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凌云，林祥燕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引 言

江苏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促进产出增长的同时，也通过产品生产形式承担了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隐含碳排放。尽管以投资驱动和工业主导的规模扩张发展模式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但贸易中为商品消费国承担的巨额碳排放转移量也不容忽视。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与贸易结构调整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路径。而贸易与产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贸易结构中生产资源比例分配的国际化程度成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见贸易、产业与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互相协调的可能性，而基于碳减排约束下如何实现贸易与产业调整的协调配合是碳减排调控政策的着力点。

贸易给商品出口国带来碳排放转移问题，同时CO2排放问题本质是一个能耗问题（金三林，2010）[1]。一方面，出口扩张需要投入更多的中间产品和资源等生产要素，能源消耗上升从而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此为贸易作用于碳排放的直接能耗效应。国内学者主要运用投入产出法分别基于全国以及少数区域范围分析贸易总量、结构对碳排放转移的能耗贡献度[2-7]，但对于贸易与碳排放在长期内是否存在确定性关系尚未形成准确定位。另一方面，根据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理论，贸易影响环境的路径包括经济规模、人均收入；专业化生产分工；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贸易等多个分散的节点变量，通过以上变量的传导，贸易可作用于产业总量、结构及技术最终影响碳排放，此过程视为贸易对碳排放的间接产业调节效应。在影响碳排放的诸多因素中，由于特定的资源要素禀赋下，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基于产业发展层面的系统性节能减排往往是减排政策的着力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产业发展并不仅指产业总量的增长，更包括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国内外学者虽已注意到了贸易、产业及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的关联，但相对集中在贸易—经济规模—碳排放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梳理经济增长、能耗和CO2排放关系的相关研究发现，三者的因果关系有双向和单向、短期和长期之分，单向关系中又存在正向与反向作用[8-11]。事实上，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以解释碳排放量变动[12-14]，但研究侧重于产业结构—碳排放的小系统分析，基于产业发展视角的对外贸易—产业发展—碳排放的传导机理及效力并未进行系统性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综合直接能耗与间接产业调节效应衡量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侧重落实到产业发展层面，系统性分析贸易通过调节产业“总量、结构、技术”影响CO2排放的作用机理及效力，比较直接能耗渠道及产业三维渠道的“碳拉动”与“碳抑制”效力，以期通过实证研究探寻我国产业层面上节能减排的政策方向和着力点。

二、对外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影响机理

理论上讲，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既产生直接能耗效应，又存在间接产业调节效应。其中对于间接产业调节效应，根据Grossmann，Kruger（1993）[1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和贸易对环境的规模、结构、技术效应理论，基于产业发展层面，通过产业总量、结构与技术三个维度进行衡量。这体现了“贸易—产业—环境”的系统性特征，如图1所示。

图1 对外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传导路径

（一）“贸易—碳排放”碳排放转移直接能耗效应

基于能耗角度，贸易带来出口扩张产生大量的商品生产需求。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出口商品生产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产业链中，能耗既有出口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能耗，又包括投入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产生的隐含间接能耗。可见，贸易可通过显性与隐性能耗渠道导致碳排放增加，属于“碳拉动”环节。

（二）“贸易—产业总量—碳排放”碳排放转移间接（规模）效应

贸易自由化促进专业分工与交换，从而扩大经济活动规模带来产出的扩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不变情况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对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需求，从而导致能耗的增加，属于“碳拉动”节点；另外，环境保护的正收入弹性特征，导致单位产出能耗的降低，为“碳抑制”节点。规模效应中“碳抑制”与“碳拉动”效力的最终抵消结果不同，各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具体形状有所区别。

（三）“贸易—产业结构—碳排放”碳排放转移间接（结构）效应

根据H-O理论，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不同，从而各国各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另外污染外部性导致一国生产可能集呈现非凸性，致使微小的价格变化可使污染密集型产业极大扩张。从而各国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专业化分工。而不同产业结构所包含的商品类型和服务各异，所需能耗也不尽相同。因此，理论上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拉动或抑制效力，取决于一国产业结构中高低耗能部门的比重。

（四）“贸易—产业技术—碳排放”碳排放转移间接（技术）效应

贸易有助于形成行业规模经济，竞争加剧有效刺激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力，降低单位经济活动碳排放量；另一方面，环保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发展中国家可通过技术贸易以低成本效仿先进环保技术，推动清洁技术在产业中的广泛运用。而产业层面上技术水平的提高无疑是碳减排的关键因素。因此，理论上贸易通过产业技术水平发挥碳抑制作用。

三、贸易的碳排放转移作用效应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处理

本文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净出口额、产业总量、结构、技术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出口额由T表示；产业总量采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GDP，以Y表示；产业技术水平用江苏省R&D支出衡量，用RD表示；产业结构采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作为代理变量，用S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数据库。

图2 1988-2008年相关变量运行基本情况①

可以看出，样本区间内，江苏省碳排放量呈稳步上升态势，近年来保持在高位运行。净出口额自1997年以来增幅很快，长期来看，净出口额的增长期对应了碳排放的上升期，说明二者可能存在着正向关联。从产出来看，实际产出Y持续大幅增长，与净出口额及碳排放的整体变动趋势比较一致。就产业结构而言，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数值有所上升，但整体变动相对平稳，其与碳排放和净出口额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从产业技术水平来看，江苏省的科研发展支出自2000年以来持续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提升，并与净出口额的变动趋势趋于一致，但与碳排放量间的关系并没有特别显现。而且变量间的显性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还需进一步进行相关实证深入分析。

（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的分析，贸易对碳排放的直接能耗与间接产业调节效应传导过程复杂。鉴于此，论文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直接考察变量间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联，以初步揭示变量间的联系。相关变量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均为I（1）序列。根据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期数后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表1是检验的结果②。

表1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就直接能耗效应而言，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著，解释力度高达98.90%。基于间接效应进行统计检验得到，贸易是产业技术、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解释力度分别为96.57%和99.70%，相比较而言，对产业总量变动的解释力度略显不足，为90.12%。间接效应的中介传递变量中，产业总量、技术均构成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解释力度分别达到98.37%和97.13%；而产业结构是碳排放变动原因的假设在统计上没有显著解释力度。值得注意的是，Granger检验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只能说明变量间的短期关系，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综合模型，进一步剖析变量间的关系。

（三）综合效力测量

基于以上分析，最终构建对外贸易作用于碳排放的综合效应模型如下：

式（1）中，β5-β7表示了对外贸易的间接产业效应中对碳排放发挥的的调节作用大小。

1.直接能耗效应衡量

基于直接能耗效应理论分析，建立关于贸易和碳排放的VAR模型，测度二者的长期关系。考虑到自由度足够大并根据AIC，SC最小的原则，选择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而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最佳滞后期的选择为：VAR最佳滞后期-1，即为1。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lnT和lnCO的协整关系结果

由协整关系方程可知，lnT与lnCO长期成正相关关系，即净出口额每增加1%，江苏省碳排放总量便增长1.0505%，方向符合理论预期，说明长期内，贸易的增长会带来直接能耗的增加从而导致碳排放总量的上升。

2.间接产业调节效应衡量

间接产业调节效应的测度模型中，主要着力于解释贸易的调节作用，因此不直接纳入T本身。另外，由于综合模型变量间关联性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岭回归能很好地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本文将岭回归与逐步回归集成运用，逐步加入调节因素考察变量间的关系。调节效应模型的运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反映出：

（1）当调节效应模型中加入lnS时，lnS的系数均为正值，与理论方向相背离，这说明整体产业结构S对碳减排的作用尚未充分挖掘，江苏省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较大；而当加入S调节项、加入S+RD调节项时，ln( )T⋅S系数均为正，不符合理论预期，当加入S调节项，并且加入Y、Y+RD调节项时，ln( )T⋅S系数均为负向，分别为-0.1082和-0.1218，与实际经济运行较符合。

（2）当纳入S，且仅考虑贸易通过产业总量发挥调节作用时，除产业结构外，产业总量、技术对于碳排放的弹性分别为0.5033和-0.0125，方向符合理论预期，产业技术的作用微弱，贸易通过产业总量对碳排放产生正向扩大性调节，效力达到0.2703；当纳入S，且仅考虑通过产业技术发挥调节作用时，产业总量和技术水平的弹性均有小幅提升，分别为0.6396和-0.0352，但ln( )T⋅RD的调节效力方向为正，不符合理论预期。当同时考虑到产业总量、技术对碳排放的调节效力时，产业总量弹性大幅下降为0.2767，而产业技术系数变为正向，与理论相违背，调节效应分别为0.3327和-0.2054，较仅考虑通过产业总量的调节时效力有所加强。

（3）由于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剔除产业结构项后，发现各变量作用效力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产业总量对碳排放的效力达到0.4037，其中调节效应为0.4168；产业技术水平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力为-0.0237，其调节效应达到-0.0469，均比较微弱；贸易通过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调节效力为-0.1519。因此，从统计意义上，该模型较符合经济实际运行状况。

（四）时点动态效力测量

VAR模型与间接产业调节效应模型，都只是衡量样本区间内的平均水平，并没有反映出效力的动态变化趋势。因此采用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SSM对时变效力进行测量。由于SSM不能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只能损失部分信息，构建两个状态空间模型，分别考察不同时点贸易对碳排放的直接能耗效力，以及仅考虑调节效应时贸易作用于碳排放的情况。图3和图4分别是两种条件下时变参数的运动轨迹。

从图3可以看出，样本区间内，贸易的直接能耗作用弹性在[2.1173，3.2726]之间波动，1989—1995年之间的作用效力相对平稳且处于高位，自1997年至今呈现持续下降的发展趋势。从图4来看，在仅考虑调节作用时，贸易的产业总量调节作用在[-1.0271，1.5046]之间波动，1993—2001年之间变动稳定，而2001年后有大的上升趋势，目前保持高位稳定趋势，产业总量调节项对碳排放的放大作用逐步显现。就产业结构调节项而言，其时变效力在[-2.4427，-0.8534]之间波动，对碳排放总量起负向调节作用，但2001年来，此负向调节作用有减弱趋势。另外，产业技术对碳排放的调节效力处于 [-0.8336，3.5274]，1993—2001年调节效力一直在高位正向运行，并没有起到碳抑制作用，而2001年后才呈现大幅下降趋势，近年来，产业技术的碳抑制效力逐步显现，提升潜力空间较大。

图3 T与CO的时变运动轨迹

图4 产业三维调节项与CO的时变运动轨迹

四、结论与建议

（1）贸易可以通过直接能耗渠道影响碳排放。从贸易与碳排放的长期作用关系来看，其长期作用效力为1.0505，这说明出口扩张导致显性与隐性能耗增加，江苏省通过产品生产形式承担了商品消费国转移的隐含碳排放。

（2）贸易通过规模、技术、结构效应间接调节碳排放总量，贸易对碳排放的间接调节是此三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产业减排是整个社会减排的基础，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贸易会通过产业总量、结构以及技术对碳排放产生调节作用。通过构建间接产业效应的综合调节模型，虽不同假设条件下，各变量弹性系数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贸易通过产业总量对碳排放量产生较大的正向调节作用，效力达0.4168；而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虽对碳排放量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但效力较小，分别仅为-0.1519和-0.0469，远不足以抵消产业总量带来的碳拉动效力。这表明，实践中，贸易在促进产业总量增长的同时，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同时又会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提高对碳排放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从实证结果来看，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对于碳减排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综上所述，从贸易及产业发展层面出发，当前在国际政策及省内政策方面的着力点有如下几点：

（1）国际碳排放责任分配上争取更多配额。当前国际体系中将一国内部直接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视为该国碳排放总量，从实证结果来看，江苏省贸易对碳排放的长期作用效力为1.0505，相当于对世界节能减排做出间接贡献。在减排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调整对策，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审时度势，制定全球气候谈判战略，提出明确的谈判立场。江苏省应以贸易对于各主要贸易国资源耗费的替代作用作为论据，争取更多的碳排放配额来弥补为各消费国承担的转移碳排放。

（2）基于碳排放转移效应下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以及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能耗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贸易通过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产生极其微弱的负向调节作用，江苏省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升级潜力亟待充分挖掘。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比重，努力实现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提高资本对能源的替代性，降低能耗，从而减少碳排放。需要注意的是在产业结构国际化背景下，要实现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有效碳减排，实践中要强调贸易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构性协调。

（3）推动清洁技术贸易的发展，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理论上讲，产业层面上技术的提高可以减少能源利用、提高成本效益，还能通过技术转移发挥更大潜力，无疑是碳减排的关键因素。从状态空间模型运行结果看，直至2001年后产业技术的碳抑制作用才初步显现，碳抑制效力仍有极大提升空间。积极引导技术贸易的开展，以低成本效仿先进环保技术，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力及推广清洁技术，以推动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产业技术与结构提升与贸易政策在一定条件下是相辅相成的，如何实现贸易结构调整政策与产业结构、技术优化政策的协调一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关键问题。

[注 释]

① 为便于直观比较，图1中实际GDP和碳排放CO在原序列基础上/1000，产业结构S为原序列×10，净出口额T与技术水平RD为原序列/100。

② 对于Granger因果检验，有学者认为如果序列为I（1），则对原序列差分后进行检验；也有学者认为只要序列为同阶单整，则可以基于原序列进行检验。鉴于差分后对序列信息的损失较大，因此本文对同阶单整的序列，用原序列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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