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平,金 通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我国的产业集群发端于短缺经济时期,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经过30多年的洗礼,其规模和质量已成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大多数产业集群集中于服装、鞋帽、皮革、电器、五金、饰品等传统行业,均具有典型的外向型特征。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动,时刻影响着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产业集群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途径更加紧密地嵌入国际产业链。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有利于企业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有利于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产业集群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面对的是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形成的由国家、企业、消费者三方面结成的 “利益共生、矛盾交织、竞合并存”的产业生态。这种业态正经受着国际社会经济波动、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的深刻影响。如何有效提升产业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增强稳定性,提高创造性,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直面迎视的重大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产业集群的挑战

近几年,美国金融风暴、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美经济体的引领作用日渐式微,国际贸易格局、海外投资生态面临重构,这一情形多方面影响着我国产业集群的稳定发展。

(一)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引发生产活动的不确定性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诸如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日益增强。由于国内价格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因而遭受输入性价格波动在所难免。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原油消耗量呈爆发式增长,2011年达到4.68亿吨,11年间增长了108.56%,对外依存度从2000年的33.76%上升到2011年的54.27%,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无独有偶,我国铁矿石的年进口量也呈爆发式增长,从2000年进口6997万吨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68606万吨,11年间上涨了8.81倍,对外依存度从2000年的34.3%提高至2010年的63%,上涨了近30个百分点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伴随石油、铁矿石进口量、消耗量、对外依存度日益增长的是愈加频繁的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且波幅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也在推波助澜。目前,在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中,约70%的交易属于投机行为。美国 《财富》杂志称,在一年内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中,投机炒作因素就占6-8美元[1]。伴随原油价格的波动,与之存在替代关系的煤炭价格的波动正日益显现[2]。

与原油价格相比,2001-2008年世界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 (FOB)增长了5倍,澳大利亚哈默斯利粉矿从27.35美分/干吨度上涨到201美分/干吨度,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球团矿从50美分上涨至220美分。2010年1月至2011年3月间国际铁矿石价格在900-1500的区间内剧烈震荡②数据来源于普氏能源资讯,http：//marketing.platts.com/content/APAP201010SMDFFTChinaLP—sv—code=26—1439633—119156718&bdclkid=VpA—Ja7p8UOzSECLtFmn2G-M-LFK0gscnKeGhYJW4MoP。。

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通过产业链的传导作用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尤其是 “过山车”式的波动将企业决策者置于 “不知所措”的困境③笔者曾于2009年5-8月在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宁波走访了100余家企业,许多企业主对“过山车”式的原材料价格波动几乎都用了 “不知所措”这个词来形容。。比如,浙江省浦江县经贸局对浦江绗缝产业的调研发现,2008年9月前布料、印染、运输等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削减了绗缝业的利润空间,使原本就微利的绗缝业步履维艰,部分企业只好停工停产;2009年第四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原材料价格大幅跳水,国外客户因此不敢下单甚至纷纷毁单,直接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宏观经济层面的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二)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外向型产业集群的发展风险

产业发展的全球布局和产业环节的区域集聚并驾齐驱,相对于同地区的生产与消费而言,二者的空间分离变得不可预测和控制。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便是明证。仍以浦江绗缝产业为例,其产业集群的外销率在95%左右。但2008年的第104届广交会上,该县绗缝业几乎无单可接。这种局面对地方政府、集群内企业都是始料不及的。从区域整体经济的角度看金融危机对其产业的冲击,我们的一个基本判定是外向型特征越是明显的区域受到的冲击越大。2009年第一季度,浙江省GDP增长率仅为3.4%,比上一年度同期回落了8.4个百分点,全省外向度最高的宁波、台州、温州分别仅为1%、2%、2.5%,即外向度越高,增长率越低。

2011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从年初的37.6%直线降至年末 (11月)的13.8%,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1.3%[3]。哈继铭和邢自强 (2007)认为,美国消费增速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两年内累计下降5至6个百分点[4]。根据彭文生 (2011)的测算,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个百分点,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下降0.18个百分点,相当于GDP增长降低0.18个百分点[5]。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之所以对我国出口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因为我国许多产业集群都是外向型的,难以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中独善其身。

(三)频繁的贸易摩擦加剧了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自2009年始,中美三年间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相当于中国 “入世”前七年的总和。美国发起调查的种类涉及反倾销、反补贴、301调查、307调查等,案件规模越来越大,如轮胎特保案、油井管 “双反”案等涉案金额都在20亿美元左右。随着奥巴马 “出口倍增计划”和支持新兴产业的提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开始增多。2010年10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启动对华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的301调查。一年后的2011年11月8日,301调查尚未结束,美国商务部又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 (板)发起 “双反”调查[6]。由于中国光伏产业严重依赖于海外市场,这一调查如果成立,将导致本已举步维艰的中国光伏企业更加困难[7]。又如,外向型产业集群较为集中的浙江省,2011年1-9月共遭遇来自美国、土耳其、巴西、印度、欧盟、泰国等16个国家发起的贸易摩擦案件72起,涉案金额为8.97亿美元,涉案地区包括杭州、绍兴、嘉兴、宁波、台州、温州、宁波、湖州等。与此同时,浙江遭遇反补贴案件6起,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0%。

表1 2009年浙江省部分产业集群遭受的贸易摩擦及其损失

(四)产业集群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常受被投资国政治、文化的双重冲击

近年来,由于市场拓展、资源获取等方面的强力驱动以及欧美经济疲软、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等外部条件变化,对产业集群的国际投资热情日渐高涨。然而,伴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地理跨度的拓展,来自投资国政治、文化、法律等原因造成的风险有所增加。近年来,中国赴海外的工作人员遭遇袭击的事件屡有发生,海外华商频受排挤。一些大企业对外投资的成败正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国内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二、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

从理论上讲,消弭产业集群外部环境负面影响的路径有两条：一是主动出击熨平震荡;二是提高自身应对剧变的能力。显然,前者是不可行的,因为 “垄断性供给与竞争性需求”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缺乏大宗原材料的定价话语权;集群产品的国际需求取决于出口国宏观经济波动,而不受我国经济发展所左右;除了WTO规则的模糊性,国际贸易摩擦更受到进口国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只有走第二条路,提高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才是保持现有竞争优势乃至创造新优势的唯一选择。

动态能力 (Teece&Pisano,1997)是在反思企业核心能力 “刚性”现象后提出的新概念,之后经过十年左右的发展逐渐被一些学者引入产业竞争优势的分析 (牟绍波,2006;江青虎等,2007;戴书华,2009)。金通 (2011)认为,竞争性组织都存在动态能力,并在阐述产业集群组织特性的基础上界定了产业集群动态能力——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产业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和学习,整合、建立和再配置内外部资源,以获得、巩固和增强集群竞争优势的能力[8]。

从竞争性组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角度看,产业集群与企业十分相似,同样需要通过整合、建立和再配置集群内外部各种资源,提高适应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动态能力表现为明晰的惯例(routines)抑或流程 (process),是由一系列资源建构发展的常规程序的集合 (Christoph Zott,1997;Kathleen M.Eisenhardt,1998)。产业集群动态能力也是由一系列惯例来体现的,通过集群内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间互动去实现。所谓互动,系指产业集群对其先行企业惯例的复制、模仿、修正后为己所用的过程。深而究之,隐藏在这一能力背后的是产业内部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的集合,也即构建一套创新结构。

产业集群动态能力集中体现在 “核心能力对外部环境的响应”上。具体来说,产业集群首先快速扫描、感应、判断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定整体的转换战略并以最快速度加以实施,即形成 “研判环境-决策制定-调整适应”的链式反应。它是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并行不悖地培育集群的环境研判能力、决策制定能力和调整适应能力。换言之,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提升就是这三大能力的共同彰显。

图1 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形成机理

众所周知,企业是由明确责任、义务的各组成部分结成的科层组织,通过资本纽带和行政系统加以运作。产业集群则是由相互之间虽有机联系但无硬约束的企业构成,他们的决策行为相互影响,具有示范效应但无强制性。产业集群也是一种竞争性组织,但不同的是它应对外部环境保持竞争优势的行为主体及其动态能力的提升,更有赖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系统建设。

1.高效的预警系统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发展环境瞬息万变。许多关于贸易摩擦、投资国政局等信息并不是企业层面能获得的,而是需要政府通过外交、商务、海关等部门的协调,具有公共服务的特征。因此,建立高效的产业预警系统并通过官方权威信息平台发布,会极大地提高产业集群内部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和筛选、研判后制定应对策略的效率。产业预警系统应实现与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双向互动,一方面预警系统要为企业提供关于产业外部环境的前瞻性的全面信息,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也应通过预警系统信息接口上报它们在经营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形成系统与企业之间的双向回流。

2.卓越的大型企业

首先,大型企业分布广泛的营销网络犹如布满全身的神经末梢,有利于各种市场需求信息的收集,提高本企业所属产业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度。其次,大型企业更加注重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与现代治理结构的完善,拥有管理规范、运转通畅的流程,是提高甄选、研判外部信息精准度及其效率的重要保证。再次,大型企业拥有果敢决断的决策者及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有利于影响本产业发展的重大决策的制定和调整。此外,大型企业的规模优势、福利待遇和行业地位更易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源。创新型研发人才的集聚为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提供强有力保障,有助于整个集群动态能力的迅速提升。

3.发达的网络组织

网络组织是由众多自主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起来的,具有长期指向的企业间的组织联合体[9]。从产业集群的信息获取、技术创新、决策调整到动态能力的提升,需要市场信息、产业技术、优势决策等关键要素在集群内企业的渗透和跟进。国内外产业集群的实践表明,高效运转的行业协会 (商会)、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发展论坛、产业博览会是网络组织扩散机制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它为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信息沟通、技术合作、工艺模仿、上下游互动等自洽行为提供平台;另一方面,它又是产业信息、人力资源、基础技术、产业形象等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培育主体。

4.完善的产业配套

产业集群中与龙头企业生产、经营、销售具有内在联系的上下游产业,在产品、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消费市场等方面形成的协作关系体现的实际上是产业配套能力。集群内横向、纵向企业之间通过示范、产业链传导,将先进企业的新战略、新信息加以扩散,是整体动态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扩散的速度依赖于集群内网络组织的发育程度,而扩散的力度则取决于产业配套能力,包括配套的完善性。由于产业内企业实施战略转换必然涉及人才、资金、技术、质检、物流等方面,需要彼此的合作与支持,因此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有利于企业降低战略转换成本,提高转换效率。

三、提升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政策建议

就环境而言,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提升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认为,当下从预警系统建设、大型企业培育、网络组织发展、生产要素升级等方面着手推动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是最有效的。

(一)建设管理规范的产业预警系统

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政府应充分利用其机构多、网络全、渠道畅通、信息集成度高的优势,建立完善的产业预警系统。预警系统可由商务部门牵头建设和管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电子政务系统建设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它的运作效率除了政府牵头作用的发挥外,还取决于系统本身管理效率提高以及吸引更多的产业集群企业参与。因此,从建设和维护的角度看,在界定产业预警系统的非盈利性目标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走政府服务外包的民营化道路,充分利用社会的技术力量和管理手段提高产业预警系统的运行效率。同时,为了保证产业信息的质量以及实现运行的可持续性,产业预警系统应实施注册会员制度。该系统的服务具有 “非竞争性”特征,会员企业越多,服务的效果越好,地方政府可在产业预警系统建设经费和企业年费等方面给予补贴。

(二)加强产业集群大型企业的培育

大型企业是产业集群环境把握和战略应对的引擎,对动态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从2008年因遭受国际金融风暴而陷入经营困境乃至轰然倒塌的中国金属、飞跃集团、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等大型民营企业看[10],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资产、产量规模大就能胜任这一角色。能够担纲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的大型企业,必须拥有现代治理结构、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强烈的创新意识、高效的财务管理能力以及先进的企业文化。从我国产业集群大型企业发育和成长情况看,程度不同地存在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核心技术、品牌运营水平较差、创新意识不足、企业文化缺失等问题,距离担纲提升产业集群动态能力 “排头兵”的角色仍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我国产业集群中的大型企业成长时间比较短,需要有一个百炼成钢的过程;二是政府出台的 “扶优做强”政策过于强调财税优惠和要素倾斜,因而容易产生政策依赖性的 “僵尸企业”[11]。缘此,大型企业培育政策应该做出调整。首先,从直接干预型经济手段转向间接作用型服务转变,尊重市场规律,矫正直接干预引致价格扭曲进而对企业决策的扰动;其次,变资源性要素的直接补贴为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有效激励,切实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作为政策引导的重点;再次,开展企业家培育工程,提高企业领导人的运筹素质、创新意识和驾驭能力。

(三)加强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内诸如行业协会、科技服务平台等网络组织有了一定发展,但总体上仍存在人员素质低、提供服务少、凝聚力有限等问题。为此,需从核心作用发挥的角度来加强网络组织的建设：一是改革网络组织管理体制,改变网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行政依附关系,把部分政府职能下放至网络组织,实行从行政挂靠指导关系向契约合作伙伴关系的转变;二是引入竞争机制,允许一个产业集群存在多个同类网络组织,打破 “一业一会”的垄断格局;三是根据盈利能力对网络组织进行定位,建立分类指导的政策体系;四是加强人才培养,在高等院校设立相关专业,构建完善的网络服务培训体系。

(四)切实推进产业要素升级

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提升依赖于人力、资金、土地、产业氛围等要素的强有力支撑。近年来,民工荒、融资困难、土地短缺、创新氛围弱化等严重制约了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因此大力推进产业要素升级,对改善产业集群发展基础至关重要。在人力资源升级上,应从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发展职业教育、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改革户籍制度等方面入手,以提升人力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在资本要素升级上,应从开放和规范民间融资、挖掘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开放金融市场、促进有效竞争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的资本要素。

此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产业氛围 (industrial feeling)的建设,它可以塑造一种奋发向上、激励创新、促进竞争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它对企业家、管理者、一线员工的精神状态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提升人力要素;另一方面,一个崇尚竞争的产业集群,通过激励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实现效率的共同提高。

(五)完善对产业集群鼓励扶持的财政政策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的税收优惠性扶持政策和财政奖励性扶持政策对产业集群大型企业的培育、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12]。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格局下,应当看到现行的财政政策在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上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并且极易招致其他国家的WTO诉讼,因此需要从更加有益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提升的角度加以完善和改进。第一,政策工具选择应从直接干预型向间接服务型转变,落脚点应放在公共服务品的建设上,主要包括产业预警系统建设,公共信息平台、科技创新平台的打造,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配套体系、关键性技术的联合攻关上。第二,改变 “政出多门、点多面广、锦上添花”的财政政策状况,通过建立各部门联席会审制度,聚焦政策重点,形成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效率。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视点 [R].2010,(42)：43-50.

[3]缪建民.波动与转向 [J].中国改革,2012,(1)：25-29.

[4]哈继铭,邢自强.警惕美国房价下跌 [J].财经,2007,(20).

[5]于海荣.中国经济以我为主 [J].新世纪,2011,(32).

[6]于海荣.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J].新世纪,2011,(46)：55-60.

[7]王宇,杨悦.光伏 “双反”危局 [J].财经,2011,(27)：89-93.

[8]金通.产业动态能力：分析框架与测量维度 [J].社会科学战线,2011,(10)：74-77.

[9]李远富.中间组织理论与中国金融组织成长 [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21-22.

[10]杨彬彬,宫靖,沈乎,杨海鹏,赵何娟,严江宁.长三角私企倒闭潮调查 [J].财经,2008,(23)：5-20.

[12]张国平等.区域产业动态能力提升：理论、实证与政策[R].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报告,2009.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