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虹［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作 者：邓 虹，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心理学。

流亡是乔伊斯终生选择的生存状态。1902年，当他才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都柏林，前往欧洲大陆的巴黎。他在致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就将这一行动解释成被祖国当异教徒驱逐的结果①，也即是祖国让他走上了流亡之路。而实际上，正如《乔伊斯传》作者理查德·艾尔曼所说，这“既没有人命令他离开，也没有人阻止他回来”②。自从这次巴黎之行开始，他只回过都柏林五次，而且每次停留的时间都不长。1941年，他死于苏伊士，客死他乡为他终生的流亡生涯画上了句号。刘小枫在《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中指出，“就历史的情形来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类型：1.认同于以至献身于人民意识形态话语的知识分子；2.在两者之间徘徊的知识分子；3.决意不放弃个体言说的知识分子”③。并且说明，第三类的知识分子对个体言说、个体自由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没有等到驱赶，他就流亡了”。乔伊斯本人正是此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

谈到写作《都柏林人》的初衷时，乔伊斯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我的初衷，就是要书写我的祖国精神史的一个章节，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乃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是瘫痪的中心……”为了免于沦为精神瘫痪的牺牲品，乔伊斯决定自我放逐，远离爱尔兰。目的是以一种外在——具体点说，欧洲的视角，更加客观冷静地审视爱尔兰，为民族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