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塔式结构”驱动与我国质量标准分层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2012-06-29高政利欧阳峣

财经研究 2012年11期

高政利，欧阳峣

（1.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410205；2.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72）

在全球经济系统结构中，国家经济有大国和小国概念（库兹涅茨，1965）的大国模式、小国制成品出口导向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三个等级发展模式（钱纳里等，1986），并划分为三个世界，其中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处于上层和下层。在中国的经济系统结构中，目前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经济发展极，以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三大经济层，并与世界经济构成了连续发展的统一体。显然，全球大国和小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等级世界划分及我国三大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层，均存在显著的区域非均质梯度差异性系统发展的规模经济结构特征。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国以往的宏观经济调控采取一刀切单层调节主导的经济政策，忽略了我国经济区域非均质梯度系统结构中存在的差异性层次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傅国华和姚树洁，2004），造成政策调控与非主导经济要素不相适应的经济负增长效应（宋洪远，1998），使经济结构协调失灵的普遍性和紧迫性矛盾更加突出（叶初升和蔡玲，2006）。

对此，本文首先对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及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与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然后，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控与发展方式选择的两难困境，通过对产品微观质量价值创造与价值效用需求具有的乌鱼嘴价值经济分层结构关系，对数量型经济和质量型经济发展进行宏观与微观解释；最后，通过产品价值经济零剩余分界点所具有的质量分层特征，提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应是质量标准分层的“双塔式结构”经济发展战略。

一、宏观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斯密（1972）的分工理论是国家规模和大国经济研究的理论渊源，马歇尔（1964）的生产规模经济的完整性和互补性论述是大国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波特（2002）的产业集群集聚的生产率加速理论完善和发展了大国规模经济理论，钱德勒（2006）的新制度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及谢勒（2001）的技术创新论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解释。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张培刚（1992）较早提出应重视发展中大国的特征、难题和特殊道路的研究。20年来，国内学者围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模式、战略、治理和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经历了提出问题、初步探索和形成热点三个主要阶段（欧阳峣，2011）。

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应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国内市场需求的关系（祝合良，2002），以扩大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刘力，1999；靖学青，2000；张皓，2001）的封闭型局部点启动带动面发展（李德伟，1992）的总需求双引擎发展模式（江小涓，2010）；沿海地区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延续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升级雁阵模型（蔡昉等，2009）；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4），但比较优势战略只适宜于数量经济发展阶段，而不适宜于质量经济发展阶段（欧阳峣，2009）。

在发展协调上，应遵循多层次、非均衡、逐步推进和协调发展的原则（高帆，2002），将技术和制度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刘伟，2006），但单一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逐渐放大并与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刘伟等，2008）。因此，应综合考虑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升级（黄茂兴等，2009），以及技术结构变动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刘伟等，2008），逐步将数量型经济转变为质量型经济（田江海，1985）。

因此，应考虑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构成（彭国华，2007），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贡献（刘智勇等，2008），能够较好匹配耦合多元化的技术、物质资本和经济产业（欧阳峣等，2011），并通过控制初始人力资本、投资率等，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蔡昉等，2000）。

在宏观调控上，应通过中央主体层、地方中间层和区域协调层进行三层宏观经济调控（张萍，1989），发挥产业政策和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模式优势（李由，2000），前瞻性地建立国家技术、安全和环保等标准，将民族制造业作为培育壮大的核心，并通过相互竞争自立发展改进模式，避免发展断裂和零散升级换代，形成厂商技术和产品市场创新无形保护网络（宋泓，2005）的内外经济循环战略发展机制（曾剑秋和丁珂，2007）。

由于市场化变革与城市化结构变动影响区域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和配置（王小鲁和樊纲，2004），形成持续扩大的地域差异和运行结构层次趋异（范剑勇，2006），产生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序性和地区差异性的负向作用（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从而使我国经济结构内在的互补性发展与矫正协调失灵的普遍性和紧迫性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叶初升和蔡玲，2006）。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主要通过规模优势原理和产业集群路径及技术创新选择和内向型稳定发展政策，揭示国家经济概念、特征和发展规律，为我们系统深入研究本国经济提供了理论脉络。国内学者则针对我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区域非均质和差异性梯度规模结构，以及与世界经济形成双向稳定的经济发展关系，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与结构转型升级普遍提出了应综合考虑我国经济要素的系统协调与战略组合发展思想，以促进我国经济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并寻求发展中大国有别于他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与宏观经济发展研究的“根”

（一）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的两难困境。经济增长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存在直接原因和最终原因（牛南洁，2000）。从经济发展的连续性看，一个国家、一个时期都存在数量型和质量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选择，如果选择以数量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当数量经济达到n点时，在自然状态下，质量发展水平可以达到m点，经济发展轨迹为OQ。如果选择以质量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当数量经济达到n点时，质量发展水平则能够达到M点，经济发展轨迹为OE（见图1）。

图1 数量与质量经济发展关系演进

数量型和质量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知识价值经济的创新与固本发展战略的两个阶段。在产业组织中，就是通过专业化知识技术的价值创新实现新产品的速度经济（关注的是知识价值经济净增加量（边际量）的速率发展要求），进而扩大产品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关注的是知识价值经济规模总量的发展要求），形成速度与规模经济战略循环发展组合过程（高政利和梁工谦，2009）。因此，宏观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一般是将数量型与质量型经济发展相结合，在Oo、Ss和Tt时期选择数量型经济发展，并结合oS、sT和tE时期选择质量型经济发展，形成OoSsTtE的数量型与质量型经济交替演进发展方式。

然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选择既要保证质量型经济发展，满足先富裕起来的消费者对品质价值效用的需求，又要保证数量型经济发展，满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生存需求，无论选择哪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是两难。因此，短期内，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没有理由的（黄人天，2012），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意义仍然重大（裴长洪等，2011）。

（二）宏观经济发展研究的“根”：微观价值创造与价值经济。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就是研究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物质产品和劳务总量产出或人均实际产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方式，通常以GDP指标作为经济发展的计算依据。中国宏观经济战略转型发展应从“价值创造”开始（徐光辉，2011），其理论研究应建立在微观发展机制的基础上（保建云，2009），通过与源逻辑相一致的分析起点（Arrow，1994），研究宏观理论“土壤”里的“根”（叶初升，2005）。这个“土壤”里的“根”可由微观价值创造与价值经济理论关系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见图2）。

图2中，C是厂商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价值的劳动耗费（成本），u是消费者认同的商品价值效用，P是消费者与厂商交换的价格（经济）。厂商创造的产品功能质量价值与消费者的商品质量价值效用需求，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其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构成了社会总价值R（马歇尔，2004）：

其中，u－P为消费者剩余，P－C为生产者剩余，u－C为社会总价值。三部分价值经济关系构成了社会总价值经济的发展关系，具有宏观经济理论“土壤”里“根”的研究意义。因此，贝赞可（2002）认为，提高消费者的商品价值效用u可以提高厂商“创值空间”的“可觉察收益”，进一步可以提高社会总价值u－C。

图2 厂商产品价值创造与消费者价值效用的微观经济交换关系

三、价值创造与价值效用需求假设与产品的乌鱼嘴价值经济分层结构

（一）产品质量假设的价值创造与价值效用需求。从厂商的微观经济行为理论角度分析，厂商实现剩余最大化的条件是满足消费者商品价值效用u的认同，而消费者商品价值效用u的认同由厂商的产品质量水平σ的成本耗费C的价格P决定。因此，生产者剩余为：

从消费者的价值效用需求理论角度分析，消费者的价值效用u是厂商价格P的函数，而厂商价格P是质量水平σ下产品成本耗费C的函数。因此，消费者剩余为：

其中，消费者无法观测到厂商的质量成本投入，因而其对价格的价值质量效用是通过以往的经验与横向比较来感知的，即产品质量的价值价格与价格的质量效用是一个连续稳定的过程。

将厂商的产品价值创造、消费者的价值效用需求与宏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分析，生产者剩余P－C和消费者剩余的u－P之间的价格P无论如何变动均是一个零和关系，并对社会总价值u－C的经济发展贡献形成一个恒值。厂商若要提高生产者剩余v2，满足消费者商品价值效用u，并为宏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其路径有两条：

（1）厂商维持产品质量水平σ不变，通过降低价值创造的成本耗费C，提高消费者价值效用u和厂商剩余v2。方法是或通过规模生产降低单位产品边际固定成本，或提高重复性生产形成的学习效率。然而在实践中，产品成本底线和学习效率极限的价格竞争是零和博弈。竞争的结果只有极小利润存在（魏翔，2008）。因此，这一路径既不能增加厂商剩余，也不能提高社会总价值。

（2）厂商改变产品功能质量水平σ，通过变更u与C的空间关系，提高消费者价值效用u和厂商剩余v2。方法是通过测算产品功能质量价值创造与成本投入耗费的比例，进行价值工程分析的边际比较替代，采取变更成本，或寻求较低品质材料、工艺和技术替代的低成本领先战略，或寻求较高品质材料、工艺和技术替代的技术领先战略，以提高价格的价值效用空间。①

（二）产品的价值创造与乌鱼嘴价值经济分层结构。厂商通过专业化知识技术跨越、变更产品功能质量水平与成本投入的比例，提高厂商剩余、满足消费者价值效用需求，本质上是通过改变u－C空间关系的价值质量创造水平对宏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产品的差异性功能价值由三个部分构成：（1）效用意义的功能性质量价值（Juran，1951；克劳士比，2006；等等）；（2）补偿意义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价值（马克思，1974）；（3）社会阶层区隔意义的象征性符号价值（凡勃伦，1964；高亚春，2007；等等）。三个部分的价值经济关系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为核心，以价值质量创造为标准，具有动态演进的产品质量标准分层的乌鱼嘴价值经济分层结构关系（见图3）。

图3横轴表示产品的三个部分价值构成，纵轴表示所对应的价值经济（价格）。横轴表示的产品三个部分价值交汇点r0与纵轴对应的价值经济分界点P0交于d点，该点又称为质量标准分层的价值经济零剩余分界点。

在Or0区间，Zz曲线是厂商为了实现产品功能质量价值经济（Aa曲线）而投入的知识、技术等劳动耗费；Aa曲线表示产品功能质量价值经济，随着劳动耗费（Zz曲线）不断投入所创造的产品功能质量价值的增加而上升；Bb曲线是由Zz曲线不断提高价值质量而衍生出来的阶层象征性符号（品牌）价值。

随着知识、技术等劳动耗费（Zz曲线）的不断投入，产品功能质量价值增值到d点后的r0R区间，三个部分价值对应的价值经济呈现与Or0区间相反的关系，产品功能质量价值经济（Aa曲线）上升趋于平缓，增速低于社会平均劳动耗费价值经济（Zz曲线），但阶层象征性符号（品牌）价值经济（Bb曲线）却加速上升，并高于社会平均劳动耗费价值经济（Zz曲线）。

图3中，Aa曲线和Bb曲线可近似看成过原点和d（r0，P0）点的倒抛物线和正抛物线，以d点为界，产品功能质量价值与价值经济，构成了质量标准分层动态对应演进的乌鱼嘴价值经济结构关系，可表示为：

图3 质量标准分层的乌鱼嘴价值经济关系结构

其中，P为效用意义的功能性质量价值、补偿意义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价值和社会阶层区隔意义的象征性符号价值三个部分构成的产品质量价值的价格（经济）关系，r0为产品三个部分价值的交点，是质量价值标准分层的基准价值，r1和r2分别反映三个部分产品价值在基准价值前后与经济（价格）的构成关系，P0为三个部分产品价值交点的价格（经济），是质量价值标准分层的基准价值的价格（经济）。

四、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与零剩余分界点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启示

（一）统一质量标准的产品价值创造选择行为与数量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图3中的Or0区间，大多数厂商只要投入粗放的普识性知识、技术和劳动（Zz曲线），就能提高产品功能质量价值进而提高价值经济（Aa曲线）。但是，若统一质量标准并将消费者的价值效用需求支付能力纳入价值经济交换关系体系中，厂商既要考虑生产经济规模，又要考虑消费需求支付能力，其价格P在价值创造成本与价值质量效用之间，选择价值经济最大有效需求量的点上，该价格安排既决定了价值质量，也决定了厂商的最大化剩余。此时，生产者最大化剩余则由（2）式的产品质量最优理论假设转为选择现实的质量满意原则，可表示为：

其中，Q需为市场有效需求量，P3为产品价值经济（价格），P2为产品价值创造耗费的价值经济（价格），σ（c）为有效需求最大时价格（P3）的质量成本水平。②

（5）式与（2）式的本质区别在于σ（c）与C（σ）的选择性安排，（2）式是从理论角度分析价值量剩余，并假设满足选择质量最优的要求，其质量技术水平随质量成本不断投入而趋于最优；（5）式是厂商从产品生产规模需求的现实角度计算价值总量剩余，并选择满足质量标准化要求（合格的），即满足一个质量合格要求的成本投入水平，其质量技术水平趋于满意的恒值。

因此，在Or0区间，厂商不是按照（2）式的理论假设提高质量，而是按照（5）式的现实选择，将产品功能质量价值创造锁定在r1点对应的P3－P2时的价值经济剩余最大化有效需求量的点上，使产品价值创造没有向r0点移动，以驱动要素经济结构优化，整体经济系统要素结构将刚性锁定在低效率均衡技术r1点水平上。

在实践中，厂商即使没有竞争压力，仍缺乏在质量控制方面的投资动力，而倾向于采取低价大销量市场份额策略；同时，当消费者除了公共安全事故信息外不拥有私人质量信息时，受厂商传递大销量质量控制的不完美信号影响，也愿意购买这样的产品（李想和石磊，2011）。然而，当固定性质量资源投入与产量存在q／R质量函数关系时，给定R，产量q越大质量越低（Barzel，1970）。

在统一质量标准下的Or0区间，产品价值创造和价值效用需求及经济发展关系具有三大特征：厂商的价值创造行为对宏观经济发展的贡献呈现非完全一致性的抑制作用；产品价值创造处在质量符合性竞争阶段（罗珉，2003），厂商主要通过规模总量实现剩余最大化；产品功能价值创造主要满足消费者的必需品基数价值效用需求，与消费者交换的产品功能质量价值经济（P3）以产品价值创造耗费（P2）为核心，并隐含着阶层象征性符号（品牌）价值（P1），具有和Δu（p）＜＜Δσ（c）的数量型经济发展特征。

（二）分层质量标准的产品价值创造选择行为与质量型经济发展方式。图3由Or0区间和r0R区间构成的价值创造系统结构中，当市场存在分层的价值效用规模需求时，并在分层质量标准要素调节下，具有专业化知识技术优势的厂商在分层质量标准的最大化剩余动机驱动下，将不断开发和投入稀缺性的专业化高级技术知识（Zz曲线），以提高产品功能价值质量P5，实现价值质量经济P6，满足消费者的质量价值序数效用需求。此时，厂商的价值经济剩余由r2点对应的P6－P5决定，其生产者最大化剩余则由（3）式的消费者最优质量价值效用理论假设转为厂商的现实选择，可表示为：

其中，u为最优质量价值的价格效用，P6为产品阶层象征性符号（品牌）价值经济（价格），P5为产品价值创造耗费的价值经济（价格），C（σ）为最优质量水平价值的成本耗费。在实践中，厂商针对目标客户人为地将同质性产品异质化（董佺，2007），通过异质的产品功能和服务品质，获得异质性产品价值经济（唐丁祥和蒋传海，2010），产品质量价值创造不断向r0R方向移动，驱动经济系统要素向高效率技术水平结构优化，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高质量效用要求。③

在分层质量标准下的r0R区间，产品价值创造和价值效用需求及经济发展关系具有三大特征：（1）厂商分层创造价值，并对宏观经济发展做出分层贡献；（2）产品价值创造处在质量优化竞争阶段（郭斌，2002），厂商主要通过质量价值的经济边际量实现剩余最大化；（3）产品功能价值创造主要满足消费者的优质品序数价值效用需求，与消费者交换的产品阶层象征性符号（品牌）价值经济（P6）以产品价值创造耗费（P5）为核心，并隐含着功能质量价值（P4），具有和）的质量型经济发展特征。

（三）价值经济零剩余分界点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启示：价值质量标准分层。在图3的乌鱼嘴结构关系中，厂商的质量价值创造、消费者的质量价值效用需求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质量符合的数量型经济发展与质量优化的质量型经济发展关系，以及鲜明的质量标准分层的价值质量层次差异性，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方式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图3中的d点可以看出，d点是Or0区间的数量型经济发展与r0R区间的质量型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价值经济交点，既是符合性质量价值最低标准（程鉴冰，2008）的最大价值经济点，也是高标准合约性自愿原则（王海燕和赵培标，2005）的质量价值的最小经济点，称为价值经济零剩余分界点，并具有产品功能价值质量标准分层特征。在该点，理论上存在价值经济剩余为零的点而具有伯川德（Bertrand）悖论，而实践中却在质量标准分层下形成了以质量价值经济剩余为零的核心空集区间范围，并通过人为寓意臆测，衍生出能被消费者识别和接受的产品质量价值的象征性符号（品牌或商标），差异区隔异质质量价值的其他商品，传递品牌质量特征信号（Kyle和Michael，1991）。

当市场外部质量信号传递简单、清晰并具有质量监督效率时，厂商具有将新质量标准技术积极转化为市场需求的效用优势动机（Teece等，1997），通过改变技术流程、质量定位和组织结构，适应市场外部和内在发展要求（Gavin，1988）。如欧美国际市场有需求时，国内厂商积极按照ISO国际质量认证标准，将新质量标准技术转化为效用需求，以获取质量层次上的竞争优势，满足消费者的合约化质量效用需求，提升“创值空间”经济（Mauboussin和Johnson，1997）。

我国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有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大规模资源总量和潜力市场、较完整和程度较深的产业分工经济，以及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区域非均质差异性经济体系，目前与世界经济形成双向相对稳定发展的基本特征。因此，在选择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时，应根据国家经济具有的基本特征，将质量标准调节要素纳入宏观经济发展调控中选择相适应的发展战略。

五、分层经济发展理论与我国双塔式结构驱动的分层经济发展战略

（一）分层经济发展理论与分层经济要素的系统整合。发展中大国的分层需求规模结构具有经济分层发展的调节条件。发展中大国由两个层次消费群体、两类质量标准的产品需求构成总体经济系统，在两个层次消费群体的经济系统中实施单层的质量标准m0调节，对投入在单层质量标准m0下总体系统经济中的i个要素，有j（j∈i＋）个要素与单层质量标准匹配，余下的（i－j）个要素与单层质量标准m0不匹配，对总体系统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傅国华和姚树洁，2004）。

当经济系统GDP总量是分层投入的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子系统经济之和时，通过质量标准分层对应调节分层经济体中的分层要素，可以提高整体系统经济效率，则经济系统分层投入要素xi与两个层次调节的质量标准mn（n＝1，2）的关系如下：

其中，xi为投入经济系统两个层次的要素i的量，在两个层次质量标准mn系统中分层起到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若投入经济要素不变，两个层次质量标准mn与两个层次经济系统要素xi产出的GDP总量Mn之间的关系为：

其中，Mn为两个层次质量标准分层调节xi对GDP总量的贡献，f（xj）和f（xi－j）为分层要素经济，c为质量标准分层调节的管理费用，反映的是分层边际贡献及边际管理费用对GDP总量边际贡献的效率关系。

（二）双塔式结构驱动与我国质量标准分层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目前，国际社会对质量管理和质量经济的研究已从早期的生产角度一维功能质量特征研究转到功能质量价值成本与功能质量价值经济二维特征，并朝着功能质量价值－功能质量价值效用－功能质量价值经济三维特征不断深入，质量与市场、效率、经济关系及经济发展方式选择被不断揭示，并形成泛质量概念。

虽然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的定义是满足一组固有特性要求的程度（Cronin，2004），但定义不仅包括产品质量的符合性、适用性和关联合理性，还包括隐含和明示的相关利益者对质量的要求，其中隐含的质量要求等同于标准化质量，明示的特定质量要求则是市场交易的合约化质量（王海燕，2005），从而存在质量标准的层次性要求。

我国中高收入群体（38.15%）和中低收入群体（61.85%）所构成的层次结构性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是与我国生产要素投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结构一脉相承的，具有拉动生产、决定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形成的一般性规律，同时，产业结构对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和动力起着促进作用，反映了我国系统经济结构所独有的发展特征（见图4）。

因此，面对我国经济结构性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的两难困境，我国应在质量标准分层下，选择数量与质量经济相结合的双塔式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双塔式结构驱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从分层的质量价值效用需求规模现实出发，以政府的分层质量标准调节要素为手段，通过市场衔接区域非均质和差异性梯度规模刚性结构中的诸多经济要素，分层次连续满足图1中的OoSsTtE数量型与质量型相结合的经济发展要求，在结构上可以避免产业升级断裂，并实现低端与高端产业经济协同发展而具有双塔式驱动特征的经济结构（见图5）。

图4 我国城乡消费阶层的商品品质与价格消费关系

图5 我国质量标准分层调节的双塔式驱动经济发展方式框架

具体策略为：（1）在图3的Or0区间，选择低质量价值标准，采取数量型经济发展方式。该策略可以吸纳国内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对接，满足第三世界国家商品贸易需求和国内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为我国提供自主标准的国际化后发优势提供条件（张米尔和游洋，2009）。（2）在图3的r0R区间，选择高质量价值标准，采取质量型经济发展方式。该策略可以通过与欧美发达经济大国的技术开发和标准互动对接，满足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需求和国内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以驱动我国区域非均质梯度结构经济要素，协同向高效率一体化经济结构转化，达到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差距、提升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力、实现最优社会价值经济总量的目的。

六、结语与建议

（一）质量标准分层对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效率意义。厂商实现剩余最大化的条件是满足消费者价值效用的认同，并由厂商产品价值质量的价格决定。当产品价值在一个质量标准下满足市场分层价值规模需求时，厂商在价值规模总量剩余最大化动机驱动下，产品质量价值水平将锁定在质量价值成本与价值经济剩余最大的有效需求量的点上，该点上的价值质量技术投入将是一个趋于相对满意的恒值，并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一些效率损失。当市场消费需求具有价值质量分层特征，而且产品价值的质量价格与价格的质量效用存在连续稳定的信号传递时，分层的价值质量标准在商品乌鱼嘴价值经济分层结构具有零剩余分界点特征效应下，厂商的剩余最大化动机将不断驱动产品价值质量向高效率质量技术水平均衡演进，其分层的价值质量标准与分层的价值质量效用需求规模对宏观经济增长将产生叠加效应。

目前，我国人口数量已超过13.5亿，2011年GDP总量已达到471 564亿元人民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1 226亿元人民币，38.15%的中高收入群体和61.85%的中低收入群体构成了层次结构性的消费需求总体。同时，我国与世界经济形成双向相对稳定发展的基本特征，如201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6 420.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家，其中出口18 986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 434.6亿美元，增长24.9%。整体上，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形成较广泛的双边贸易（见表1）。

表1 2011年我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亿美元）

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商品双边贸易中既有低端产品，又有高新技术产品，实现质量标准分层后，我国将有机会在两个质量层次上与这些国家进行更广泛的商品双边贸易。

（二）“双塔式结构”驱动与我国质量标准分层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及其策略。我国目前生产要素结构禀赋与经济消费分层规模需求结构的现实使我国经济结构性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方式无论是选择数量型还是质量型都存在两难困境。而所形成的区域非均质和差异性梯度规模结构关系，却为我国实施质量标准分层、实现最优社会价值经济总量，寻求一条有别于他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通过微观的产品价值创造与商品价值效用需求的乌鱼嘴价值经济分析，我们提出我国宏观经济应选择质量标准分层的“双塔式结构”经济发展战略：

以我国大规模的资源总量、潜力市场和产业分工经济所形成的区域非均质差异性梯度规模结构特征为条件，从消费价值效用规模需求的分层现实出发，以政府的分层质量标准调节要素为手段，在质量标准分层下，分层衔接非均质与梯度规模刚性结构中的差异性经济要素，在低端采取数量型经济发展方式，吸纳国内农业剩余劳动力，满足国内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对接，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贸易需求，为我国提供自主CSO标准的国际化后发优势创造条件。

在高端采取质量型经济发展方式，并与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对接，满足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需求和国内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在与欧美经济大国的技术开发和标准互动中，驱动我国区域非均质的梯度经济结构，形成数量型与质量型经济协同向一体化高效率经济均衡结构转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差距，提升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力，实现最优社会价值经济总量。

（三）质量标准与我国实施双塔式驱动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建议。产品质量标准从适用范围和领域划分，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要是制定全球协商一致的自愿性国际优秀标准，并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知识、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标准化合作，以便于国际物资交流和服务；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要是促进电气、电子工程领域的国际间标准化的合作。目前，我国的国家标准采用等同于现行的ISO9000－2000标准的GB／T19000－2000系列，并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

上述标准的实施既有自愿原则又有强制性要求，并存在层次差异性。因此，根据欧美经济大国技术标准所具有的先发优势，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建议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实行ISO和IEC国际优秀质量标准，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开发和标准互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商品贸易需求对接，以满足国内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驱动我国区域非均质梯度结构协同向高效率经济均衡结构转化；非上市公司统一实行国家标准或自愿选择ISO和IEC国际优秀质量标准，为我国提供自主标准的国际化后发优势创造条件。

（四）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职能部门分工负责标准的检查落实情况，规范特殊行业和企业落实相关标准及与产业技术联盟组织技术标准的对接；针对相关实施标准，法律部门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条款。二是实施质量标准分层后，相对集中生产高端和低端两个层次产品的地区（如长三角与中西部省区）分工对区域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和配置结构变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域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差异，产生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负向作用，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分层经济发展的新课题。

注释：

①通俗理解为产品质量上升（成本投入增加）一点、价格上升两点、边际价值效用增加三点，以提高价格的价值效用空间。反之亦然。

②P3和σ（c）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里是给定一个合格产品质量的成本并借助图3中Or0区间说明两者存在的本质关系。

③P5和C（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里是给定一个最优质量的成本并借助图3中r0R区间说明两者存在的本质关系。

［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保建云.区域发展微观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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