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2012年3月10日15点52分，朱维铮先生终于放下了病体的重负，離我们而去。手术以后，朱先生的身体渐渐沉重，最后几个月，他不得已用了拐杖。2011年12月15日下午，朱先生在复旦的第五教学楼5301教室上了“最后一课”。上台之前，步履沉重，需要搀扶。闪回以前，朱先生驾驭自己的身躯，曾经那么地自如轻松。1981年春，我做体育委员，办历史系运动会，发现先生是100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1989年夏，跟着先生骑车去大连路四平大楼看胡道静老先生，他不断地冲到前面去；1992年秋，先生从多伦多到旧金山大学开会，我们租了一辆福特车溜会，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他把车速飙到140公里……

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朱先生的生命意志仍然强盛，气场一丝不减。在朱先生的最后十几天里，已不太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躺在新华医院的病床上，身体不能不迟缓，精神却仍然高昂。朋友来访，先生一定起床，移到床边的沙发上，挺着身体，高声谈话。2月24日下午3点，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傅敏怡教授来探望他，那天朱先生的女儿、女婿从德国赶来；在德国拿了博士学位的王维江偕夫人吕澍也来了。我开玩笑地和先生说，今天德国人在这里给你开个派对，你开心吧。他的情绪真的很好，谈了很多，仍然是他一个人谈。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一群人都相信，看朱老师的样子，还能坚持蛮久，我们还可以一起为他做一些事情。

不，不是我们为他做一些事情，而是朱老师还要为我们做更多的事情。那时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筹办一件和他有关的重要事情，复旦大学要新建立一个“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