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素［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西安 710032］

陈忠实在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剥离”，陈忠实说，他的“剥离”意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现实生活触动开始，尔后则贯穿整个80年代，“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个不断“剥离”的过程，是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的时代变革而发生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的改变和更新，也是作家在创作上不断探索和超越的推动力。从文学语言变化角度看，这种“剥离”表现为由意识形态的淡化所引起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所推动的语言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语法，即个人化的叙述话语的过程。

陈忠实从“文革”中开始文学创作，公开发表了《接班以后》（1973）、《高家兄弟》（1974）、《公社书记》（1975）、《无畏》（1976）等小说。这些作品呼应时代政治风云，直接演绎“阶级斗争”模式，带有明显的革命话语色彩，作品的语言掺杂着浓厚的政治宣传成分的解说和说理，与当时日常政治生活流行的语言结构及其逻辑具有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语言不仅失去了应有的文学韵味，而且也遮蔽了作家鲜活的艺术个性。在革命话语的拘囿中，陈忠实却没有放弃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如《公社书记》旨在引人思考干部手中的权力运用原则问题，作者在“文革”时代，能做出这样的思考，确实难能可贵。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得陈忠实在“文革”结束后，进行了一番痛苦的自我反省，他通过集中阅读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来涤荡自己意识和思维中的极左话语。由此他的创作在新时期初开始喷发，从1978年到1982年，陈忠实集中发表30多个短篇，其中《信任》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时的陈忠实主要以关中农村生活为创作根据地，以革命现实主义和政治视角描写改革时期农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变化，不少作品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同步发展，带有理念化色彩，此时的小说语言多采用典范的汉语书面语。如《土地诗篇》开篇的景物描写：

月亮从小河那边的坡岭上露出半缺的脸儿来了，河面上罩着一层水气，像烟，又像雾。川道里顺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的条条林带，恰似高高低低峰峦起伏的群山。前日落过一场透雨，湿润润的夜气里，飘荡着秋庄稼业已成熟的腻腻香味，灌进夜行者的鼻孔里来。①

这里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描写乡村傍晚清新宜人的夜色，似乎或多或少有些象征的意味。用词经过精心锤炼，显得雅致优美。作品写作者对“文革”中极左路线的反思，作品中的人物处处体现人性的闪光点。此时的陈忠实总是乐于看到生活中体现当下时代精神及其发展趋向的积极有力的一面，这样的政治—人格视角的革命叙述，显示他还未能真正地实现对革命话语的剥离。

当直接干预生活的政治性兴奋消失之后，陈忠实便把思考的方向逐步转向人性、人的苦难命运、人的不幸遭遇这一层面，力图在开阔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去透视普通人的命运。此时陈忠实创作了《十八岁的哥哥》《夭折》《马罗大叔》《鬼秧子乐》《梆子老太》等作品，在这个时期，陈忠实站在个体本位的价值立场批判地审视社会规范给生命个体所带来的压抑及对人性的扭曲。他不仅从同情角度关注农民的不幸，而且还审视、剖析农民身上的劣根性，省思农民的生存境况，从而提出与农民的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这种个体本位的价值立场正是现代启蒙叙述的核心精神，显示陈忠实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已从革命话语中剥离出来，转向启蒙话语的叙述。这一时期流布于作品语言层面的是清一色的诗性雅洁的语言和思辨哲理性的陈述，那种过于书面化或非日常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背后，是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精英独白的立场。新时期启蒙话语是在对“文革”话语的颠覆和反叛中出场的，它最初与当时思想解放思潮的合拍，说明它自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个人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群体阴影，陈忠实小说的语言在挣脱旧的意识形态束缚之后，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另一种意识形态。至此，陈忠实作品中的语言至少经历了“文革”语言、新时期启蒙语言等一系列巨变，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是随着语言走，被语言主宰，但可贵的是，他最终超越了这种主宰。

80年代中期，许多国外的文化思潮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在这股文化风潮的冲击下，陈忠实大量阅读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艺、心理学说。其中“文化心理结构说”对他影响深远，促成了创作上质的飞跃。此时的陈忠实从单调的政治、社会视角逐步转向文化视角，他意识到仅仅关注现实生活远远不够，必须从对生活的表象描写深入到乡土、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反思，由此在创作上他自觉地走向地域化，逐渐脱离了启蒙话语而找到自己的文学个性。相应地，在文学语言的观念和实践层面，也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陈忠实自己将之称为“小说语言的自觉”：

我对小说语言的自觉，发生在随后的中篇小说写作的时候，说来不单纯是语言自觉，而是由对小说创作新的理解引发的。②

这一时期陈忠实创作了《蓝袍先生》《四妹子》等试验之作，就语言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有相应的风格选择，差异很大。值得注意的是，《蓝袍先生》的创作引发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在对《白鹿原》的语言形态的思索中，陈忠实有意识地从关中方言宝库中提炼、采撷鲜活的、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进入文学作品，用浸润着泥土气息的方言创作：

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叙述，而且必须是形象化的叙述。③

“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用经过加工的方言叙述，只有方言才能胜任“形象化”叙述的要求。因为方言不仅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语言与文化原本就是同质关系。如果说，与共同语相联系的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一种经过调和的共性文化，那么，与方言相联系的则是一个社会的民间价值观，具有鲜明的草根性和区域性。陈忠实抛弃以往观察生活的政治、社会视角，转向开掘生活所在的地域的历史文化，不得不借重方言。由此不难理解方言在陈忠实不同创作时期使用频率的不均衡，在前期作品中，方言土语只是零星的点缀；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以《白鹿原》为标志，方言成分使用最为丰富。有学者对《陈忠实文集》五卷本中的关中方言使用情况进行过量化统计，发出惊叹：“陈忠实小说中的关中方言非常丰富，数量之多，简直是一个关中方言集成”。④这表明，陈忠实在创作中对方言的使用更加自主自觉，他从自身写作的角度考虑，意识到语言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同构关系，此时的陈忠实已经具备了文化语言的写作意识。作品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方言，已经超越了形式革命的文学范畴，具有浓厚的文化意味。

陈忠实在小说中对方言土语的运用有他的独特之处，即把方言成分大量融入叙述语言之中，表达自身的生存体验与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思考。文学语言是由作家语言和人物语言两部分组成。它们彼此相辅相成，构成有机和谐的统一体。但就作家的整体语言个性风格而言，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作家自身语言部分，因为人物语言要受人物身份和个性的限制。陈忠实用方言话语叙述，使自己的生命体验成为文学的主体，自我从被政治话语和启蒙话语异化的状态中剥离出来。陈忠实小说采用的叙述方式是讲述式，其中大多有一个显在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非常接近作品中隐含的作者，有时二者几乎是合一的。陈忠实将方言渗透进小说的叙述语言中，而非仅仅是在人物语言中使用，可以说，在陈忠实的小说中，方言的使用已不仅是塑造人物的方法，而是一种整体的语言策略。在40年代，周扬就曾经根据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指出：中国文学在人物语言上有所进步，而叙述语言仍然是知识分子式的，因此应该对叙述语言来一场“打扫”。新时期陈忠实对方言整体的创造性使用，早已脱离大众化话语书写的时代语境的拘囿。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陈忠实小说中的方言不仅承载着丰厚的地域文化，还彰显着人的本真自由和生存常态，显示出作家在精神上与革命话语、政治话语、启蒙话语的剥离。可以说，陈忠实文化语言的写作意识，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述语言，而且在人本的意义上是对民间方言的提升，由此他也真正进入了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具备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个性。

① 陈忠实：《陈忠实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③ 陈忠实：《〈白鹿原〉小说叙述语言的自觉实践》，《商洛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4页。

④ 韩承红：《关中方言与文学语言的张力——〈白鹿原〉的语言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2期，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