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在我读中学那会，正是社会上非常混乱的年代，读书既不能做官，不能成名成家，也不能摆脱毕业后去农村修地球的命运，于是谁也没有心思读书，不少问题学生就在社会上混，加之有些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回来探亲后就不走了，成了社會上的闲散人员，两个“族群”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浊流，豪情满怀地演绎水泊梁山的英雄传奇，使70年代初的上海底层社会充满了江湖气息。

我们班里有一男同学，绰号“上校”。这个人比较笨，读书更加差劲，还有一个爱慕虚荣的毛病——是啊，小青年哪个不爱虚荣呢？有一天他戴着老妈给他买的上海牌手表走在路上，还将袖子挽得高高的，相当惹眼。好吧，有一回就被一个身高马大的人堵住在狭窄的小弄堂里，要“卸龙”——拦路抢劫他人手表的江湖表述。“上校”自知不是对手，脱下手表战战兢兢递上。那剪径者看他倒蛮爽气的，突然改主意了，“朋友你是模子，这只龙你留着自己白相，老阿哥再送一只。”当即捋起自己的衣袖，手臂上总共箍了十多只手表。“上校”哪里见过这个阵势，连连倒退。对方一看“上校”原来是只菜鸟，就摘下一只扔给他，头也不回走了。

第二天“上校”在学校里给我看这只手表，劳力士，金壳。他在结结巴巴描述这次奇遇时，眼睛里充满了对江湖社会的向往，两年后我看《闪闪的红星》，在小冬子脸上才再次看到相似的表情。

后来“上校”爱上了一个女同学，正宗“赖三”，这事在当时十分正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电影里的女特务是妩媚的，“赖三”也是妩媚的，中学生爱女特务兼及“赖三”，就跟今天哈韩哈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