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常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

昔杨遇夫有致陈寅恪函，盛称《元白诗笺证》之美，以为“自有诗注以来，未有美富卓绝如此书者”，复叹诗注之难，有谓：“古来大诗人，其学博，其识卓，彼以其丰富卓绝之学识发为文章，为其注者必有与彼同等之学识而后其注始可读，始可信。否则郢书燕说，以白为黑，其唐突大家已甚矣。”（《积微居小学述林》，P308，中华书局1983年版）杨氏所言者在注诗，然可推及历史人物研究之一切科目。义宁陈氏，巍巍荡荡，几无能名焉。况陈氏分明夫子自道，“吾侪所学关天意。”“天意”者，从来高远难问也。故而陈氏之学，难于屈子之“天问”。今有“劝君免谈陈寅恪”之警诫，良有以也。

然则陈氏不可不谈，世间谈陈氏者，事实上亦不可断绝。前两年，陈氏诞辰百二十周年之际，谈陈忽而转成小热潮。坊间所见，两种最受关注，一是《也同欢乐也同愁》，一是《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前者三联出品，系陈氏哲嗣之回忆，不属研究性质；后者是陈门弟子卞僧慧先生之研究著述，由中华书局推出。卞氏以老迈之身担负使命，孜孜矻矻，呕心沥血，垂二十余年，不能不令人感佩。书出，座谈会开过，专家称善，媒体叫好，据称是陈氏后人与陈门弟子“惟一认可的《年谱长编》著作”。

早在1980年代，陈门弟子蒋天枢先生即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氏以“粗疏缺略”，谦而不敢自命“年谱”。尔后复搜罗史料，时加增补，冀成完整翔实之年谱。惜乎年高体弱，无力遂其心愿。卞先生承蒋氏嘱托，继而有作，终成完璧。卞氏亦自谦不敢当，于“年谱长编”下复缀“初稿”二字。老辈美德，于此可见一斑。

“初稿”云云，固是谦德，然细读一过，发现未尝不可谓之实情。卞氏受蒋先生之托，已过古稀之年，书出之日，则已近百龄。新材料愈益涌现，如此老弱之身，自是难以应付。许多后期工作，显系卞先生哲嗣卞学洛帮助完成（署有“卞学洛整理”）。据云，卞学洛不习文史之学，所业者在地下水资源利用，虽勉力从事，亦力图臻于完善，毕竟力不从心。便是卞氏，专攻亦不在晚近百余年之历史，虽有亲历之得天独厚处，却也不能不于晚近文献颇生隔膜。而且出版方，贵为学术著作出版之重镇，却不思爱惜羽毛，其态度之轻忽，编校之粗疏，实属罕见。故而综观斯编，失误多多，几不遑枚举。如不惮非礼，直呼曰“半成品”可也。可叹学人不读书，媒体甚至无力读书，一时充于耳者，皆是人云亦云的叫好之声。笔者不学，尚能读书，于叫好声大惑不解，遂草此小文，专事勘误纠谬，其好处美处，皆不欲及之。

一

大凡年谱，必立例言。此编竟然无之，“半成品”气象，触目即得实感。翻检此编之“按语”“慧按”“慧又按”之外，间有“经富按”“求会按”“小如按”诸名目，一般读者见此，实不可解，便是专门家，亦平添突兀。如标立例言，略作说明，此病即可避免。

此编征引文献，多方搜罗，堪称繁富。然繁富之文献，尚需作精当之处理。其首要者，当尽力征引第一手文献。衡诸此编，二手乃至三手文献，在在多有。此不惟观出搜罗之功尚阙，亦可见于相关文献颇有隔膜。如征引“吴宓日记”，舍《吴宓日记》不用，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又如谱主信函，多辗转辑录，似不及见识三联版《陈寅恪集》之《书信集》。梁漱溟与毛泽东冲突事，已是众所周知，汪东林、艾恺诸人之相关著述，亦不难觅得。此编述及此事，竟转录某刊一篇平庸之作，则史料已沦为二手之下（见原书P281，下引此书仅注页码）。一些写家（远非研究者）之书，亦不惮繁引，取而用作二手、三手料。像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不惟不惮征引，而且征引得莫名其妙。陈明远书录有中共中央办公厅1956年初印发之《关于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转录中竟然多出一大段文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段）。此段文字，既不见诸原书，亦非“调查报告”原有。注明此段文字之出处，出版时间误作“2006年1月”（当作“2006年2月”），且不注明页码（P298）。如此怪现状，足以表明编撰者甚至不曾见识陈明远原书。尤令人费解者，在《论再生缘》公案之文献运用。此公案由余英时引发，则余氏相关文字，当是非征引不可者。然检点此编，仅见征引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一文。徐文披露之新材料自可征用，而关涉余英时者，本源自余氏文字。余氏乃研究义宁陈氏之一大重镇，文字俱在，当径引才是。否则，悉从徐文出，则史料沦为二手，且势必见笑于大方之家。

二

名曰“年谱长编”，非仅以铺排宏富之史料为能事，更当具备眼光，精于剔抉。史料之爬罗功夫，此编尚有可称道处，剔抉之识力，则或有为人所诟病者。此病一方面在疏于剪裁，芜而不精，另一方面则在畸轻畸重，谱主一生之大关节处，史料或反有阙漏。

此编多处引《竺可桢日记》，以间接传达谱主之信息。1950年8月7日竺氏日记，记“姜立夫来”，且谈及“陈寅恪在彼尚好”，此编录此，并无不可。然接下复引8月8日、8月15日两条，语间却无一字涉及谱主（P264）。又，此编转抄吴宓日记（1937年6月22日），点明谱主于熊十力、欧阳竟无两家之唯识学均有微词，尔后复引文献达四条之多，皆仅及熊十力、欧阳竟无之学，而与谱主了无干系（P111-112）。枝蔓过甚，不知剪裁之病，于此可以概见。至于详略失当之病，仅举典型一例。谱主自清华园出走，卜居岭南，此事无疑是其一生之重大关节。其间殊费心思，亦多故事，近年新料愈出，真相渐明，大可囊括殆尽，一一罗列。《陈君葆日记》及《陈君葆书信集》系新出文献，编撰者未及见原书，却也伪装引作亲见之一手材料。虽如是，毕竟避免一件重大史料之遗漏，可堪肯定。陈君葆材料之外，尚有多种可资利用。冯友兰晚年撰《怀念陈寅恪先生》（1988年版），以陈氏之“突走”媲美王国维之“自沉”，称誉二氏乃“当代文化上之夷齐”。其解析陈氏之“突走”曰：“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余英时用心探究陈氏之“晚年心境”及陈诗之“暗码系统”，断定陈氏曾萌生“避地海外的念头”（《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97，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且透露陈氏夫妇因去留而生争执（同上，P6）。吴宓日记1961年9月3日有记，陈夫人力主避地欧美或台湾，约于1950年1月或2月，竟只身出走香港，陈序经校长亲赴港访寻方归。（《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P166，三联书店2006年版）钱穆回忆亦称：“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P245，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搜罗极勤，上列种种，均有涉及。（详见胡著上册，P469—470，473—474、490—494，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编所引陈君葆书信，实已证陈氏不惟有避居香港之想，甚至业已付诸行动。加之上述种种史料，则结论更无疑义。编撰者有心遗漏上列材料，亦未可知，盖不如此，不能维护陈氏所谓“爱国”、“爱文化”之成见。果如是，则编撰者头脑冬烘，思想僵化，比之陈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啻霄壤之别。

三

处理史料之外，此书“按语”更能凸显编撰者思想之鄙陋，以致“唐突大家”而不自知。

1951年夏，陈氏有《文章》一绝，诗云：“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此是陈氏略施小技之“暗码系统”，诗旨不难破解，大抵讥讽彼时颂圣之新式八股文章。此编引周一良一文，文中透露，邓文如读过此诗，评曰：“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既引周一良文，则诗意已出，按语可下，亦可不下。此编下了一段按语：“旧制，八股立论必用朱熹说，试帖诗必有称颂熙朝圣皇语。举子应试，不得违制。在极个别例子中亦有利用朱子之说以攻击清朝者。”（P269）后一句似在暗示，彼时八股文章藉八股成规以行攻击时政之实。此论颇不得要领，与彼时情形颇不相符，亦有乖于陈氏之沉痛心思。陈氏之深哀钜痛，方彰显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此编多反其道而行之，设法消解陈氏之沉痛。1954年1月16日条下，转录陈氏《第一次交待底稿》，复征引黄萱《悼念陈寅恪教授》，均事关陈氏拒任历史所所长。尔后下按语云：“辛亥革命时期，先生为了解革命问题，曾认真阅读《资本论》。民国十六年论史，即重视经济制度之重要。解放以来，知识分子学习成绩卓著者，不胜枚举。”（P287）按语下的陈氏，了无沉痛，经由思想改造，已然变身为温良驯服之一代大儒。果如是，且不论陈氏系列“谤诗”当作何解，便是陈氏自身，亦曾称不应北京之召，乃在“畏人畏寒”（见1954年7月10日答杨树达书，此编已引）。其实，“畏寒”显系冠冕堂皇之辞，“畏人”方是真相。又，1954年3月28日条，记杨树达得姚薇元书，姚书言及陈氏不满于科学院，以为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抄录杨氏书后，编撰者又附按语，谓姚氏所云，“颇疑出自辗转传闻，恐非先生原语”。进而强作解人曰：“先生1931年尝有‘国史已失其正统’之叹，前此1929年即有‘神州士夫羞欲死’之恨。所谓‘接气不上’实已五十余年。而此时解放不过五年，何致造成如此严重后果！近年先生关注者厥在学风上。”（P289）以陈氏法眼，昔日之“接气不上”是真，五年来之“接气不上”亦是真，各生各病，各有各账。甚至两相比较，陈氏犹痛感于五年来之怪现状，此无他，盖五年来之所作所为，愈益威胁其高自标持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本浅显之理，且史料俱在，毋庸空耗笔墨，遽下不三不四之“按语”。

四

编撰者粗疏如此，编校者之作为更形不堪。编撰者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无力作为处，正是编校者理应用功处。翻检此编，重复错乱之病，偶有所见，此即编校者不作为所致。

页235有载：“先生乘船抵上海，转赴南京，暂住俞宅”。页236复有“先生乘船抵上海，转赴南京”之语。又，页289转录吴宓和朱光潜之思想改造事，与上下文无涉，颇显突兀，似是页287按语之所谓思想改造“态度极为认真者二例”，而误植于页289。

编校者之不作为，见于校对者更甚，其粗放潦草，真令人不敢信也。兹略作举证，罗列如次。页34：“構釁”当作“搆釁”。页35：“既渐罢防守兵，民得安枕”，断句或有误，“兵”属下读为是。页38：“王益梧祭酒”，“王益梧”系“王益吾”之误。王益吾即王先谦，“益吾”其字也。页39：引陈宝箴札，多有讹误，几不可读。如“非咫闻目论之儒，所能臆度也”，“目”似是古“以”字（“苢”去草字头）形近而讹。页46：“南洋陆师学堂”当作“江南陆师学堂”。又页52：“从江南陆师学堂考入三江师范学堂”，此处“江南陆师学堂”，是。页79：“年七十九岁”，当是“年九十七岁”。李璜，生于1895年，卒于1991年，享年97岁。页102：“槁葬”当作“蒿葬”。页102：“二十几同学生”当作“二十几位同学”。 页 110：“此经全真音”，“音”当作“者”。页 121：“送其入验”，“入验”当作“入殓”。页121：“周怡春”，当是“周诒春”。周诒春（1883—1958），安徽休宁人，曾任清华学校校长和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此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查原书，确系“周怡春”。胡颂平书误，著者不察。页 121：“送他入捡”，“入捡“当作“入殓”。页 121：“浦江请”，当作“浦江清”。页122：“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作”，句中逗号误用，当作句号或冒号。此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查三联书店版原书，果是句号。坊间所见录此铭之书，多作逗号，不可从。页 170：“What（何时）”，当作“What（何事）”。页185：“倾接到”，当作“顷接到”。查三联版《陈寅恪集》之《书信集》，亦作“倾接到”，误。页185：“北大达羽”，“达羽”当作“逵羽”。逵羽即樊际昌，曾任北大教务主任。页186作“逵羽”，是。页187：“土地粗窑”，当作“土粗窑”。页205：“潭第吉羊”大不通，似“阖第吉祥”之误。页214：“先生在桂林良丰适值红豆开花”，句中有逗，即“先生在桂林良丰，适值红豆开花”。页227：“原来陈公左眼视网膜脱落已有数年，屡治不愈。在成都忽然右眼视网膜亦不幸脱落。”此处“左眼”和“右眼”，适与陈氏之真实情状相反，当先是右眼视网膜脱落，后左眼同此。或是所引原文如此，但著者当下一按语以修正之。页256：“曾昭伦”，当作“曾昭抡”。页268：“阖中肆外”，当作“闳中肆外”。语出韩愈《答李翊书》。页293：“始终有‘猧子吠声’”，当作“诗中有‘猧子吠声’”。页307：“1985年”当是“1958年”。页 308：“承俞允”，当作“承惠允”。页 347：“薄海同钦”，“薄海”当作“溥海”。页 349：“含恨齎志逝世”，“齎志”当作“赍志”。页410：“1988年 11月”，当是“1989年 12月”，查原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