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俊，张鲁彬，汪 波

（1.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2.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 言

民营企业实践及理论研究表明，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市场上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民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经营活动的效率、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供应链管理、分销渠道和联盟网络的组织管理，更有赖于民营企业能否有效地与政府、利益团体、社会活动家以及公众打交道。尽管最近几年，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以及社会舆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在具体的经济运行操作层面，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在2004年对中国企业家的生活进行调查时，曾提到“时至今日，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要拿出大量时间用于应付各种企业发展的‘环境问题’”。《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在探讨现阶段我国“企业-市场-政府”关系时发现，尽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市场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显著地改善，但是仍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集中表现在企业的各种交费、企业应付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摊派，以及为了搞好与政府部门官员的关系而不得不付出的各种并非合理合法的公关、招待费用等方面。

正是由于相比较于市场环境，非市场环境得到民营企业更大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因此从民营企业开展的应对非市场环境影响而实施的活动数量以及投入的精力来看，企业非市场战略与竞争战略对民营企业发展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Baron，1995）[1]。因此，为了赢取更为有利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企业常会主动采取各种非市场战略影响政府、媒体、公众与企业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商业竞争环境（张维迎，2001）[2]。如卫武等（2004）利用内容分析法对2001年1月至2003年9月时间段内76家企业网站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23.89%的内容显示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联系，进一步研究发现17.11%的新闻报道揭示了企业获得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3]。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战略分工使得董事会承担着越来越多的非市场战略管理职能，进而提升企业的非市场战略绩效。而且研究发现，企业董事会发挥非市场战略管理职能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董事会成员拥有政治关联特征，即董事会成员与政治权力机关保持一定的关联（简称“政治关联”），如董事个人曾经或现在在政府机关任职，或如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协会会员称号以便与政府机关等政权机关保持一定联系。另一种则是邀请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进入董事会，从而与银行、证券公司等保持必要的联系（简称“金融关联”），以解决企业资本短缺问题。进一步地，由于有时企业非市场战略管理通过作用于非市场绩效进而影响企业市场竞争绩效，因此本研究将直接探讨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与金融关联特征对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的影响，及其对各维度非市场战略绩效的影响。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董事会政治关联能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获取非市场战略优势。Hillman和Hitt（1999）研究认为，由于政府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实施积极的政治战略和行为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从而获得有利的政企环境，进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4]。邬爱其和金宝敏（2008）研究认为，企业家参政活动对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家在参政活动时寻求企业的社会合法性，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活动使得企业目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与社会价值相吻合，从而塑造和增强企业的社会合法性，而社会合法将有助于企业赢得社会认可、获取其他资源和顺利开展商业活动。另一方面，解决特定问题是企业参政的关键动因，特别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障碍[5]。

进一步地，民营企业与政府等非市场环境主体保持良好的政治关联能有效地降低外部政治环境不确定性对其发展的不利影响，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保护机制。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认为转型经济时期企业经营者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关系则是降低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6]。进一步地，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研究认为，民营企业良好的政治关联性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而顺利地通过审批、减少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从而有助于减少企业成本；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以及各种各样政策优惠等，从而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收入水平[7]。持有类似观点，Xin和Pearce（1996）认为民营企业的社会网络联系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制度性差异带来的歧视和不足，进一步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民营企业充当“保护伞”，从而减少了民营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非正常干扰（吴文锋等，2008）[8-9]。

另有部分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同时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诸多资源优势、非市场竞争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从而有助于综合提高民营企业的持续能力。国外学者Shleifer和Vishny（1994）研究认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一方面能使民营企业免受被侵占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能为民营企业优先获得政府补助、融资机会和税收减免创造条件[10]。钱锡红等（2009）同样认为，民营企业构建的政治关联网络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种难以模仿的资源、一种创造资源和获得资源与信息的重要手段，而且通过关系网络所获的资源和信息本身同样具有某种程度的难以模仿性和特质性，因而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网络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是民营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战略性资源[11]。李路路（1997）指出转型经济时期的特点使得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成功显得尤为重要：第一，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地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第二，政治关联有助于维持信任或者提供某种保护机制使得民营企业免受不必要的伤害；第三，政治关联能够促进资源、信息的交流，从而有助于民营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及获得资源，甚至也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2]。吴文锋等（2008）也认为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可为企业在政府管制的经济活动中提供便利并获得诸多好处[9]。

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性对于改善民营企业非市场战略绩效，提高民营企业整体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罗党论和黄琼宇（2008）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Tobin’Q还是长期超额收益来衡量企业价值，民营企业的政治程度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拥有更高的价值[7]。魏刚等（2007）在考察独立董事“标签特征”的价值效应时发现，拥有政府及银行工作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企业经营业绩越好，从而表明了独立董事具有一定的资源支持效应，能为民营企业市场竞争的表现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13]。

综合前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环境下，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非市场环境中可能遭遇的所有制歧视，而且政治关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民营企业利用非市场机制获取非市场资源、进而提升市场竞争能力的保证，因此本研究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非市场战略绩效正相关。

在我国目前金融体制和融资环境下，获得外部资本市场的支持有赖于企业所拥有的金融关联程度，即企业与外部金融机构的联系紧密程度如何，这是因为与市场经济中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不同的是，转型经济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企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非市场机制（政府控制及社会网络）等获取资源（Peng和Health，1996）[14]。

国内诸多学者研究发现，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从而导致民营企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非市场环境歧视。知名学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研究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使得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从而导致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面临诸多非市场约束的制度瓶颈[15]。持有类似观点，沈洪明（2006）同样认为转型经济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常使得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在进行外部融资时常要面对“规模歧视”并常面临一定程度的“所有制歧视”[16]。进一步地，陈信元和黄俊（2007）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现行的国有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使得政府直接控股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贷款，而且面临更为宽松的财务约束。此外，在借助外部资本市场融资时，民营企业也常遭遇非常严重的所有制歧视[17]。张杰（2000）研究发现，除了无法从金融中介机构那里得到有效的信贷支持外，民营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行为也将面临着许多艰难的障碍，这是因为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成立的目的在于为国家期望借助国有企业分散金融风险，而且证券市场的职能长期以来一直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服务，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推动国有企业的规范化运营（辛清泉等，2007）[18-19]。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金融关联性由于能够有效地发挥信号传递作用，从而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关联所提供的“软信息”有助于帮助企业获得外部金融支持，因此对于提升民营企业利用非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张捷（2002）研究认为民营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基本原因[20]。白重恩等（2005）研究认为解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直接提供信息；二是专家鉴定，给出鉴定意见；三是发信号，由拥有较多信息的一方向另一方传递可信信号；四是筛选，即筛选出“好的借款者”；而民营企业的金融关联性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21]。

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金融关联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非市场机制的资源获取能力，提升民营企业的非市场战略绩效。Stearns和Mizruchi（1993）同样发现银行型连锁董事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问题，帮助企业获取有效的外部资本支持[22]。魏刚等（2007）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拥有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正相关[13]。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民营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关联性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利用非市场机制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非市场环境和市场环境，因此本研究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与非市场战略绩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国内外诸多学者在考察董事会成员外部关联性特征时主要选取制造业企业样本，因为制造业企业高管背景判断能更为准确和简单，因此为了与国内外其它研究结果进行有效对比，本研究在选择行业样本时，主要依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选择制造业企业样本。本研究选择2005—2010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做如下筛选：①剔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非自然人的样本企业；②由于ST公司属于公司财务数据异常的企业，因此本研究剔除ST公司；③剔除样本企业相关研究变量数据异常的样本企业；最后，剔除相关研究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最后本研究共获得1441家有效样本点。

企业特征的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行业分布情况等来源于CCER数据库，董事会外部关联特征数据由作者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董事会成员个人背景获得。民营企业成立时间、违规数据、诉讼次数数据、审计意见数据、员工人数数据等非市场战略绩效原始数据来自于万德资讯数据库。

（二）研究变量度量

1.非市场战略绩效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非市场战略绩效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由于非市场战略涵盖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媒体战略等，因此民营企业非市场战略绩效便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根据以往相关研究，本研究选择样本企业的违规次数、诉讼次数、审计意见、罚款滞纳金数额、政府补助情况以及员工规模等原始数据，基于已有研究经验实践本研究采用以主成分分析为基础的因子分析方法，KMO统计量及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本研究共提取四个因子：合规性绩效（LP）、社会责任绩效（CSRP）、信息披露绩效（IDP）、政府绩效（PP），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了74.05%，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得出民营企业的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情况（NMSP）。

2.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

如何准确地反映董事会的政治关联程度和金融关联程度等外部关联性特征，目前尚未达成统一共识，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依据董事会成员的相关背景来进行判断。因此，本研究采取如下方式度量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关联程度和金融关联程度：

（1）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BoardP），董事会中拥有政治身份的董事成员比例，包括现任或前任人大代表、现任或前任政协委员、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各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现任或前任军队系统人员等。

（2）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BoardF），董事会成员中拥有金融从业身份的董事成员比例，包括现任或前任银行从业经历、现任或前任证券公司、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董事成员比例。

3.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它研究变量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将如下反映企业特征的变量纳入控制变量范畴：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成立时长（Age，截至到样本年份的时间长度，单位为年），资产负债率（DA，公司负债与公司年度平均资产的比值）、年度（Year，虚拟变量），国有股比例（StateSR）。

4.研究方法与模型

为了检验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金融关联的非市场战略价值效应，本研究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综合运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金融关联程度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各维度非市场战略绩效关系进行检验。

四、研究假设检验

（一）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相关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1显示民营企业非市场战略绩效的最大值为1.8818，最小值为-3.5310，中位数是0.0549，标准差为0.5270，由此可见不同民营企业间非市场战略绩效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民营企业在不同维度非市场战略绩效方面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0.6979，均值为0.1778，中位数为0.1538，标准差为0.1346；民营企业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0.7778，均值为0.1069，中位数为0.1538，标准差为0.1441，反映了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董事会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性和金融关联性，但两者对比而言政治关联性更受民营企业青睐，这对于民营企业获取各级地方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变量Pearson相关性分析

相关研究变量间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研究变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2显示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合规性绩效、社会责任绩效、信息披露绩效相关系数分别为0.161、0.108、0.131和0.049，并且一致通过相关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民营企业董事会金融关联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合规性绩效、社会责任绩效、信息披露绩效、政治绩效相关系数分别为-0.133、-0.175、-0.145和0.159，并且均一致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从而表明了董事会外部关联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非市场战略价值，但具体效果如何值得深入探究。

（三）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与民营企业非市场战略绩效关系检验

表3列示的是民营企业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182，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294，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从而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成员的外部政治关联有助于提高非市场战略的综合绩效，而外部金融关联的非市场战略价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表3 民营企业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与非市场战略综合绩效回归结果

（四）民营企业董事会外部关联特征与各维度非市场战略绩效关系进一步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董事会外部关联特征的非市场战略价值效应，本研究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外部关联特征与各维度非市场战略绩效间的关系，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合规性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2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与合规性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647，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关联对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合法性、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作用有限，特别是董事会成员的金融关联性更是对提升企业合法性建设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本研究认为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民营企业董事会与外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的关联性越强，越有可能为民营企业利用非正常渠道为企业“创造”发展环境、推动企业运转提供了机会，这种以社会成本为代价获取企业自身发展空间的做法难以得到非市场环境主体的认可。

表4 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与各维度非市场战略绩效关系回归结果

民营企业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与社会责任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社会责任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385，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与合规性绩效的回归系数为-1.451，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既有助于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也更有助于企业获取社会责任方面的绩效。

民营企业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与信息披露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信息披露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120，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与信息披露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770，同样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民营企业再也不能单纯地依靠董事会成员所提供的外部政治性关联、金融性关联等手段赢得非市场机会，对于满足中小股东等外部非市场主体的信息要求方面民营企业必须切实从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出发，合规性地满足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

民营企业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与政治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程度与政治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26，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董事会金融关联程度与政治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113，并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民营企业董事会的外部金融关联特征对于推动企业赢取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而董事会的外部政治关联性对于获取政府认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说明民营企业加强自身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的联系可以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资金支持环境。

五、研究结论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民营企业董事会建设和董事会特征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提升董事会的外部市场竞争能力，强调董事会对于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积极贡献。然而，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我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相比较于国有企业，非市场环境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董事会特征是决定董事会非市场战略职能管理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民营企业应如何针对非市场战略管理需要优化基于董事会特征组合与建设就成为理论界与企业界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利用2005—2008年792家沪深两市A股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民营企业董事会外部关联性特征对于民营企业非市场战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总体表明，相比较于金融关联特征，民营企业董事会政治关联更有助于改善企业非市场战略绩效，但两者在提升各维度非市场战略绩效方面的表现各有差异，董事会政治关联对于提升民营社会责任绩效和信息披露绩效具有更为明显的战略意义，而董事会金融关联则在信息披露绩效与政治绩效方面更为突出，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民营企业董事会建设以及提升非市场战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Baron D P.Integrated strategy：Market and nonmarket compo⁃nents[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95，37（2）：47-65.

[2]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卫武，田志龙，刘晶.我国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政治关联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4）：67-75.

[4]Hillman A，Hitt M.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Formulation：A Model of Approach，Participation and Strategy Decis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4）：825-842.

[5]邬爱其，金宝敏.个人地位、企业发展、社会责任与制度风险：中国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动机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7）：141-150.

[6]罗党论，唐清泉.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J].世界经济，2009，（7）：84-96.

[7]罗党论，黄琼宇.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J].管理科学，2008，21（6）：21-28.

[8]Xin Katherine R，Pearce Jone L.Guanxi：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6）：1641-1658.

[9]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8，（7）：130-141.

[10]Shleifer A，Vishny R.Politicians and Firm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995-1025.

[11]钱锡红，徐万里，李孔岳.企业家三维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研究——基于珠三角私营企业的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09，（1）：87-97.

[12]李路路.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J].中国社会科学，1997，（2）：134-146.

[13]魏刚，肖泽忠，Nick Travlos，等.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7，（3）：92-105.

[14]Peng M，Health P.The growth of the firm in plann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Institutions，organiza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492-598.

[15]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10-18.

[16]沈洪明.转型经济条件下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和企业信用[J].管理世界，2006，（10）：162-163.

[17]陈信元，黄俊.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7，（1）：92-97.

[18]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2000，（4）：3-10.

[19]辛清泉，郑国坚，杨德明.企业集团、政府控制与投资效率[J].金融研究，2007，（10）：123-142.

[20]张捷.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与银行组织结构[J].经济研究，2002，（6）：32-37.

[21]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5，4（3）：605-622.

[22]Stearns L B，Mizruchi M S.Board composition and corporate financing：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representation on borrowing[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3，36：603-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