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继建，徐佑敏，郭 立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关于企业和市场出现先后的问题，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探讨。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说：“当追加的交易由企业家来组织时，企业就变大。当企业家放弃对这些交易的组织时，企业就变小。”[1]以企业存在为前提，没有涉及二者出现的先后。威廉姆森范式的功能定位没有准确地表达出市场和企业的亲密关联，不得不说是威氏的一个缺憾。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中用所有权即所谓剩余控制权来解释企业边界和企业中“权力结构”的理论，其局限性已越来越凸现出来。其隐含条件为企业的出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真的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企业是市场“突然闪现”的组织形式还是历史的演化过程，倘若是“突然的闪现”则又不符合历史演化理论和唯物史观，倘若不是“突然的闪现”，必然有其存在的先前形态即雏形，这个形态从何开始，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似乎已有定论，也就是固定假设思维认可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斯密说：“当市场很小时，没人有动机全身心投入到一个职业中去，因为他无法用自己所拥有的剩余——自己的劳动产出中超出自己消费的部分——在他需要时，交换其他人劳动产出剩余部分。”[2]斯密若再进一步研究则会涉及到企业和市场的先后问题，顺着斯密的思路，真正的人类开始初期就存在分工和交换相互制约，不能因为小就“没有人有动机全身心投入到一个职业中去”，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才有了本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