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吉

《革命逸史》，冯自由著，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冯自由是颇有名望的革命家，1912年当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又被孙中山、黄兴推荐为稽勋局长。1925年因为反对联俄、联共为主要内容的三大政策，被开除出国民党，后来党籍虽得恢复，政治上依然不甚得意。冯自由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成果非凡。他于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末期，分别完成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革命逸史》等著作，为后来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史料。

1949年以来，对冯自由的评价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6卷本《革命逸史》时，仍将其作为“内部发行”。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界对冯氏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9年，新星出版社重印了《革命逸史》，于扉页刊登了内容介绍，称赞此书：

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时以《革命逸史》名之”。……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新版本《革命逸史》还恢复了被中华版删去的孙科于1944年6月在重庆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对冯著称赞备至。孙科的序言称冯书“取材精审，考证确切”，堪为言过其实。这些赞誉之词，往往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导向，仿佛冯自由的著作真是那么完美无缺，真的是“无一字没来历”。诚然，冯自由的著作非一般辛亥史料可与比肩，但也不能忽略该书内容的严重缺陷。

近年来，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档案史料中考察辛亥史实，尤其是用了较多的日本外交史料馆所存的有关史料，发现冯自由的叙述与档案记载颇多不同。

年代久远，记忆失误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即革命进行过程中没有留下比较完整、系统的档案记载。长期以来，学者大多采用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为史料。然而，受人们记忆力的局限，回忆往往不准确，错误在所难免。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逸史》写作于40年代。如果从1895年的兴中会起义算起，冯氏要叙述的对象，均为二三十年前之旧事。因此在冯氏辛亥史实记述中，出现了许多非常明显、严重的记忆错误。如冯自由对早年在日本的革命同仁沈翔云史实叙述，多有失当。冯氏曰：

沈云翔，字虬斋，浙江乌程县人。少有大志，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己亥（1899年）鄂督张之洞遴选优秀学生派送日本留学，云翔预焉。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云翔偕同学戢翼翚（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己亥庚子间，各省留东学生渐增至百数十人，湘之秦力山、林述唐、李炳寰、蔡松坡、田邦璇、蔡钟浩；鄂之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粤之黎科；闽之郑葆丞；燕之蔡丞煜；皖之程家柽诸人，均属有志之士。云翔一一引见总理，共商天下事，总理深得其助。庚子（1900年）七月唐才常谋举自立军于武汉，留东学生慷慨赴义者二十余人。事败，或死或逃，云翔时在上海，仅以身免。（《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P68）

冯自由的记述，长期被史学家引用。可我在日本外务省发现沈翔云来日本时的原始档案记录，才知道冯自由的说法有许多是不可信的。

日本外交史料馆存有两件原始记载。一是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5月12日,写给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关于张权及湖北省武官来本邦视察军事并湖北留学生启航赴日之报告》。该报告称：

张之洞总督之子张权，率湖北省武官，此次对本邦进行军事视察兼游历，本日乘坐博爱丸启航。同时还有留学生十五名，在钱、徐两监督委员带领下，前来本邦留学及视察，本日一同出发。张氏此行非常高兴。张权此行对本邦感觉如何，至少会影响湖北地方今后的意见。因此，他们抵日后，应当给他们以相当的待遇和便利。张氏会于神户上陆，其他人则由横滨赴东京。专此敬禀。

另一件是小田切万寿之助报告的附件。该附件记录了张氏此次赴日的随同人员及身份名单。

由两件档案可知，沈翔云是1900年5月12日以湖北派遣长期留学生的身份，随张之洞长子张权赴日的，并非如冯自由所述“己亥（1899年）”。

千万不要忽略这个时间差异。冯著将沈翔云抵日时间提前到1899年，因此，错误地记述沈翔云于庚子年夏天，回上海参加自立军起义。试想，沈翔云作为“长期留学生”，刚刚踏上日本国土，怎么可能于庚子夏天又返回上海？

由于抵达时间的差错，冯自由又错记了沈翔云将林述唐、傅慈祥、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以及东京大学黎科等留学生介绍给孙中山等情节。其实，这些人比沈翔云早到东京，见到孙中山的时间，应该比沈翔云要早得多。而且，这些人均为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成员，在1900年夏自立军起义过程中被张之洞捕杀。他们根本不可能重返东京。冯自由似乎忘记了孙中山当时忙于筹划广东独立及惠州起义，并不在东京。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冯自由居然对沈翔云的名字记不清。从《革命逸史》“自序”，到正文“沈云翔事略”，提到沈氏之名有十余次，均写作“沈云翔”。然而，无论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记录，还是张之洞的电报，均作沈翔云。

再如戢翼翚。戢翼翚与沈翔云一样，是留日学生中倾向革命党的先进人物，早年曾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他最大的贡献是创立译书汇编社，组织中国留学东京的学生，大量翻译日本图书，传播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在他们早期出版的《译书汇编》月刊中，大胆宣扬维新与革命，贡献尤为卓著。戢翼翚乃是译书汇编社的主要负责人。

冯自由在叙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情况时谓：“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云翔（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P72）可是，在叙述励志会与《译书汇编》时，冯自由却称：

留学界之有志者，尝发刊一种杂志，曰《译书汇编》，庚子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杨、雷亦励志会会员。此报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版，P72）

《译书汇编》社于明治三十三年（1900）12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在东京创刊。该刊于1901年第3期登载社告中，专门罗列了杂志的主要成员。戢翼翚名列首位，杨廷栋名列第六。而且，戢翼翚是唯一东京专门学校的毕业生。除了名列第二的发行人王植善在上海外，其余12人均为正在学校读书之留学生，多数为1898年、1899年之后抵达日本。

冯自由说“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译书汇编》，与原始资料相悖，是个不小的错误。如果不是记忆不清，当另有其他原因。

主观推断屡出差错

冯自由在叙述辛亥革命往事时，对有些非亲历目睹的，或者虽然经历却已忘却的，多用主观判断来叙述当时的前因后果，出现了不应有的推理差错。

我整理二十多年前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就的端方档案和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抄录的《瞿鸿禨朋僚书牍》等原始资料，对冯自由的《新湖南作者杨笃生》一文进行考订，发现冯氏所记多有经不起推敲者。

首先，关于杨毓麟（字笃生，后易名守仁）早年出身，冯氏称:“戊戌（1898年）一试春官，分发广西知县，不至任，遂绝意仕进。”（《革命逸史》第二集，P116）言外之意，是赞扬这位革命家视宦途如敝屣。但是，在端方专题档案中，笔者发现杨毓麟亲笔《致端方函》两通。该函最后所署作者为“候选知县杨守仁”。

档案所记，既不是“分发”，更没有“广西”之说。候选知县与分发知县完全不是一回事。清制，道员以下官员，凡赴任之前，均需到吏部报到候选，等候掣签、引见。候选时间，长短不一。有的需要很长时间，期间还有许多变数。杨毓麟既是“候选”，就不可能是“分发广西知县”。冯氏所述，明显与清档记载不合。

其次，冯自由称，杨毓麟“己亥（1899）应江苏学使瞿鸿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学通儒，终以宦途污浊辞去”。（《革命逸史》第二集，P116）

据清宫档案记载，在杨毓麟到南京任襄校不长时间，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八日，江苏学政瞿鸿禨呈递了《为学差任满因病恳恩开缺回籍就医折》。清档表明，是瞿鸿禨厌倦了长期的学政生涯，希望任满后能另有高就，杨毓麟才不得不离开南京，而不是杨毓麟本人“终以宦途污浊辞去”。后来，在瞿鸿禨担任军机大臣，并随慈禧由西安返回北京之后，再次邀请杨毓麟到北京任职。但杨已踏上了日本国土。然而，他对瞿鸿禨的感恩戴德之情，在《侄杨毓麟再拜上书外部枢相大人执事函》中表露得淋漓尽致。杨氏称：“辱承招致，感激殊深。”可见，瞿鸿禨在庚子事变之后，曾经要杨毓麟跟他去北京。杨毓麟到日本不久，即想到给瞿鸿禨上书。其原因盖在于当时瞿鸿禨威望正隆，手握重权，成了汉军机大臣中最受慈禧器重的人物。杨毓麟希望通过瞿鸿禨，来实现其革命理想。瞿鸿禨很器重杨毓麟，二人关系相当融洽。后来，瞿鸿禨再次托人，在东京寻找到杨毓麟，使其于1905年到京师大学堂任职。可知，冯自由所述是信口开河，毫无依据。

再次，冯自由对杨毓麟随五大臣出洋考察事实所记亦有误。冯记曰：

会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调查宪政，笃生认为时不可失，遂力谋厕充随员以行事。樾于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发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决行荆聂之事，以车动力猛，炸弹自行爆裂，死之。然清吏未疑及笃生之所为，故笃生仍得同行。抵东京，与黄克强、张继、宋教仁等筹商扩充同盟会及实行方略，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约集同志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革命逸史》第二集，P117-118）

冯氏谓杨毓麟到日本后“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事实是，杨毓麟非但没有“辞退”，而且是在完成宪政考察的差事之后，还随考察宪政大臣回国；并且在上海将所承担的编译各书“蕆事”。杨毓麟致瞿鸿禨的私人信札揭示了其中奥秘。该信称：

守仁自随使赴东，分担考察事件。……现在使节归朝，本当随轺北上，惟以编译各书，缮写未竟，故逗留此间。期在七月中旬以前，一律蒇事，遣专人赍呈考政大臣以后，回里省亲；或在冬间上京，更行趋侍耳。……

可知杨随出洋宪政大臣在东京考察项目是内务行政、地方自治及日本与西方制度之异同。而冯氏有关杨毓麟在东京为从事革命“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的推断，全然是不着边际的。

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冯自由在描绘辛亥历史人物时，有一种把复杂人物简单化的倾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与刘学询之交。冯氏在《革命党与刘学询之关系》一文中称，孙中山因刘学询“思想陈腐”而疏远之（《革命逸史》初集，P77），与史实背道而驰。

刘学询，广东香山县人，因在广东操纵闱姓赌博大发横财，声名狼藉。将刘学询这样的赌棍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冯自由当然须谨慎从事，因而把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关于孙刘关系的记述，冯自由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忽略了光绪二十五年孙中山与刘学询在东京的密切交往。

日本外交档案中有一册名为《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的专题档案，长期未被人利用。2003年我仔细解读档案，发现清廷于戊戌政变后，派遣刘学询与满人庆宽一同携重礼来东京，以实现“联倭杀康”的计划。当时，康有为已经被日本方面“礼送”出国，梁启超尚在东京。己亥七月，刘学询、庆宽以钦差身份抵达东京，向天皇呈递了有关中日联盟的上谕及两国皇室直接交通的密码。日本方面未置可否，但是，确实将刘庆二人所携的公文密电，认真存档；对其所馈赠的礼物全部接受，并有回赠。刘学询在拜见明治天皇之后，又多次会见孙中山，并彻夜密谈。所谈内容至今无人知晓。不过《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的专题档案，保存了以下记载：

伊与孙文，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

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不知今竟如何云云。（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P185、186）

这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松村向外务省禀报的。他援引的是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刊出的日人所写消息“密使近状”。其中，警察署事后对阿菊的审问及阿菊的申诉，颇有些不合情理。因为孙刘密谈，按常理应该是广东方言或者“官话”，阿菊何能了然？但是，松村既然将此禀报上呈，说明自有其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上村希美雄的《宫崎兄弟传》虽然没有运用外务省档案，但是，他引用陪同刘、庆二人同行而来的东亚同文会宗方小太郎日记等日文史料，得出相同的结论。上村希美雄指出：宗方的日记告诉我们以下的事实：自五年前广州起义被赶出广东以来，以清廷之造反者被悬赏通缉的孙中山，因受在日清国公使和日本内务大臣之意的宗方的从中介绍，与西太后的特使密谈。即许多资料说明这是李、孙缔盟交涉的开端。譬如东亚同文会的巨头中岛真雄，在当时最与康梁派亲密来往的柏原文太郎的传记文章，这样说：据云刘学询等在东京时，不止一次与孙中山秘密会面。刘、孙之间有暗默的交涉，谈及与当时被降职为两广总督之李鸿章的政治工作是事实，结果为其牺牲的就是康有为的头。（上村希美雄著，陈鹏仁译：《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一），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8月版，P264）

其二，冯氏忽略了庚子年刘学询为广东独立事，曾与孙中山密切交往，以及刘学询向孙中山提供了三万巨款的重要情节。

刘学询由日本归国后非但没有因为在东京屡见孙中山而遭受惩处，反而受到慈禧、奕劻的格外关照。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99年12月19日），慈禧、奕劻将刘学询派往广东，改由李鸿章“差遣委用”。盖因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诸人痛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所为，要刘学询到广东老家专门是为了对付康梁。刘学询利用慈禧给他的信任作招牌，处心积虑地迫害那些与康梁有瓜葛的乡亲。这些人中间有的被抓捕，有的惨遭毒打，有的被盯梢。消息很快由广东传到港澳，再由港澳传到日本，甚至传到欧美。流亡在海外的维新党用了四个字形容他们心情：“无时不惧。”（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238-239）

庚子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给《知新报》同人书谓：“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去年遄归诸侠，有可用否？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206）

刘豚，指刘学询；肥贼则谓李鸿章。

在梁启超的再三催促下，港澳的维新党人加紧活动。他们发现刘学询前往澳门追查维新党人的形迹后，秘密跟踪，穷追不舍。当刘氏由汽船在广州登岸之际，被康梁的同伴开枪击中。日本驻北京公使西德二郎亦将刘学询被枪击一事，向日本外务大臣青木进行报告。

刘学询中枪未死，他将这笔账记到康梁名下。此时，义和团运动在北方愈演愈烈，全国政局动荡。在南方，两广总督李鸿章亦开始考虑应对之策。据日人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揭示，刘学询曾写信给在日本的孙中山。其信谓：

两广总督李鸿章有意用足下以谋两广之独立。然其所恶者为康有为，足下如得壮士予以暗杀，大事即成，请速到广东。（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日本及日本人》1901年11月号附录）

《续对支回顾录》下卷，清藤幸七郎项目所引用刘信函，除“两广之独立”变成“广东之独立”外，意思几乎是相同。反此，冯自由前引文，已于庚子夏天寄出的刘函，没有提及要排除康有为。

为了帮助孙中山，“刘学询回广东后，汇来五千圆旅费”。（葛生能久监修、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册，P653）庚子五月十三日（6月8日）孙中山携郑世良、陈少白及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与内田良平，搭法轮离开日本，抵达香港并在小艇中商量计划。据香港同志报告，清方有设警逮捕孙中山的计划，因此孙中山决定不赴广州与李鸿章见面，而改派日人宫崎、清藤、内田三代表前往。据日本史书记载：

三代表以事先协商的要点为基础，提出一，特赦孙逸仙，保障其生命安全；二，由李鸿章贷给孙逸仙资金六万圆等两个条件，并说明上述六万圆乃支付孙逸仙多年逃亡生活之欠债所必要资金。刘氏说“贵方主旨，在下同意。就第一个条件可速通报李鸿章大人，即可回复贵方。就第二个条件可不必烦劳李总督，在下自己即可承担。不过，六万圆中三万圆待明日到香港支付，所余三万圆打算事后电汇至新加坡。”借款事宜当场就得到答复。刘氏说：“聆听总督答复多少需费时间，其间另设粗馔款待。”随后三代表被引入同一宅邸的刘氏兄弟的西洋式庭院夜宴。

夜宴完了，李鸿章处传来答复：“孙逸仙生命安全由日本三士誓保，特赦之事奏请西太后。而与此相关的日本三士尽力之事一同奏请太后，请三士惠赠照相为盼。”三代表对此复言：“总督既示以如此诚意，则孙逸仙早日来粤为好。吾等今夜即刻请辞，照相待明日于香港摄影后呈交总督。吾等将与孙逸仙会于新加坡，急需尽快伴随孙逸仙再返广东。”刘氏说：“明日令犬子携金三万圆随行，其时照相交付犬子，由之带回”。话毕，命为三代表备饭。随后三代表即携饭食被送回炮舰。全部行程交涉，首尾皆大欢喜。

三代表返回香港，拍摄赠与李鸿章之照相。摄影师乃梅屋庄吉。待三代表摄影完毕，刘学询之子如约带来三万圆现金。刘氏之子归去后，三万现金即装入内田携带的皮包内，包内塞满纸币。到底是有了这些军备资金，自信心大增，李鸿章与孙逸仙的关系今后如何相处，也已经不是问题了。（《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册，P653-656，译者张渭涛。）

同样是记述庚子年孙中山策动广东独立事，冯自由记载与此不同。冯氏记曰：

至庚子夏，总理在日本忽接刘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遂偕杨衢云日人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乘法轮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为西历一九○○年六月六日。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总督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府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闻总理等将由日本至港，遂预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总理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之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宫崎随刘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己则乘原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宅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遂失意返港。（《革命逸史》初集，P77-78）

冯氏所记与日文史料，有许多重要细节不同。冯氏没有记载刘学询支付孙中山巨额现金的史实，因为如果将史实和盘托出，则与其“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的说法自相矛盾。冯自由过于简单地描述孙、刘二人的复杂关系，没有完整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

孙中山在领导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也有些失误。冯自由的著作只记载他光明的一面，就连他与刘学询的朋友关系也未能如实描述。当然，还有国民党早期历史的一些问题，冯自由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本文重点讨论冯自由著史方法存在的问题，绝没有对这位史学前辈求全责备之意。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前人基础上，应该上一个新台阶。我深感，在研究辛亥革命史时，很多情况下需要参考冯自由的著作。但是，一定要仔细甄别，绝不可贪图省力，人云亦云。否则很难描绘出准确真实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