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宣竹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大曲”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音乐表现形式。在尊儒重教的文化背景下其被作为“礼、乐”的代表应用于庙堂、宴飨……它们几乎都是兼有器乐演奏的大型歌舞曲。从汉代的相和歌到唐燕乐，大曲一直繁盛不息。特别是在唐以后，大曲中加入了许多中外文化（主要是中国同东亚地区其它各国文化）交流的因素。但是，现在说法普遍认为“大曲”到了宋代已经渐趋衰落。因此，宋代大曲的研究一直不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作为构成宋词体类的曲体之一，“大曲”的某些东西在宋词中有所残留。而对宋词产生最直接、重大影响的“大曲”应该就是宋代的“大曲”。因此，宋代“大曲”的研究是“大曲”研究中资料较为丰富而有价值的，应该引起一定的关注。

一、大曲与东亚文化交流

首先，从大曲的形成来看，它是东亚及东南亚、南亚等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无论是隋的《七部乐》、《九部乐》还是唐的《九部乐》、《十部乐》，其中都包含着不少外来的因素：比如“《西凉乐》是西北接近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的音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是更向西北的少数民族音乐，‘康国’是在中国边区流动的一个民族。《安国乐》、《天竺乐》、《扶南乐》、《高丽乐》都是外国音乐。”［24］P215安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布哈拉一带。天竺即今印度。扶南，又作夫南、跋南，意为“山岳”，辖境约相当于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高丽，在今朝鲜半岛境内。可见这些音乐基本来自东亚及东南亚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