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乔昕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4）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但城乡经济二元分割特征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作为城乡差距重要体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未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收敛态势，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浙江省为例，从绝对水平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1996年3493元拉大到了2009年14604元，从相对水平看，城乡收入比值由1996年的2.01:1扩大到了2009年的2.46:1。

对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张立军、湛泳[1]（2006）从金融角度对金融发展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与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三条路径对城乡收入差距构成影响。毛其淋[2]（2011）对经济开放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在总体上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扩大的作用，但如果考虑经济开放对于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经济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靳卫东[3]（2007）对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收入差距会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会进一步影响到收入差距，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超过“最小临界门槛”才能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已有研究多对金融、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讨论，但从产业角度探究产业集聚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目前尚不多见。彭继增、熊吉陵、陈清[4]（2010）利用浙江省2001—2008年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商业集聚能够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改善城乡经济差距水平。

浙江省作为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认识浙江省商业集聚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探索产业发展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性，对促进浙江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利用浙江省时间序列数据对商业集聚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利用产业集聚理论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以期能弥补相关领域研究的不足。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由于商业涉及行业较广，本文将商业范畴限于批发与零售业以及住宿与餐饮业。本文利用区位商这一常用的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测度商业集聚程度，该指标能够较好地从区域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状况。区位商计算公式为：

其中，CIit代表浙江省在t时刻的产业集聚程度，Bit代表浙江省在t时刻商业产业增加值，Pit代表浙江省在t时刻国内生产总值，Bt代表在t时刻全国商业产业总增加值，Pt代表在t时刻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当CIit＞1时，说明浙江省商业集聚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CIit＜1时，说明浙江省商业集聚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有很多，诸如比率法、差值法、泰尔指数法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状况[5]，本文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测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该指标计算公式为：

其中，RGt代表浙江省在t时刻的城乡收入差距，CRt代表城镇居民在t时刻的可支配收入水平，RRt代表农村居民在t时刻的纯收入水平。RGt指标值越大，说明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说明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本文分析数据均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期间为1996年至2011年，经整理后得到数据见表1。

表1 浙江省历年商业集聚及城乡收入差距状况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多为非平稳数列，直接使用非平稳数据进行回归可能会得出有偏以及非一致的计量结果。因此，本文首先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ADF检验方法通过在估计方程右侧加入因变量Y的滞后查分想来控制高阶序列相关，其一般检验形式为：

根据序列数据性质的差异，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在进行ADF检验时，选择正确的模式非常重要，否则拒绝单位根的可能性很小。使用作图法判断ADF检验模式较为常用且简便易行。滞后期的确定采用AIC与SC准则，两者最小时的滞后期数为分析采用的滞后期。通过选取不同检验模式、滞后期数，我们得到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1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CI、RG的原序列以及一阶差分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CI与RG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即它们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为本文进一步做协整分析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若它们是同阶单整的,则变量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对变量的协整检验普遍采用的方法有Johansen极大似然迹检验与EG两步法两种方法。本文拟采用EG两步法对商业集聚CI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G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予以检验。

EG检验方法分为两步：

第二步，对残差εt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其是否平稳确定y1t,y2t,...,y1t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否则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方程（2）。

根据DW值判断方程（1）估计结果存在自相关问题，加入滞后项重新估计得到方程（3）。

利用上式求出Ln(RGt)与Ln(CIt)之间的长期关系：Ln(RGt)=βLn(CIt)+εt，其中，β=(-0.8732+0.4861-0.2523)/(1-1.1875+0.3471)=-4.0006，因此Ln(RGt)与Ln(CIt)之间的长期关系为：

式（4）表明，从长期来看，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对商业集聚的弹性是-4.0006，说明浙江省商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构成负向影响，商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现对式（3）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3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ut～I（0），说明Ln(RGt)与Ln(CI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样本期间内，浙江省上海行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商业集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协整检验只能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予以检验。本文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商业集聚CI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G之间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表3数字显示，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20%的置信水平下，浙江省商业集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浙江省商业集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商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又促使辖区内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进而推动商业集聚度的提高。但是，二者的Granger因果关系显著性水平不高，说明浙江省商业集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联度还具有一定的提升潜力。

三、浙江省商业集聚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从实证研究结果看，浙江省商业集聚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根据产业集聚理论，浙江省商业集聚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对城乡收入差距构成影响：

首先，商业集聚改善了农村居民的信息状况。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对于个人收入提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村居民在获取信息方面较城市居民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浙江省农村地理位置分散，交通相对不够便利，通信、网络等通讯服务供给成本较高，限制了农村信息的供给，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不高，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信息筛选甄别成本较高[6]。信息匮乏导致农村居民无法及时掌握有价值的信息，也无法获取必要的技能培训知识，限制了农村居民获取收入能力的提高。

商业集聚强化了集聚区域内信息的交流，降低信息搜寻与交易成本，同时商业信息的易理解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农村居民信息获取能力的限制，从而改善了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的信息劣势地位。信息劣势地位的改善不仅能够帮助农村居民掌握农产品的供求信息，降低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同时能够使农村居民获取更多商业从业经验，提升农村居民从事商业经营的成功率，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其次，商业集聚缓解了农村居民的资金瓶颈。金融支持状况是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以农村金融抑制为主要特征的二元金融结构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国有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本性以及政府对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限制，使得中国对农村居民的金融支持一直存在总量不足和效率低下的困局，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产生制约[7]。

商业产业具有资金门槛低的特点，商业集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节约费用，降低农村居民从事商业经营的资金进入门槛，进而帮助农村居民进行资金积累。商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使集聚区吸引更多的顾客流，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农村居民从事商业经营获利的可能性，同时，商业集聚使得商业企业能通过联合贷款方式获取更多金融支持，有助于缓解现存金融体制对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限制作用。

再次，商业集聚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就业门槛。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人力资本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农村居民就业状况这一影响路径实现。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偏低，获取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的途径有限，而传统制造业对从业者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基本要求限制了农村居民求职的竞争力，从而阻碍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提高。

商业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商业集聚能为集聚区域创造更多从业岗位，同时，商业产业对从业者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的要求较低，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就业门槛。另外，商业集聚也加强了商业经验的相互交流，有助于农村居民的商业经验的获取与丰富，提高其人力资本的积累状况，进而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缩小[8]。

四、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浙江省商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即浙江省商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同时，浙江省商业集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Granger因果。浙江省商业集聚主要通过改善农村居民信息状况、缓解农村居民资金瓶颈、降低农村居民就业门槛三条影响路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成影响。因此，提高浙江省商业集聚水平，更好地发挥商业集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是改善浙江省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推动农村商业企业发展，完善农村商业网点分布。加快农村商业企业发展，一方面能够更大程度吸纳当地农村居民进入商业行业就业，同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商业企业作为信息中介的作用。加快推进“万村千乡工程”，推动农村商业经营形式创新，开拓潜在市场，促进农村商业企业朝规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第二，开发针对中小商业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缓和中小商业企业融资困境。资金是商业企业生存发展的血液，农村居民由于家庭积累少、底子薄，所经营的商业企业在创办初期往往规模较小，难以凭借信誉或抵押物获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即便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海宁皮革城等业已成型的商户，由于资金规模有限在融通资金方面也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构建符合中小商业企业特点的信用评价体系，针对中小商业企业经营状况、现金流等特点进行金融产品创新，鼓励中小商业企业通过联合贷款、联合担保等形式获得资金融通支持，缓解中小商业企业融资难题。

[1]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及检验[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10）：83-90.

[2]毛其淋.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1）:11-22.

[3]靳卫东.农民的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投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7，（1）：81-92.

[4]彭继增，熊吉陵，陈清.商业集群、第三产业空间演化与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11）：11-18.

[5]李涛，李炯.基于差值法的城乡收入差距分解研究：浙江的数据[J].华东经济管理，2007，（1）：20-26

[6]黄君洁.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公共信息供给[J].理论探索，2006，（4）：105-107.

[7]余新平，熊晶白，熊德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农村金融，2010，（6）：77-86.

[8]周海蓉.中国城乡经济联动发展要求下的商业布局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5，（10）：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