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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到无路可退:由《风雅颂》看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

2012-08-15权雅宁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陕西宝鸡721013

名作欣赏 2012年3期
关键词:诗经知识分子大学

⊙权雅宁[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陕西 宝鸡 721013]

阎连科的小说《风雅颂》是近年来表现知识分子题材的优秀之作。《风雅颂》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我国高等院校的种种弊端,掀开了长期不为人们注意的阴暗一角,用浪漫主义手法勾勒出大学教师面对丑恶社会问题时的步步后退之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知识分子现实中的失语、性格上的懦弱、精神上的虚伪,同时却从未放弃的乌托邦梦想。

一、“多余人”的身份处境

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失语表现为“多余人”的身份处境和存在焦虑。“多余人”是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的,是对当时俄国文坛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阎连科的小说《风雅颂》的主人公杨科也是个“多余人”。小说中这样写道:“我在这个世界上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多余在春来叶发间的一个虫包儿,原来我在哪呆都是一个闲余人。都要找到一个最为贴切、合适的理由才能呆下去。”杨科感觉到自己是个“多余人”。“我有一种被人从自己家推出来的遗弃感。我知道我是那个家里不受欢迎的人……”事实上他不仅在家里是一个多余人,在学校里仍显多余:“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我的消失,突然回来和出现,连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应该,不自在。”甚至回到自己的家乡,都需要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才能容下他。“多余人”与任何环境都是有隔膜的,这种格格不入引发了杨科的身份危机。

杨科所在的大学,充斥着权色交易、职称评审不公等许多丑恶现象,象牙塔里的学者不再纯粹,大家都在追逐利益。职称和学问无关,而成为权力分配的对象和获取利益的途径。杨科作为一个从民间根部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刻苦,从耙耧山区一直奋斗到全国一流高等学府清燕大学,一路硕士、博士读书求学,直到留校任教,并评上副教授。他写作《风雅之颂》的动机,从表面上看是妻子对他的言语刺激,希望他对得起父亲,实则不然。书中有一段茹萍和杨科的对话:“物价又涨了,你知不知道?以前鸡蛋是三块二一斤,现在是四块六一斤。以前花生油是三十块钱一桶,现在是四十七块钱一桶……”不同的是,同为高校教师的茹萍与杨科面对生活的物质压迫,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因此走向了不同的命运。茹萍选择了向权力谄媚,以色易食,以窃取他人成果而获得职称、荣誉与崇高待遇。杨科的选择与其说是选择,毋宁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他仍然投身书斋,希望用更辛苦的精神劳动早日获得学术成果,然后再让学术使他成为真正的教授。所以他五年如一日,一个人蜷曲在窄小的书桌前完成了学术巨著《风雅之颂》。然而杨科的选择却显得那么可笑与无知,最终也没能靠它成为教授。茹萍剽窃这部书稿就能获得国家最高学术奖,顺利晋升教授,并成为主管一方的当权者系主任。

杨科无法理解这一切。无法理解和适应这一切的副教授杨科成了这儿的“多余人”。学校决策层集体决策把杨科送进精神病院——至此,清燕大学驱逐了杨科,对杨科完全失去了正义与公平。即使在精神病院,因为杨科的“不听话”,也遭到电疗的待遇。杨科从身体到精神都遭到了彻底的惩罚。然而,杨科做错了什么吗?事实上,杨科仅仅是做了一个大学教师应该做的最低限度的事情——教学生,治学问而已。杨科在精神病院,茹萍第三次来看他,走了之后,杨科咒骂一切,只因一切太让他不可思议,超乎想象。他狂躁、不安、焦灼,因为这一切来得都那么没缘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灾难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向深渊,推向自己也不知将要去的何处。

杨科的焦虑是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冲击下的存在的焦虑。当世界变得疯狂时,正常人反而像个被抛弃的小丑。杨科在茹萍们眼中,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小丑,只能充当他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这种精神苦痛来自于杨科被遗忘、被湮没、无法自己主宰的命运。他在当下世界的边缘地位和无力感,他人生尊严和价值的失落与追寻,他五年心血铸成的书稿因为没有几万或几十万的资助而不能出版。他的课堂上,一个可容纳二百人的教室,最后只剩下十几个学生,留下的原因居然是为了让老师掏钱请他们看电影。真正知识的课堂留不住学生,留住学生的是像赵茹萍那样谈一下明星趣闻的瞎扯。

在此,知识、知识分子已无处安放。尊严失落、知识失落、精神失落成了时代的病症。正如王岳川在《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所言:“不少知识分子面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危机、文化的迅速贬值、教育的滑坡和疲弱,知识者个体角色的尴尬失落和羸弱迷惘……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丧失读者和听众。”①无时不在的被抛弃之感驱使杨科用其他方式、在其他地方寻找尊严,试图获得自我拯救。

二、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的精神苦旅

知识分子原本肩负着启蒙与改造社会的责任,然而由于现实中诱惑欲望的因素日益增多,当代知识分子走下神坛,从圣洁走向世俗,从民众的启蒙者、代言人和社会历史的预言家转变成个体意志的体现者,追求欲望、放纵欲望乃至自我放逐,学术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甚至追名逐利的职业,而不再是事业。

高级知识分子杨科退回到窄小的书桌边,在故纸堆中寻找人生晋级的可能。此刻权力正在改造他的妻子,“反认他乡是故乡”。这场社会改造从身体到灵魂取得了全胜,赵茹萍从身体到灵魂完全抛弃了杨科这个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由一个高中未毕业的被启蒙者羽化为杨科的启蒙者。被妻子启蒙的杨科却已经失去了效仿的能力和勇气,但他终于明白:这里不是家园。无家可归的杨科只有离开清燕大学,离开京城,去寻找家园。然而家园何处?乡关何处?尊严何在?

从“我的大学”退回到“我的故乡”是杨科的第一次后退。“故乡与返乡”是文学中常见的一种故事模式,故乡与返乡之间形成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时空变化最适合容纳主人公的丰富感受和思考。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认为,一个叙事性文本就是一个陈述句的展开,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就是“追寻”。返乡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某种东西。也就是说,返乡的目的正是意义生成的关键。杨科返乡的目的是他的初恋女友。假如说,“我的大学”意味着人类对更高精神和更理想生活的追求,象征着人的成熟长大;那么“我的故乡”则象征着人类的襁褓和幼年时代。从需要层次理论看,“我的大学”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我的故乡”则是人类的低层次和基本需要。被妻子抛弃的杨科首先想到的是初恋女友:“(他)颓然坐在沙发上,脑子里闪过第一个想念是,我该回我的老家耙耧山脉看看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回过我的老家了。好多年没有见过那至死都爱着我的玲珍了。”然而初恋的确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当他见到玲珍时,“忽然间——忽然之间,我竟莫名其妙地对她产生了一种找错了人的误会感。……那脸上还有着一些柴干和枯黄,如一片霜打雨浸过的菜叶儿。……她衰老的样子让我一时无法接受……我心里冷了一下,仿佛来自她身上荒冷的凉风吹进了我的心里。”梦与现实的错位映照出:初恋女友对他的所谓“爱”和他对初恋女友的所谓怀念无非只是杨科自欺欺人的精神支柱而已。

从“我的故乡”到“天堂街”是杨科的第二次后退。为了维持一点虚荣的知识分子的自尊,为了不让村里人看不起他,杨科在过年时去天堂街找妓女们鬼混;但他又不愿意让妓女们把他混同于一般的嫖客,于是和妓女们鬼混时他又讲课又体恤下情乐善好施,以换取妓女们的赞美与崇拜。

知识分子的自尊在杨科身上逐渐变成了虚荣和虚伪,并且只能用语言的伪饰来保护一种虚无的尊严。面对初恋女友,杨科本想诉说自己被抛弃的痛苦,一张口却是:“我没想到茹萍会那样往死里爱着我,因为爱我就容不得我和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玲珍死时,希望杨科的衣冠能陪葬给自己,杨科虚伪地说:“若不是怕我死了我现在的爱人茹萍受不了,她会哭得死去活来,要不是怕清燕大学的老师、学生和教学离不开我,我真的是愿意让村人把我和玲珍一块都埋掉。”玲珍死后,杨科在幻想中又将“爱”和被尊重的来源转移到玲珍的女儿小敏身上,可小敏不久嫁给了一个木匠。杨科赖以维持尊严和爱的虚幻的精神支柱便彻底崩塌了。于是,一个知识分子彻底疯狂,他杀死了自己爱的幻象小敏,在现实中沦落为罪人。

从“现实生活”到“诗经理想国”是杨科的第三次后退。离开家乡的杨科亦真亦幻地带领着一群被扫黄扫出的妓女流浪到所谓的“诗经古城”。这个“诗经古城”成为一群落魄的知识分子和一群妓女们的“理想国”。可悲的是,杨科们饱读诗书得来的学问被用来研究如何分配每天晚上与妓女睡觉!靠头脑(上半身)思考、生活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步步后退,最后沦落到只能和靠下半身生存的妓女惺惺相惜,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也象征着整个社会精神价值的彻底沦落。

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的扉页援引狄德罗的话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②杨科正是这样一个光明与黑暗、渺小与伟大、妥协与抗争的混合体。他善良真诚,在清燕大学本分地做着教师职业,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研究一丝不苟。他有伟大的学术理想,渴望成为一流的诗经研究专家,让诗经成为中国人的圣经。但在现实中碰壁、被侮辱后,他的自我拯救之路却是逃避、后退、自我放逐。懦弱是杨科类的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看到妻子和李广智在床上的情景,他要给他们以知识分子的名义下跪,让他们下不为例;当茹萍不信任他,以为他藏了李广智的裤头时,他又一次想要跪下来。领导们决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也就去了。村人们拿他家里的东西,他明明愤慨,也还是由着他们。步步后退、自我放逐的杨科逼真地展演了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矮化之旅。

杨科的退却之路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一条寻找之路。退却和寻找时常交错。杨科退回故乡耙耧山前寺村,同时是寻找灵魂的避风港;杨科退到天堂街,同时是寻找天堂街里这些女人带给他的人的尊重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杨科从现实的生活退到虚幻的“诗经古城”,同时是寻找真正能让精神栖息的乌托邦。因此,杨科的退却之路同时就是找寻回家之路,也是知识分子在困境下的精神突围和自我超越之路。事实上,小说《风雅颂》原来的名字叫《回家》。后来作者选取《诗经》的“风雅颂”命名,隐喻“表达了《诗经》所蕴含的某种人类精神本源在现实中的失落和复归”③。杨科认为,乡村必定连接着大学背后的那个文化传统,于是,他“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

杨科的思考回到了属于本源时代的《诗经》,并试图在此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和灵魂家园。他特意营造出的“诗经古城”这一反现实的乌托邦,既是无路可退之后的精神幻象,传达出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又浓缩着人类的精神困境与探索,是新的精神之路的开端。“为什么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次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有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次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④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论杨科是否疯了,懦弱也罢,幼稚也罢,虚伪也罢,他始终追寻的都是人类的乌托邦。杨科形象的积极意义正在于: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杨科在继续寻找,替自己寻找,也替我们寻找,替人类寻找能够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只有寻找,只有在寻找的过程中才能生成意义,这也是人类全部尊严的秘密所在。

① 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黄书泉:《抵达精神本源的荒诞——为长篇小说〈风雅颂〉一辩》,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④ [美]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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