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女子出嫁难

文/王尚

在我们的印象中，结婚嫁娶本该是娶妻一方花钱多，然而在宋代却恰恰相反。

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从宋朝初期开始增长。到11世纪中期，事情看起来表现为，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已成理所当然。比如，范仲淹(989-1052)1050年为义庄制定支出的规则时，划出30贯钱为嫁女时使用，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嫁妆的走高不久便达到不得不借债为女儿办嫁妆的程度。苏轼自述他借了200贯钱资助一位女亲戚出嫁。蔡襄(1012-1067)于11世纪50年代任福州(福建)州官时，发布文告指出：“娶妇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代替这种真知灼见的是，人们选新娘时非但无视这个真理，还不问对方的家庭地位，满脑子只盯着嫁妆的厚薄。嫁妆一旦送到新郎家，“己而校奁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怖。”

一个世纪以后，对嫁妆的批评仍未减少。袁采(约1140-1195)曾指出，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在女儿很小时就为她们的嫁资做出预算，将不得不“……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袁采还谴责媒人用夸大女方嫁资的办法引起男孩家的兴趣，然后又对女孩子的父母说不必自己出钱办嫁妆。按照嫁妆的多少挑选新娘显然十分普遍，以致一位学者费心地指出边氏(1155-1203)从未这样做过。她既不按嫁妆的厚薄挑选儿媳，也不在儿媳们来到自家后，依嫁妆的多少给她们不同的对待。

嫁妆的走高并不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蔡襄的文告针对的是一般的普通人家。有人观察到南方的边远地区，十四五岁的穷姑娘们已经开始干活赚嫁资，这样家庭就不必为她们操心那笔费用了。判官看到既无财产又无功名的父母将给女儿一块地做嫁妆的一部分，丝毫不感到惊讶。有些宋代官员感叹办嫁妆花费太大，以至于有的姑娘不能结婚。一位官员甚至把杀女婴的原因归结为负担不起过高的嫁资。

侯可(1007-1079)任华成(四川)县令时发现很多未婚的老姑娘，因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他的办法是按照家庭财产设计一个适当的嫁资指标，并宣布，超过规定数量的将受罚。我们得知，一年之内，已没有一个未嫁的大龄老处女。孙觉(1028-1090)在福州(福建)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只简单地发布一个命令，规定嫁资不得超过100贯，这一个动作立刻促成了几百桩婚事。

古来难保是晚节

文/佚名

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刑部尚书、太子少傅的高位。可惜的是，他却越来越暴露出道德品质方面的一些缺点。据说有一次，两名青年诗人张祜和徐凝去拜谒白居易，并分别写了一首诗让他评点。本来连徐凝都自认远不如张祜，不料白居易却对张祜的诗横加批驳。原来他是嫉妒这位年轻诗人的文采，生怕他超过自己。

晚年的白居易还沉湎于女色。据记载，白居易在晚年曾蓄养了大量家姬，并为了寻求新奇，在10年内就更换了3批。作为大诗人，他的地位无可动摇，但他的晚节却在后世遭到了极大非议。

历史上的寇准为人刚直而敢于言事，由于在抵抗辽国时的功劳，寇准被提升为宰相，受到天下万民景仰。当时民间就流传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的说法。晚年的寇准，在个人生活上追求新潮和时尚，喜好歌舞和酒宴。由于他家中经常举办大型歌舞晚会，寇准下令在其豪宅中到处都点上蜡烛，即使厕所、马厩里也不放过。他家每天都要消耗大量蜡烛，而蜡烛在当时对于老百姓而言还是绝对的奢侈品。每当他家的歌舞晚会结束后，寇准都会慷慨地对演员进行赏赐。为了劝诫，他的一位小妾曾作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孰料寇准竟不以为然地回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