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小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一、引 言

（一）背景分析及研究意义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人口老龄化是国际社会衡量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并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日益深远的影响。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20世纪70年代末期，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0万，占全市人口19%以上，超过国际公认老龄化标准9个百分点。同时，在2000年男女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6.22岁和80.04岁，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养老金支出[1]。选定上海来研究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问题，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上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仅人员覆盖率高，覆盖的单位性质也是多样的，使得建立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的研究结果，将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情况。平均替代率显示的是社会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因此该指标既能从一定程度反映退休者生活受保障水平，又能反映社会总体对老年赡养支出的负担程度。本文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以平均替代率为研究对象，结合弹性退休制推算出合意退休年龄。

二、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合意水平的内涵

学术界常用养老金替代率衡量养老保障的水平指标，其基本含义：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水平与在职人员工资水平之比[2]。基本养老金合意水平应至少满足养老金需求及养老金供给两方面的需求。当需求替代率与合意的供给替代率达到平衡时，才能基本达到养老金替代率的合意水平。

（一）平均替代率的特征及研究意义

平均替代率是指社会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能说明同一时期内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的收入对比关系，但不考虑单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收入占单个在职人员的工资收入比重，而是把退休及在职人员分为两个群体，进行收入比较[3]。该指标既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退休人员的生活受保障水平，还可以反映社会总体对老年赡养支出的负担程度，能比较全面的说明养老保障水平、运行状态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意义。

研究平均替代率的目的，是为了使退休人员养老金收入，保持在相同时期在职者工资收入的合适比例范围内。如果平均替代率过高，一方面会造成缴费者负担过重；另一方面，退休人员收入水平接近或超过同一时期在职者的收入水平也不合理。反之，如果平均替代率过低，则有违社会公平，也会使得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可靠的保障。

（二）基本养老金合意供给水平

基本养老金的供给方是指企业和在职人员，他们对养老金的供给方式具体表现为定期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以汇集形成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需求。基本养老金分为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分别来源于企业缴费与个人缴费。其中企业缴费在上海地区为22%，企业缴费全部计入社会统筹基金；个人缴费标准最终达到工资的8%，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并归职工个人所有。要使得养老金替代率在供给方面合意，就要使养老金在企业和职工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可以实现基金收支在目标期间内的收支平衡。

（三）替代率的需求水平

养老保障的需求方是指退休人员，他们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方式具体表现为定期领取养老金，维持退休后的生活。要使替代率的需求水平达到合意，就要使养老金水平可以满足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考虑到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问题，本文将标准设定在中等至中高收入收入水平。

三、上海市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供给合意水平研究

（一）上海市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建立的假设

本文模型涵盖2000—2100年，从老龄化开始、发展和高峰，到老龄化逐步放缓和过渡到稳定时期，有利于全面考虑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养老问题。

为使模型建立简单并使计算简化，做以下几点假设[4]：

（1）职工开始就业的年龄基本一致，退休年龄不统一，即根据性别不同作出不同规定。

（2）养老金支出全部用于存活退休职工，不考虑其管理费用和职工死亡时的抚恤金。

（3）工资增长率按年率计算，且认为在目标期间保持稳定。

（4）养老金投资利率，不够一年的利息忽略不计。

在以上经济参数的假定下，根据部分积累的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可以对上海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替代率与缴费率、退休年龄（含性别组合）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二）上海市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建立

设目标期间为N年，积累、收入及支出指代基金的运作情况，在N年期限中的任何第J年有下式成立：

职工（包括退休）人数；：第J年职工平均工资；：J年平均养老金；r：养老金增值率；ω：缴费率。第J年养老金积累：

根据平衡假定，目标期间内每年养老金积累的期末值之和为零[5]：

设职工平均工资按增长率g逐年增长：-Sj=-S1(1+g)j-1

用平均替代率T表示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比：Tj=-Oj/-Sj

缴费率=平均替代率×总抚养比[5]。

上式表明，当缴费率一定时，平均替代率的高低取决于整个目标期间内总的老龄化程度。即整个目标期间内老龄化程度越严重，总抚养比越大，平均替代率就会越低。

（三）上海市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求解与分析

在符合部分积累式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的要求下，可计算出上海市相应缴费率和退休年龄下的替代率水平。虽然这些变量单独会有许多变化，但达到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时，变量组合是特定的。

依据2000—2100年上海市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本文模拟了多种退休方案，对替代率和年龄间的关系进行了计算（见表1）。基本养老金分为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分别来源于企业缴费与劳动者个人缴费。其中企业缴费比例达20%以上，上海地区为22%，企业缴费全部计入社会统筹基金；个人缴费标准最终达到工资的8%，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并归职工所有。

表1 部分积累式退休年龄与替代率的关系（设g=r）

四、上海市基本养老金现实需求水平分析

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中中等至中等偏上收入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相当于满足退休人员基本生活需求的养老金合意水平，由此可对合意需求替代率进行定量研究。

（一）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研究

养老金替代率合意需求水平，应该满足养老保障的合意需求标准，即保证退休人员基本生活需要——其养老金收入水平应该相当于中等至中等偏上收入的消费水平[7]。因此，在推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需求水平时，首先需要测算城镇居民家庭中中等及中上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费，并选择合理值作为合意需求水平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变动区间，从而得出结论。

图1 2010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对比

如图1，将所调查的1000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至高排序，分成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组。从收入水平来看，低收入户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996元，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465元，五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31838元。从消费水平来看，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为12555元，中等收入与中高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1611元和26773元（进行上海市城市居民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需求水平推测的重要依据），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为40744元，五组平均值为23200元。

中等至中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与需求替代率水平区间直接相关。以下上海市城市居民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合意需求水平的区间计算，是建立在以上几个类别的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基础上的。

（二）上海市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合意需求水平区间的计算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0》中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出上海市城市居民当年人均消费支出按收入分组的基本情况。其中，中等收入家庭与中高收入的家庭人均月消费支出为1800.9元和2231.1元[8]。

本文界定的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合意需求水平，应该满足养老金合意需求标准。即在此替代率水平下，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收入能保证退休人员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求；而能够满足退休人员基本生活需求的人均基本养老金收入水平，应能与当地中等至中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的支出额基本相当[9]。因此，对于上海市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合意需求水平的计算，选定2010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中中等至中高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计算合意需求替代率水平区间上下限的总要参照依据，用该类别两项消费支出额数据分别除以2010年度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即3896元），则可算出上海城市居民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的适度需求水平区间为[46.22%，57.27%]。详细计算过程参见表2。

表2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情况（2010年，按收入水平分组）注：①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0》表9.14计算得来。②计算公式：平均替代率推算值=各收入组别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当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00%[10]。

（三）上海市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现实需求水平结论

根据上文分析的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组数据，从中筛选出中等与中高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即1801元和2231元），分别除以2010年上海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3896元，推定出上海市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需求水平的下限为46.22%，上限为57.27%。因此本文推定研究的上海市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需求水平区间为[46.22%，57.27%]。取用数据为2010年，因此与真正水平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五、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不合意的关键原因与对策

目前上海城镇普通职工，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0岁，参见表1，查得对应的基本养老金供给合意水平为43.1%。与需求区间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是不满足合意平衡的，这将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程度偏低，目标期间内的老龄化高峰期养老保险基金将难以满足当时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需求，导致无法平稳度过老龄化危机。

（一）替代率不合意的原因

（1）供给不合意，女性退休年龄偏低。据现行规定，目前上海男女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人均平均寿命大大提高，以及劳动生态本身不断发展（知识技能而非年龄生理状况，已成为决定劳动能力效率的关键因素）的当今社会，这样一种明显偏低、性别差距过大的退休年龄标准，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它会影响养老基金充分积累的能力并同时增大其支付压力[11]。50岁退休，意味着劳动时间一般只有二十几年，以二十几年的积累支付二十几年的退休金（上海人均期望寿命超过80岁，女性平均寿命相对更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2）需求不合意，存在“啃老族”，隐性降低退休人员生活质量。据老龄科研中心调查，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啃老族”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被迫事业型，一类是逃避工作型。前者多集中于“4050人员”，由于年龄与知识结构、劳动技能的局限，在企业改制中受到冲击，他们重新寻找工作的难度很大，同时他们还有子女要上学，生活负担重[12]。他们已经退休的父母不得不施以援手，从有限的基本养老金中拿出钱来补贴他们。后者为“2030啃老族”，这些年轻人往往存在共同缺陷：技能低、不求上进、害怕竞争、社会风气误导等，使他们对就业选择眼高手低，最终逃避现实生活压力，而成为“啃老”一族[12]。

（3）不合理的退休金“双轨制”。自2005年起，国家已连续6年7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不过，由于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从社保基金中支出，而机关干部的退休金由财政直接支付，尽管企业退休金年年上涨，但从金额上看，差距却越来越大。退休“双轨制”助长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目前我国社会已经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人口所占总收入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人口所占收入份额已超过50%。现行退休双轨制在企业和机关分别实行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对同类人员执行双重标准，使退休金差距达到数倍且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必然会形成退休养老待遇的两极分化。

（二）相应对策

（1）提高部分女性退休年龄。去年两会提案之女性自主选择退休年龄，对女性无疑是一个喜讯。女性的自主性和自我创造能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幸福力也得到提升。在提升女性幸福指数的同时，又能减轻养老保险支出，是可行的政策。

在本文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的平衡求解中发现，要满足现有平均替代率需求水平，就需要依据模型寻求相应退休年龄组合。与日前平均替代率需求水平保持对应的退休年龄组合的最低水平为“男60岁，女53岁”，这说明提高女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是有执行空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有些女性职工，并不希望也无必要提高退休年龄。她们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在职职工及“4050人员”中的女性等。对于这部分女性，可保持现有法定退休年龄不变，部分特殊情况还可以考虑提前退休。如果要达到合意供给替代率的最高标准，女性退休的合意年龄是59岁。由于提高退休年龄幅度过大可能会引起社会震荡，因此借鉴他国经验，可以采取以月为单位提高退休年龄的措施。这意味着，可以以52、53岁为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的最低目标，逐步向更高退休年龄推进，即在较高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合意水平上实现养老金收支平衡。

（2）啃老族问题需从社会层面加强影响。我国“啃老族”不仅数量庞大且增长迅速，已从“家庭现象”演化为“社会问题”。为教育和激励年轻一代自立自强、承担历史责任，2012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景天魁提案建议，组织社区工作者深入实际，掌握“啃老族”有关就业和家庭情况，开展一对一帮教活动。为起到鞭策作用，对顽固“啃老”、长期赋闲在家的青年取消社会福利资格。此外，生育政策应逐步放开，改变家庭结构，增加子女数量，彼此间可以相互依赖，对重建社会责任感都有帮助。改善“啃老”现象不能一蹴而就，在从社会层面加强影响的同时还需要家庭、学校教育的辅助，并需要多年持续努力。

（3）养老金双轨制需逐步改革。根据目前上海该制度运行情况，改革可以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计发方式入手。然后将其逐步调整为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计发方式的总体思路保持一致，由此保证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公平。

不过它既然是历史形成的产物，要改变这一长期积淀的制度安排，就很难一蹴而就，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逐步调整、打通制度。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的不应是简单地实现“均贫富”，而应是实现社会公平。公平不是结果的平均，而是制度设计中体现出两者待遇差距的缩小及制度之间可转换性。如果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差距得不到弥合，最终受损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公平。如果养老保险制度之间不能转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不利于人的合理流动与全面发展。因此，改革养老双轨制不在于追求养老金水平的平均化，而重在缩小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待遇差距；不在于追求完全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而重在让两种制度安排类似、能够互相流通和衔接。

由此，首当其冲是缩小待遇差距，重点在提高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水平，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正常增长机制，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工资、物价上涨指数、养老保险基金承受能力等综合因素的变化来确定，逐步缩小其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差距，保证企业退休人员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与此相应的是，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设计类似企业的制度安排。目前国家已开始着手改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目标就是类似基础养老金加职业年金；上海目前已经启动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为公职人员建立基本养老金，退休人员津补贴被专门的职业年金或年功年金所替代，保证基本待遇不大幅下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身份转换时，顺利转移接续。

（三）加大全方位改革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第一层次：加大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执行力度。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统筹模式，即企业和个人为主，政府提供补贴，实行现收现付筹资方式，是一种强制储蓄型的养老保障模式。

第二层次：积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采用自愿性，由政府提供政策，个人具有经济能力和偏好选择，实行积累制筹资方式，是商业资助型保障模式。

第三层次：要积极壮大养老基金规模，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需要出口。养老基金与社保基金相比，收益水平相去甚远，全国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9.8%，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仅仅不到2%，没有跑赢4%左右的物价涨幅。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低。因此要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13]。

第四层次：延续居家养老模式。从真正体现供养与反哺的血脉相承和中华道德传统的角度看，居家养老模式还是最被认可的，但要看到新的年轻一代面临的是"421"新的家庭结构，政府如何通过各种养老补贴制度，为其减负至关重要。

第五个层次，应通过针对老龄人口的福利政策，建立退休养老待遇与工资增长脱钩，与物价上涨相挂钩，真正让老龄化福利与国民的收入增长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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