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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灾难叙事:迟子建小说的叙事伦理价值与限度:以《白雪乌鸦》为例

2012-08-15梁艳芳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名作欣赏 2012年3期
关键词:迟子建鼠疫白雪

⊙梁艳芳[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1]

⊙徐 博[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0]

《白雪乌鸦》是迟子建2010年出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1910年—1911年哈尔滨的鼠疫大灾难为背景。就题材来说,鼠疫作为突发性的密集性灾难必使作品布满冷峻与悲怆。迟子建对此也有深度呈现,如作品精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灾难症状”:人们竞相备下棺材和寿衣,甚至穿着寿衣睡;或更为放纵地“享受”生活,表现出一种“接受死亡”并“积极生活”的状态,但这种“向死而生”并非是对死亡的超越,而只是对未来生命的预支和对当下生存的让渡,不但不能给人生存的力量与勇气,还剥夺了死亡面前人类应有的诗意与尊严。但与众多或以夸张之势铺陈灾难场景、或以歇斯底里之态渲染灾难悲剧性、或一味执著于揭露灾难处境中极端人性的灾难书写不同,《白雪乌鸦》虽然无法抹去苍凉悲怆的底色,却依然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①:沉重中藏有温暖,隐忍中带着虔敬,决绝处浸满悲悯。这既显示出迟子建在努力突破自我囿限的同时对其“文学自我”②的坚持,也是《白雪乌鸦》作为一种灾难书写的叙事伦理价值所在。但这种温暖书写在消解灾难主题悲剧性的同时,也削弱了作品的深度和厚重感。温润美学介入之后的灾难书写是否还要以及如何才能保持写作的深度?本文也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当历史大灾难变成人生小传奇

关于这场鼠疫,有许多可关注的“看点”:如伍连德在鼠疫防控中力挽狂澜的英雄作为,以及由于疫情发生于晚清这一特殊年代而裹挟着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内涵。在渴望英雄、追求刺激、迷恋传奇的当代,这些都颇能吸引读者眼球。但在作品中迟子建却无意于此,她将更多笔力给予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③。

比如,作品虽也曾借于驷兴与施肇基之口将鼠疫防控背后各列强的险恶居心一一道出,但并没有就这一意义层面大肆书写,而只是以此为背景凸显伍连德鼠疫防控工作的复杂处境。更多时候,意识形态内涵由小人物的闲谈表现出来:“满洲里的鼠疫……是从俄国那边传过来的!……他们那里太平了,咱这里可是不着消停了!老天爷要是长眼睛,就让这些大鼻子死绝了,太他娘的坏了!”④这些叙述不经意间交代了此次鼠疫蔓延的缘由,并暗示出其背后的复杂性,但与其说它们在勾勒事件的前因后果,不如说在为读者描绘一幅小人物的生活样态: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事关国家存亡的利益纠葛,在寻常百姓眼中不过是家长里短的唠叨与抱怨,历史不论多么严肃与宏大,落到底层也必将破碎无形,这种叙述模式在迟子建的其他小说中也常可见到。比如《伪满洲国》中对“伪满洲国”的构建虽然“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气韵与架构”⑤,但主要是“通过小人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图景来透视”⑥的。作者相信,历史的“大传奇”要依托于人生的“小传奇”,在小人物身上,更能看到时代的印迹。

在这样的视角下,作品与其说在表现鼠疫之灾,不如说是以此为背景来描绘小人物的人生传奇。比如,王春申,以他的身份和财力本娶不起三妻四妾,却先后有三个女人要给他做老婆。翟芳桂,青楼从良后为丈夫所逼仍旧干老本行,甚至被“典妻”于人,但由于变态丈夫死于鼠疫,“典妻”之约遂成为一纸空文;而她最后不但收养了一个现成的儿子,还嫁给一个倾慕于她且忠厚老实的俄国人。周氏一场大病后获神仙附体,又因一句孩子话在大笑中毙命。秦八碗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却在母亲去世不得不异乡入葬时,剖腹伴母而去。陈雪卿的自尽最为冷艳,作品中虽然多数时候她是喑哑的,可她因爱而生因爱而死的人生却始终充满传奇。

但这些小人物的传奇人生与宏大历史无关,甚至也与鼠疫无关。鼠疫虽然强化了个人命运起承转合中的戏剧感与悲剧性,却不过只是个人生命历程的一个瞬间,并没有走出人物之外成为独立耀眼的主角。比如吴芬,作者关注的不是她身患鼠疫的生理痛苦,而是死亡背后的精神内涵与灵魂哀歌,她临死前那番悲愤比鼠疫更加打动人心。迟子建的确是讲故事的高手,对她而言,重要的不是叙述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因此鼠疫只是结构故事、彰显传奇的一个元素,而主题的灾难感与历史感也因此被传奇化、文学化了。

二、以温润化解灾难

作品对死亡的呈现往往节制、内敛,绝少淋漓尽致的铺展或歇斯底里的渲染。如写巴音的死:“面色黑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半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已经死透了!”⑦这一细节刻画,让人想起鲁迅对祥林嫂“只有那眼珠的间或一轮,证明还是个活物”的描绘,妙处在于轻描淡写中描绘出一种“死相”。写鼠疫大爆发后的状况:“有的人……抽搐着倒地身亡;有的则……弃尸街头……不是睁着眼睛,就是大张着嘴……”⑧,作者似乎在有意回避死亡之“丑”。通篇下来,最触动视觉神经的死相也不过如此,就连秦八碗剖腹自杀如此惨烈的画面也只有一句内敛素净的概述。又如疫病院、俄国铁路医院与隔离车厢等“死亡集中营”,虽屡被提及,却或浮光掠影、或避鼠疫而言他,很少作为叙事焦点去刻意渲染鼠疫的创伤性与狰狞相。如喜岁眼中,隔离车厢并不见恐慌与不安,那里的人个个比他娘还欢实。而与对这些“死亡魔窟”疏淡的勾勒相比,作者更细致展现的是傅家甸庸常的世俗生活景观及游走其中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历史灾难之重由此被转化为日常生活之轻,削弱了灾难主题的悲怆感与厚重感。

相似对比也体现在叙述节奏上。小说开篇着力描绘的是傅家甸污浊活泛的世俗烟火气;第四章虽写到了为傅家甸鼠疫拉开序幕的巴音与吴芬的死,却只是蜻蜓点水,并未大肆渲染;第五章翟役生的捕鼠及其身世的端倪比鼠疫更抢眼;第六章则倾情描绘了美丽的谢尼科娃。因此,鼠疫真正出场已是第七章了。这种迂回的笔触营造出一种舒缓从容的叙事氛围,冲淡了鼠疫灾难密集呈现所造成的“艰于呼吸与视听”的压抑感。

喜岁在作品中最为明亮,有他之处必有笑声。他的死本来最让人心痛,但作者巧妙地以“托梦”形式让他在“梦”中顽皮着、欢笑着离去,避免了沾满血泪的悲愤与歇斯底里的哀怨,气息是柔和的。喜岁同时还是作品的“叙事之眼”:他是傅家甸鼠疫蔓延最早的发现者之一,第一个鼠疫死者巴音的死相以及隔离车厢的景象也是借助他的视角完成的。作者如此设置,正是要借喜岁的纯真与明亮来压制、冲淡鼠疫的灰暗与阴霾,以使作品不那么寒气逼人。

与一般灾难叙事总带几分凄美与悲壮的爱情不同,《白雪乌鸦》中的爱情适度而从容,“任何原因引起的对立,常在读者预见将要尖锐起来的时刻,被一个意外的分岔软化”⑨,“需要大煽情的看点,反而波澜不惊”⑩。如于晴秀与傅百川之间惺惺相惜的爱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适度圆融;翟芳桂最后没能嫁给自己最中意的人,但坎坷如她,平淡无奇或许最为完美,因而作品始终“氤氲着恒定的温婉浪漫气息”⑪。

对“可恶与可恨之人”的描绘则显示出作者平实的悲悯与淳厚。纪永和吝啬变态,他的死本应大快人心,但作品字里行间带给人的不是快感而是感伤。金兰从样貌到人品都让人反感,但她在继宝身上体现的母性、为将死的吴芬做阳春面时的善意、看到翟役生捕鼠后沉默着端来清水让他洗手时的怜惜,还是悄然触动着人心。翟役生自卑自贱并以鼠疫作为报复世界的工具,但他不但没死于鼠疫,还在最后获得了世人的接纳。作品由此暗示了灾难过后人们生存策略的伦理转变:鼠疫伤害了人,也弥合了彼此的恩怨间隙,把人心最宽阔的一面激发了出来。

对灾难中个体生命的伦理关怀还体现于作者对每一个受损生命妥帖适宜的补偿:坟场哭过后,人们放下过去,有了营运新生活的冲动与渴望;于晴秀又生一子,并把喜珠认给孤苦无依的胖嫂当干闺女;傅百川原本疯掉的妻子也怀孕并开始打理烧锅店;王春申则在停滞的时间,也即永恒中看到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⑫。这一切象征了生活世界的恢复,不但如此,作品此时的笔触依旧不急不促、舒缓从容,一如新生命在春天的自在成长。

苏童曾说,迟子建的创作总是“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温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⑬,直至它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白雪乌鸦》借温润之笔对灾难主题的多重化解正体现了这一点,作品也因此具有了“悲而不痛”、“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

三、《白雪乌鸦》的叙事伦理价值与限度

从《白雪乌鸦》来看,迟子建灾难叙事的伦理价值首先体现于她独特的故事美学。迟子建是对“故事”有信任与感情的人⑭,在她看来,“故事”是小说永恒不变的内核之一,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会“讲故事的人”。基于这种美学追求,她没有将作品拘泥于鼠疫之灾的事实展示、人性之恶的简单揭露或人性光辉的刻意颂扬,而是借想象之笔,将灾难作为结构故事的元素,靠故事传奇的表现形态及其内蕴的氛围与格调打动人,并在其中证明着自己写实与叙事的能力⑮。

其次,迟子建以温润之心对灾难的化解,以克制之笔对死亡的回避,以悲悯和同情对人性之恶的宽宥,以率性与质朴对困厄与绝望的超越,彰显出她对文学与人性虽单纯却执著的信念:文学应该给人以温暖;人性是可以恢复的,这一点在当下极有现实意义。齐泽克曾认为今天的人类将被迫改变伦理策略以应对时时处于灾难中的生活。因此如何在灾难境遇中安置道德与希望、温暖与信仰正日益成为一个真正且急切的生存伦理问题。尽管单凭信念无法摆脱各种困境,但在困厄中坚守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不仅如此,迟子建还把这种信仰从故事内核抽绎出来化为文学叙事的基本品格:通观作品,不管涉及的是谁,叙述的是什么,措辞、语气、语调、节奏,甚至音量在方向与力度都一样适度与平稳,这既是对每一个卑微生命的同情与尊重,也显示出作者的悲悯、淳厚与宽阔之爱。温润从容的叙述因而具有了彰显爱与希望的纯正品格。在充满焦灼痛彻、灰暗的当代文坛,这种温暖的信任与叙事十分稀缺的。

然而温暖也有其限度,缺乏深邃思想的温情必流于肤浅。反观文学史上的灾难书写,如《鼠疫年大纪事》(笛福)、《鼠疫》(加缪)、《癌症楼》(索尔仁尼琴),无不是以思想的深邃与透彻折服人心。而《白雪乌鸦》中的温情更多时候还是源于作者的某种理想主义倾向,源于她善良的本性对血腥、暴力与残酷的拒斥与回避⑯,她似乎总不忍将最惨烈、最极端的一面展示给人看,即使有,也总显得草率匆忙,与作品整体气韵与基调不相符合。

对翟役生的刻画就体现了这一点。翟役生一度过着最卑贱的生活,是任何人都可鄙视与唾弃的“异类”,对世界与他人充满仇恨却毫无还击的能力,所以,鼠疫成为他复仇的绝佳武器:整个鼠疫期间,唯有他盼望着鼠疫快速并永远蔓延,也唯有他对死人感到欣喜若狂。这让人想起了《鼠疫》中的科塔尔与《浪潮》中的蒂姆。科塔尔因面临被监禁的命运而一度生活在恐怖与焦虑之中,由于突发的鼠疫让几乎所有的人陷入这种类似处境而使他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意与满足,因此他希望鼠疫能够持续下去。蒂姆平时是个“软脚虾”,只能靠讨好别人获取廉价的关注,名为“浪潮”的“纳粹组织”给了他梦寐以求的力量和生活转机,因而他决绝而迷狂地投入其中,并为捍卫它而自杀。这些人的共性在于:常态生活中缺乏生存与爱的能力,只能借助反常的生存秩序获得存在的权能感。

对这一畸形灾难心理的透视本是作品最具深意之处,但从作品整体叙述来看,这种深意似乎不是作者精心追求的。作品早在第五章就曾提及翟役生曾经的卑贱生活,但直到倒数第二章,才用近八页篇幅细致展开。如此密集与突兀的叙述,一反迟子建一贯的从容与审慎,不但使叙述结构显得枝蔓,叙事节奏显得生硬与急促,与作品的整体气韵也相脱节,似乎只是因为作者不甘心因为温润的美学追求放弃这一深意而刻意加上去的,因而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感以及主题思想的深邃性。

我们并非要求所有的灾难书写都具有“形而上”的表情,也并非主张只能以“阐释”的态度对待文学,只是希望在给予灾难书写一定美学关怀的同时,作品能够兼具思想的厚重与立意的深邃,能够显示人类最高尚的智慧与最透彻的哲思。

①⑬ 苏童:《关于迟子建》,《微风入林·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③④⑦⑧⑫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后记,第54页,第27页,第77页,第255页。

②⑤⑥⑭⑮⑯ 部分术语与观点见吴义勤:《迟子建论》,齐鲁师轩新闻网——人文师大——成果展台。

⑨⑩⑪ 蒋子丹:《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及其他》,《读书》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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