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梅生

（安徽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在职消费是指企业高管因职务和工作需要而获得的各种免费消费或津贴，包括豪华办公室、专用交通工具、公款吃喝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报销费用等等。虽然2010年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状况也不容忽视（据世界银行测算，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企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高管薪酬动辄是普通职工收入的几十倍、上百倍，个别的甚至达到上千倍。依据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补低、拓中、调高”，一方面需要提高普通职工收入和GDP增长同步，另一方面也要对高管过高薪酬进行限制，但是如果忽视高管利用国家的制度缺陷享受过度在职消费，就会出现“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现象，企业收入差距并不会真正缩小。因此研究高管在职消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厘清当前我国在职消费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成果、探索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后期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为政府制定企业初次分配政策提供参考。

一、基于公司内部治理的在职消费理论

公司内部治理的在职消费主要是从代理理论和效率理论这两个方面进行，其中委托代理理论研究颇丰，效率理论主要侧重于理论探讨上，实证研究成果较少。

（一）代理理论

Jensen和Meckling认为股东并不能拥有高管经营行为的全部信息，因而高管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实际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就有机会和能力以损失股东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具有增加在职消费的主观动机[1]。自从他们提出委托代理问题后，代理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发扬光大，我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如股权制衡、自由现金流量、负债融资、管理层权力等方面对在职消费进行了全面阐释。

（1）股权制衡。在代理理论中，大股东主导公司治理存在两类问题：第一类是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第二类是大股东有效监督高管的问题。罗进辉、万迪昉认为，在我国“一股独大”和所有者缺位的背景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因此高管具有自我激励动机，即以损害企业的价值方式增加在职消费，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在“激励”与“防御”效应下，在职消费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要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吴冬梅、庄新田认为，虽然我国已经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但是控股股东不但可以通过出售手中的非流通股份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而且高管也可以通过在职消费挥霍公司资源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3]。陈冬华、梁上坤认为，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价值取决于大股东有效监督高管与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力量对比，当股东有效监督高管的力量大于大股东“掏空”力量时，表现为公司价值的提高；当大股东侵占力量大于监督力量时，公司价值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逐渐由集中走向制衡，这时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对高管的有效监督问题，高管有可能存在滥用在职消费的现象，在职消费的激励效率作用将会下降[4]。

（2）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自从美国财务学家Jen⁃sen提出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5]。胡建平、干胜道认为高管在主观上不愿意把自由现金流量分配给股东，一是为了营造自己帝国的方便，二是避免公司陷入流动性陷阱而接受资本市场的监督，从而对自己的职位造成威胁，因而高管更愿意把大量自由现金留在公司供自己任意支配，这样容易造成超额在职消费、过度投资和资金的闲置，构成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6]。罗宏、黄文华认为由于我国法律体系不完善和监督力度的薄弱，国有企业的高管已经成为实际的控制者，从而出现严重的代理问题，此时中国控股股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管自利的风险，过度在职消费成为一种代理成本[7]。

（3）负债融资。McConnell和Henri认为，当企业拥有超额现金流量而缺少投资机会时，负债融资因减少浪费，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当企业现金流不足而投资机会较多时，负债融资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用较弱[8]。Mare Faccio和Larry Lang等认为，在投资者保护机制及债权人保护机制健全的环境下，公司不按期履行到期债务会损害高管的声誉，因此负债融资能对高管“掏空行为”进行约束[9]。王满四认为，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由于激励手段缺乏和高管工资受到管制，在职消费成为一种远远大于工资福利的隐性激励，出现一种严重的代理成本，从而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即使是进行负债融资也不能约束高管自利行为[10]。吕长江、金超、韩慧博认为，债务融资不但不能对高管的利益侵占行为产生约束，反而增加了高管可以控制的资源，放大了高管的利益侵占行为，其利益侵占行为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11]。

（4）管理层权力。卢锐等认为，我国国企改革历程是国家不断放权让利的过程，由于我国是“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即使作为股东代表的国资委履行了部分监督功能，但是并没有改变“所有者缺位”问题，在股东监督机制还未完善的情况下，极易导致高管的内部人控制，在我国国企货币薪酬受到管制、股权激励还未普遍形成的情况下，高管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利过度使用在职消费，高管权利越大，在职消费就越高[12]。

（二）效率理论

尽管在职消费是构成委托代理的成本之一，但是股东也没有用货币薪酬完全代替在职消费，以消除这种代理成本。事实上，在职消费在世界各国公司普遍存在，因此在职消费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即为在职消费的效率理论。如Hirsch认为在职消费是高管提高声望的一种“地位商品”[13]。Rajan和Wulf也认为，在职消费可以提高高管的管理效率，强化高管地位和权威[14]。Henderson等认为，在职消费能减少员工储蓄，增加员工对企业的依赖感，因而能提高员工的忠诚度[15]。Rajan和Wulf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购买飞机的决策并非随意下达，只有离公用机场较远的公司，高管才有可能拥有私人飞机，因此CEO使用专机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16]。

虽然在职消费的代理理论和效率理论是矛盾的，但是当高管的在职消费能得到有效监督时，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正相关；当高管是实际的内部控制人时，在职消费会变成高管的过度自我激励行为，因而损害公司价值，所以在职消费的代理理论与效率理论是矛盾的统一体，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万华林也认为，与其讨论在职消费的哪种理论观点正确，还不如讨论在哪些约束条件下，在职消费更符合委托代理理论或效率理论，两者的均衡点取决于公司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17]。目前，我国还没有支持效率理论的实证结果，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公司治理的特点是“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有关，此时以高管的自利行为为主，因而更符合委托代理理论。

二、基于公司外部治理的在职消费理论

随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日益完善，学者拓宽了视野，从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对在职消费的成因进行了深入部析，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壕堑效应、薪酬管制、市场化进程、政治密度、成本收益，下面分别论述。

（1）壕堑效应。李焰等认为，理性的高管在采取措施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为获得自身在职消费的便利，会给员工发放较高的工资，以提高员工满意度，获得与员工良好的人际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以降低员工对自己在职消费的监督，因此存在“高管吃肉，员工喝汤”的壕堑效应[18]。无独有偶，张仁德和韩晶也认为，国有经济的腐败问题（即在职消费的泛滥）是政府和代理人共谋租金的结果[19]。

（2）薪酬管制。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认为，世界各国高管薪酬水平是由市场自发调节，我国虽然承认高管创造价值的能力，但是却不给予其市场化的薪酬水平，而将高管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在薪酬受到管制的制度下，在职消费成为经理人自我激励的方法，甚至部分国企存在在职消费随意性强、过多过滥的状态，这会对企业价值形成双重损失[20]。崔洪涛也认为在我国薪酬管制的制度下，在职消费成为国企高管薪酬的替代性选择[21]。刘银国等认为国企薪酬受到管制是因为政府要考虑到收入分配公平性[22]。

（3）市场化进程。美国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和转型国家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均导致公司效率提升，表明市场力量是推动企业效率改善的因素之一。为此，辛清泉、谭伟强分析了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管理资源的配置效果。他们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多任务特征有所淡化，预算约束也开始变硬，国有企业不得不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直接竞争，高管不得不考虑降低经营成本，以谋求在竞争中获取，因此会导致在职消费水平的下降[23]。

（4）政治密度。周玮认为在职消费的动因不能完全使用代理成本来分析，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职消费反映了企业适应转轨制度缺失条件下的现实选择。虽然市场力量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从而降低在职消费，但是由于我国政府的强势地位会削弱市场的这种力量，主要表现为国企高管通过在职消费谋求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以获得政策支持和政治升迁；而非国有企业则不同，他们期望通过作为交易成本的在职消费构建政企良好关系网络，以谋求市场优势地位、降低政府掠夺[24]。

（5）成本收益。陈冬华等认为高管与公司之间的激励契约包括货币薪酬、在职消费和内部人交易收益，其中货币薪酬是显性契约，在职消费和内部人交易收益是隐性契约。因为货币薪酬的调查信息成本、谈判决策成本、制定实施政策成本高于在职消费，因而在职消费在薪酬契约里得到了更多使用；但是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货币薪酬的这些成本下降幅度会大于在职消费，此时薪酬契约里应该以货币薪酬为主[25]。赵文红、李恒从经济学的效用动机分析认为，由于薪水收入偏低，高管有主观进行在职消费的动机；而国企高管权力供给的稀缺性，导致高管的进入成本较高，高管会以在职消费弥补其过高的进入成本[26]。

综上研究发现，公司外部治理的在职消费理论，是把视野拓宽到制度经济学或行为心理学，从而大大丰富了在职消费的内容。

三、实证分析

（一）在职消费的计量和实证方法

（1）在职消费的计量。在职消费一般都计入管理费用，但是基于在职消费隐蔽性的特点，无法获得其准确的性息，对其准确计量比较困难，国内主要使用绝对值法和相对值法，见表1。

表1 在职消费的计量方法

尽管绝对值法和相对值法是衡量在职消费认可度较高的方法，但是因其数据主要来自上市公司，一方面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设计在职消费的调查问卷以获得有关的数据，从而解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对个别企业财务报销单据的核查，准确计量在职消费，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案例分析。

（2）实证方法。国内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是回归分析法，也有一部分学者使用了其他方法（见表2）。

表2 实证分析方法

（二）实证分析结果

（1）在职消费是一种代理成本。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在职消费是一种代理成本。如罗进辉、万迪昉发现在职消费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存在“U”型关系[2]；陈冬华、梁上坤发现股权越为制衡，高管在职消费越高，在职消费被机会主义使用的可能越大[4]；王满四发现负债的增加会促进在职消费从而增加代理成本[10]；吕长江、金超、韩慧博发现负债融资不但不能抑制高管的利益侵占行为，反而放大了其利益侵占行为[11]；卢锐、魏明海、黎文靖发现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显著正相关[12]；罗宏、黄文华发现国有企业发放股利能显著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减少了代理成本，但这些现象在非国有最终控制企业表现不明显[7]；张力、潘青发现非执行董事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抑制由在职消费引发的代理成本[30]；吴冬梅、庄新田发现，在职消费与控制权私人收益显著正相关，且国有控股公司高管通过在职消费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问题更严重[3]。

（2）外部制度对在职消费有影响。卢锐等[12]、罗宏等[7]、周玮[24]、陈冬华等[20]均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高于国有企业，但是罗进辉、万迪昉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水平不存在差异[2]，陈冬华等[25]和辛清泉等[23]均发现市场化程度和在职消费负相关，因此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在职消费的因素之一。陈冬华等[20]发现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而非国有企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刘银国、张劲松、朱龙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越大，受到政府的管制也增强，导致高管在职消费和腐败现象滋生[22]，因此薪酬管制也是其影响因素之一。周玮发现国有企业的政治密度越大带来的在职消费越多，非国有企业政治密度则能显著降低在职消费[24]，因此政企关系也与在职消费有关。

（3）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国内实证结果较一致认为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且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7，10，12，20，24]。

四、未来研究方向

综上，学者对在职消费的研究内容在不断丰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

（1）缺乏在职消费的国际比较。在职消费在各国公司普遍存在，表明社会是认同满足工作需要的在职消费，但是如何划分哪些是满足工作需要的在职消费，哪些是过度消费，国外和国内的做法并不一样。美、日、德对各个级别的经理人员享受在职消费的额度和范围都有明确的界定，因而他们在职消费是处于可控状态，也没有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问题[34]，实证检验也支持在职消费的效率理论。但与之相比，我国国有公司因为是“内部人控制”，所以在职消费的内容不但包罗万象，而且额度也不受限制，因而我国实证结果还未支持在职消费效率理论。目前学者还未对同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在职消费数据进行比较，以深入考察国际制度背景对在职消费的影响。

（2）未考虑国内在职消费的动态性变化。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是基于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权威部门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经理货币薪酬低于同期非国有企业，也低于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因而提出了国有企业经理薪酬被政府管制的理论[20]。但是，随着薪酬制度的改革，我国上市公司经理的薪酬已在逐年提高，2007年高管平均薪酬已达到30.61万元[35]，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高管薪酬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天价薪酬”事件也被频频披露（如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1598万元的年薪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30亿元薪酬等），这时财政部、国资委频频发文对国企高管薪酬过高进行管制，与陈冬华等[20]考察的薪酬管制明显不同。目前学者还未对我国薪酬管制制度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对在职消费的动态性变化以及各种因素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机理进行动态考察。

（3）缺乏对非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水平高于国有企业的有力解释。许多学者实证分析均发现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对此现象的解释并没有提供可信数据进行支撑，因而有点牵强。个人认为非国有企业在职消费高于国有企业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在职消费计量不准确有关，另方面可能与我国的税收制度有关。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以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为辅的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收体制，其中企业所得税是以销售收入中扣除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后的利润总额作为征收基础的，如果有意做大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科目，就可以偷税、避税和逃税。个人认为，非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水平高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意做大支出项目（管理费用或者销售费用）进行逃税有关，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讨论。

（4）缺乏对在职消费的系统性研究。学者一般是从企业内部治理或者外部治理的某个（些）方面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还没有学者把他们结合起来进行全局考察，特别是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互影响。可以考虑的一个途径是，利用探寻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关系或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或AMOS模型进）行分析，这也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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