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曼

（汉口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湖北 武汉 430212）

论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转型

朱曼

（汉口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湖北 武汉 430212）

建设一流大学是一个观念造就的“大叙事”，其叙事主线在于大学治理结构的转型，而当前一流大学的建设有形成伪形叙事的倾向。本文在作上述厘清后，尝试从分散实践的小叙事角度，探讨建设研究型学院在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过程中所具有的路径摹本意义。

一流大学 叙事 治理结构转型 研究型学院

一、伪形叙事——一流大学建设的价值取向缺失

建设一流大学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共识。

何为一流大学？简而言之，是“由一群世界一流的教授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生，在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条件下，培养这世界一流的人才并从事着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的大学”。［1］

在此，一流大学的所指与能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意义和功能应该为我们所认可。然而事物的符号象征意义（所指）不是由这个事物天生的素质决定的，而必定是被国家体制、时代状况和具体的文化语境等因素所共同赋予（能指）。当今一流大学的存在及其为我们所能直观的治理功能模式，主要是多个世纪不断积累的西方的社会、文化习惯的产物，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知识生活下的学术程序；是一种地域性的学术生活的经验。因而，一流大学所指与能指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原形意涵，切入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伪形的概率就不低。其关键就在于作为异域的后来者，建设一流大学在观念的引领上，如欠缺一个良性治理所需的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把握，建设一流大学就成为一种新叙事或重新叙事，而将一流大学的意义承载变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将建设一流大学作为表征某种存在的心理诉求。在当下新叙事的主线就是大学治理结构的转型。

就治理来讲，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这意味着治理应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把握。即治理既是开发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同时又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因此，从上述对治理的理解来看，西方一流大学治理功能模式的原理乃是蕴藏于、隐含于、内在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制度规范和学术实践之中的。而其中学术道德作为学术文化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能降低学术制度的运行成本。即效率的追求立足于“正义”之基上，尽管“正义”也是相对的观念。由此西方一流大学的形成和演化就构成了一种原形叙事。

与此相观照，当下建设一流大学如其叙事合法性的取得，在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强国）确立一种理念（建设一流大学），从而论证凡是符合这种理念就是合法的话，其间隐含的风险就是合法性替代真理性。如果理论的作用是为实践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合法性不是靠真理性（或正义性）来保证，而是靠强权来支撑；叙事的呼声愈高，叙事者就争得越多的话语权。这一点已为大学治理结构转型中的行政主导化所印证。建设一流大学应警惕徒具制度规范性框架的治理转型伪形叙事倾向。

二、要素调控——治理结构转型的主要误区

当下一流大学的建设除了上述的通过信而非思来跳过关键性一步的迷思外；另一种观念是基于复杂事物一经分解定会变得简单这样一种默许的信念 （世界观或自然观）。即当前建设一流大学在治理结构转型上的主要举措就是要素调控，其理解是建立在通常系统的“元素法”的基础上，它总是先将现象分解为要素，然后研究要素的性质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获得要素间的基本法则，最后再根据要素间的基本法则理解现象的本质。［2］

以此观察，最具普遍性的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管理层在追求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目标框架下，针对提升学术竞争力的制度设计，其基础和出发点就在于设计者从最薄弱处突破的系统观。不仅大学转型中存在这样的认识，就大学的管理，以大学行政楼为统率的要素控制观，同样也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

而如果我们认可大学治理包括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大学中诸如人才培养与因材施教、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与学术逻辑等成正比或正性相关的内在联系；尽管这些“确定关系”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意会，但其作为普遍性的内在规则存在于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并适用于大学知识生产的所有单元或子系统。其次，在大学系统内耦合的大量单元或子系统，不仅在专业、学科的学理上具有多样性；而且知识的形式上既存在厚积薄发的常态，又有醍醐灌顶式的体味、灵光乍现式的顿悟。这就赋予大学的治理既要把握系统中的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又能于知识过程的多样性中包容随机性。

大学系统内知识过程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是其治理的结构要求，而知识过程的多样性、随机性又是其治理的结构形式需要。前者体现大学系统中治理的稳定性和基础性，后者体现大学系统中结构形式的不规则性、复杂性。现实中的大学治理如以大学层面的要素管理调控为主导，事实上将人为地扭曲了大学作为复杂系统的存在。显而易见地，作为大学层面上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基本上只能求得最大化的最低水准，体现整齐划一的底线刚性。同时以建设一流大学的角度看，这种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大叙事将因欠缺弹性，更因抽离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变革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而压抑大学系统内大量子系统、个体的小叙事参与。将一流大学的建设叙事扭曲为强制推行的一厢情愿或迫不得已。

可见，现行的治理机制结构——行政主导的要素调控既欠缺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平等价值之基，又不能面对大学系统的复杂性、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的同时欠缺。事实上一流大学建设叙事可能导致旧病不去，新疾又来的局面。这样不论大学当下的治理还是处于转型中的议程，都必然要作路径上的转型。

三、研究型学院——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们应该看到，不管多复杂的系统，总是存在着诸多确定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结构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规律，系统通过这系列关系，获得其基本特性。［3］

因此，大学治理转型遵循的前提就是首先确立大学治理结构“理想类型”。而其建构的原则则应是“上善若水”、“水因地而制形”——体现出大学内生于学术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制度规范和学术实践之中的基本特性，确立大学成其为大学的一系列基本价值。

其次，遵照治理所关涉的权力、关系、责任的原则，划定权利的边界。确立权力谁行使、规划谁作出，以及问责如何进行的基本治理结构框架。

再次，大学系统中，知识如何成为可能是最为根本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治理的结构形式上进行把握和调整。

根据以上的原则次序，以及大学自身的系统复杂性，建设一流大学的治理转型应倾向于大学层面发挥学术价值、学术道德、学术评价、政策规范调整等基础性、整体性特性的确立、引导作用，以满足大学结构要求上的稳定性、传承性。

而针对大学知识过程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在治理转型的结构形式上，资源要素的组合权力、科研教学的组织安排、管理调控的行为运作等要层级下放，并以制度的形式和规范性确认和推进中下层级和相关个体的参与与自组织。

以上内容既体现了一流大学历史演化的传统，又为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治理转型的路径选项。

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发展演化看，以剑桥大学等为代表，实行独立学院制的方式，将学术及学术竞争的自主权交由学院；以老牌的斯坦福大学、英国新秀卡福迪大学等为代表，实行的是先打造有限的几个强势学科，尔后进行扩张或交叉整合形成优势学院，并带动全校实力的提升。虽然治理方式上，两者有差别，但在学术竞争力的生成和提升上都遵循着一条相同的基本路径，即以知识分化构成的学科学院作为基干，以其发展状态作为大学学术声誉的来源和院校间竞争的基础。其实践的经验就在于作为大学子系统的学院，既分有大学的学术性，又可在相对同一的学理上实现子系统的要素自主组合。

因上，在当前国内大学自主权有所扩大的背景下，建设一流大学完全有可能以部分优势学科学院为基点进行试点，通过在大学内部首先生发成长出一些局部的、新型的学术生态进而汇聚成一种新型的大学形态，以局部创新建设的渐次扩展，推动大学治理结构和功能的重构，向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近，实现大学脱胎换骨的变革。以优势学科学院与一流大学尤其是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直接性、关联性，我们倾向于将其定位为研究型学院这一概念。

这样研究型学院的建设就在一流大学建设的治理转型上，既产生小叙事的作用，又丰富了大学治理的结构形式。它适应当今大学规模扩张和组织结构日益庞杂对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通过分权和整合资源配置，有利于在大学内部逐渐形成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提升效率。同时，通过大学治理中责权下放调动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有利于院系层面在自主办学和管理科学化方面进行探索。［4］

可以说，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小见大的思维往往是宏大叙事不着边际状况下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建设研究型学院就其意义来说也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路径摹本。

［1］睦依凡.高等教育强国：大学的使命与责任［J］.教育发展研究，2009，（23）：23.

［2］屈世显，张建华.复杂系统的分形理论与应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26-30.

［3］肖永健.复杂系统的确定性——模式的确定［Z］.价值中国网，2007-6-27.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 2007/6/27/70617.html.

［4］杰拉德·卡斯帕尔.谈研究型大学必备的四种特性［Z］.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06-3-23http://www.edu.cn/lun_ tan_356/20060323/t20060323_569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