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健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一、引言和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积极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获得了较快发展。但由于整体上仍然以劳动力等低端要素禀赋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决定了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依然不高,相应的价值获取能力也存在很大的瓶颈约束。从分工专业化角度来看,这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我国至今仍未形成清晰的内部专业化分工体系,更多地表现的是低端过度竞争。而这最终导致的便是对既有要素禀赋利用的过度压迫,进而不利于更专业化、更高级要素禀赋和更高端专业化能力的形成。鉴于此,继续深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依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除继续关注各地区以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形式体现的对外参与国际分工发展特点外,更要注重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地区专业化能力的形成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既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作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诸多学者均进行了很好的探讨。Ishii等 (1997)、Feenstra(1998)和Hummels等 (2001)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全球中间品贸易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大上升,由于产品内分工使国际分工程度更加细化,因而更有利于生产成本的下降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对生产效率提高乃至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2][3]。对一个国家 (地区)来说,只要在特定生产阶段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参与其中,从而使比较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4]。针对我国的经验分析中,从总体趋势来看,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现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在不断加强,并与一般贸易体现的国际分工影响差距不断缩小[5][6]。但也有研究认为,如果东部地区继续以粗放发展模式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环节,那么它就不可能为中西部腾出市场和增长空间,地区差距存在且持续扩大的现实逻辑也会更具内生性和长期性[7]。

国际分工深化也导致了更加明显的地区专业化发展,我国大多数省份的专业化水平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地区专业化水平提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白重恩等(2004)认为,地方专业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地区贸易能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质量改善[8]。梁琦等(2006)研究也发现,地方专业化发展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9]。与上述观点不同,翁媛媛等 (2009)则认为专业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表现平平,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省份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10]。

总体而言,我国不同区域自身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差异,共同决定了其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状况。更重要的是,参与国际分工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等条件,在对外开放环境下保持或调整既有分工专业化发展思路的过程,因此本文研究将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框架下,从与分工相对等的地区专业化角度,探讨地区专业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地区专业化的测度与比较

(一)地区专业化测度

根据考察需要,为更好揭示各地区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过程中新地区专业化的分布特点,我们将通过比较方式展开讨论。从国际分工格局演化的历史变迁来看,主要经历了产业间国际分工、产业内国际分工和产品内国际分工三个典型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地区专业化现象变得更加明显。

关于地区专业化的衡量,国内外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测算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区位商指数(LQ)来表示。它是一个地区特定产业的某个发展指标与该地区所有产业相应发展指标的比例,再除以全国该产业发展指标与全国所有产业相应发展指标比例后的比值。在实际衡量中,对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地区专业化的衡量,我们主要用最能体现这一分工特点的一般贸易数据构建的区位商来表示。而对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地区专业化的衡量,鉴于加工贸易是产品内国际分工最重要的实现方式,这也是我国各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最终采用类似Ng等 (2003)的处理方法,即用最能体现这一分工特点的加工贸易数据构造的区位商来表示[11]。具体而言,就是用各地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数据来衡量加工贸易水平,并基于此进一步构建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区位商指数。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类区位商指数的对应原始数据均来自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库和各地区经济年鉴,时间跨度为1998-2008年。

(二)地区专业化比较

图1给出了各地区 (不包括西藏和海南,重庆数据并入四川)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地区专业化分布情况。为便于比较,我们还给出了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地区专业化分布情况。考虑到有些年份数据可能存在异常波动,图1实际描绘的是1998-2008年的平均值。总体来看,两条曲线反映了国际分工格局演化过程中我国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区专业化。其中,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形成的地区专业化中,广东、江苏、天津、辽宁、福建和上海等比较靠前的省份均在东部沿海地区。樊福卓 (2009)的研究也指出,从地区路径来看,广东、浙江、江苏等对中国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度较大[12]。但与其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明确指出了该种地区专业化具有的特点。比较而言,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形成的地区专业化中,除北京、浙江和河北外 (广东、江苏等省份表现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更低),其他大多是中西部地区省份,最明显的如陕西、内蒙古、宁夏、吉林、湖南和山西。

图1 开放条件下地区专业化发展的区域差异

三、理论模型、计量结果和解释

(一)理论模型

参考Gorg等 (2008)的理论模型,假定一个地区的生产活动存在大量的中间投入品 (Ethier,1982),在标准的C-D生产函数基础上,我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如下形式[13][14]：

其中,Yit表示总产出,Lit、Kit分别代表生产中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Mit为差异化中间品投入,a0eλ代表技术进步状况。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上标λ代表技术进步效率,α、β、γ则分别为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入品产出弹性系数。

对各种差异化中间品Mit,我们认为其主要通过不变技术生产出来：

其中,xikt表示地区i在时刻t使用的第k种差异化中间品数量,0＜ρ＜1反映最终产品生产中各中间品之间的替代程度。nit表示均衡状态下,由生产过程内生决定的差异化中间品种类。对式 (2),假设所有差异化中间品xikt都是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下,经由同样规模收益不变生产函数生产的,且所有中间品对最终产品生产的贡献度一样。如中间品价格也相同,则均衡条件下的中间品投入数量最终也相同,即满足条件xikt=xit。由此,将式 (2)简化并代入关系式 (1),再经对数化处理后可以得到如下简化形式：

式 (3)表明,随着生产中使用中间品种类nit和相应数量xit的增加,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为促进作用。而进一步从分工角度来看,多样化中间品nit投入的不断增加,也意味着分工水平的不断细化。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由此可以认为在统一的分工发展框架中,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更多样化的中间品投入,进而表明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会表现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此,我们可进一步得到如下改进的关系式 (4)：

最终,基于关系式 (4),再加进相关控制变量后,我们设定如下形式的回归方程：

其中,ln为自然对数符号,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μ为常数项。δi为地区固定效应,体现了各地区特有的、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影响因素;ηt为时间固定效应,体现了仅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所有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Yit表示地区经济增长水平,labor为劳动力投入,capital为资本投入,区位商指数LQ则体现了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地区专业化,input代表差异化中间品投入,Zit为其他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

(二)变量说明和结果解释

按上述理论模型,对相关变量的具体衡量如下。因变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Y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考虑到价格因素影响,用1998年基期 (1998年=100)的各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滑处理。在自变量中,产品内国际分工下新地区专业化LQ的衡量方法同前;平均中间品投入量input用各地区人均加工贸易额 (input)表示,相应数据均根据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转换成以人民币计价,再用1998年基期 (1998年=100)的各地区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滑处理。劳动力labor和资本投入capital分别用各地区年底从业人员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用1998年基期的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滑处理)表示。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区分了高素质与中低素质人力资本 (hr—high、hr—low),分别用高校和中学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例表示;基础设施条件 (infra)用每万平方公里公路里程表示;制度因素 (policy)则用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表示。

初步经验分析中,由于变量input与capital、infra间存在较高相关性,这严重影响了结果的稳健性,因此进一步考察中剔除了变量input。最终表1的OLS回归结果中,大多数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与预期相符。比较而言,在控制了地区与时间差异后,LSDV回归结果的变量LQ值回归系数显著提高,但变量traffic、policy却不显著,经调整后的拟合度也没有显著改善。为此,进一步基于空间面板的分析中,没有再关注地区和时间差异带来的影响。从回归情况来看,无论空间自回归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均较OLS、LSDV拟合更好。和前两种方法相比,由于考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变量LQ影响作用不仅显著为正,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作用更加突出。

表1 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地区专业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估计

具体来看,回归结果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正,表明各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发展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λ也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正,表明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同样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由于方程拟合度已达到90%以上水平,这表明忽略因素对此处分析并没有构成严重影响,结果还是比较可靠的。

重点关注变量LQ回归情况,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地区专业化发展仍能非常稳健地构成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按照分工理论,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是相互影响的。这意味着通过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并基于此分工模式形成更强的专业化能力,各地区不仅能在更大范围内、更充分发挥相对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经此种新地区专业化能力提升获得了更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别是当这种专业化能力在更广区域范围内形成,并使得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变得更紧密时,会进一步促进不同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进而带来更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能力的持续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它同时也表明不同区域新地区专业化基础上分工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更有利于本土生产价值链体系的逐步形成,在与全球价值链体系互动中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大,最终表现为区域经济将以更高质量的方式获得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面板分析,本文重点关注了产品内国际分工深化以及这一分工模式下形成的新地区专业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定量比较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地区专业化特色,而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地区专业化特色在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实证分析表明,新地区专业化发展通过更充分发挥各地区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更广区域范围内分工合作关系的建立,带动了区域经济更显著的增长。

为了在更广范围内促进我国不同区域新地区专业化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研究认为,首先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域范围,深化参与的层次性;其次,从可持续性发展与动态升级角度来说,要更注重本土跨区域分工合作过程中新地区专业化能力内生培养机制的建立。而围绕上述总体战略发展思路,落实到更具体的区域发展规划中,对东部地区而言,作为全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新格局的领头羊,如何将自身未来发展的突破与加强对本土生产网络体系的构建和引领作用的发挥更紧密结合起来,已变得至关重要;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融入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价值链进而获得升级是其当前深化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起点,也是传统分工模式下专业化发展道路转型不得不经历的门槛。

[1]Ishii J.,Yi K.M.The growth of world trade[C].http：//econpapers.repec.org,No.9718,1997.

[2]Feenstra R.C.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12(4),pp.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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