸福，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感情上，她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生活上的优越以及经济和感情上的依赖使得伯莎不可能像简·爱一样及时意识到女性话语权的重要性，而正是这种意识上的差距导致了她最终的悲剧。夏洛蒂·勃朗特给这两个女性人物安排的不同结局给我们当代的女性以警示：女性应当通过自己的声音去追求完美、独立又有尊严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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