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无疑是外国人对于“文革”时期红色中国的经典描述，镜头中的中国人带着前消费时代的朴素和傻气竟没来由地令人生出恍若隔世的慨叹。未必旁观者清的缘故，但相较国内形形色色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录，我宁愿听取安东尼奥尼们的见解，因为他们拥有最简单的好奇之心，虽然好奇亦会别生另一种盲视。

如今继安东尼奥尼之后，我还得添上罗兰·巴特的名字。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在1974年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与克里斯蒂娃和作家索莱尔斯等组成五人代表团造访中国。在20多天中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等地，在这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旅程中，罗兰·巴特写了三本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所目击的人和事，虽然他抱怨“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舉、可划分”。

据说是当时中国大使馆正式邀请罗兰·巴特访华，旅行者自费，官方安排行程。或许大使馆知道巴特是当时法国有名的左派加毛派，于是这样的官方邀请可以令外人更了解几乎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而法国本土则抱着另一种不便明说的心态，期待访华归来的巴特能幡然醒悟，一如纪德当初对苏联的态度转变，孰料最终巴特甩出来一篇《中国怎么样》，并未如好事者所期待的那样痛加挞伐当时的中国。“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