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岭

(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 言

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理论上认可了劳动力是商品,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松动了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导致的激励不足问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导致劳动力的大范围城乡间的重新配置。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市场改革尚未完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又是整体改革中相对滞后的领域,以户籍为特征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基于利益考虑,以户籍差异来区别对待外来民工,形成了城乡工人间的户籍差异。

城乡工人的户籍差异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在工资收入方面,而且在就业岗位、职位升迁、就业稳定和社会保险参与等领域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目前,大多数的文献仅关注两类工人的工资收入差异[1][2][3],研究结果发现两类工人工资收入差异中,大概20—30%左右由户籍歧视造成,剩余部分归因于两类工人在人力资本禀赋上的差异。但是对于两类工人在工资以外的差异却很少受到重视,一些学者估计农民工在福利享受方面受到的歧视可能更大[4][5]。谢勇 (2008)[6]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作者只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未将农民工跟城镇职工的劳动权益作对比分析,也无从就城乡工人之间的劳动权益差异程度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姚先国、赖普清 (2004)[2]除了研究城乡户籍工资差异外,同时还考虑二者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劳动合同签订以及工会参与等状况的差异。作者利用2004年浙江省企业调查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得到的数据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7][8],发现户籍歧视所起的作用占城乡工人在上述差异的20-30%左右。若仅关注城乡工人在工资收入方面的差异,而忽视其他非工资福利待遇的差异,将低估两类工人的实际福利差异,而且也会低估户籍歧视的作用。为了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于非工资福利二元因变量,我们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但是当因变量为二元因变量时,采用线性概率模型有以下几个缺点：一是预测出来的概率可能小于0或大于1;二是存在异方差问题;三是假定解释变量任何水平对被解释变量的偏效应都相等,假定过强。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最新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城乡工人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三类社会保险参与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城乡工人决定是否参与三类社会保险行为上受哪些因素影响;第二,城乡工人在三类社会保险参与上的差异有多大,其决定机制存在哪些差异;第三,城乡工人在三类社会保险参与上的差异多大程度是由个体禀赋差异造成的,多大程度是由于城乡户籍歧视。

二、城乡劳动力特征差异

数据来自于浙江大学LEPP研究中心于2007年4月至5月在浙江省实施的企业问卷调查和职工问卷调查。课题组先随机抽选了杭州市西湖区、桐乡市、慈溪市、义乌市、遂昌县、乐清市为调查地点,并确定在每个调查地区抽选50家企业,每个企业再分别抽选10-30名职工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表由课题组负责设计,由省总工会负责发放并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企业问卷300份,职工问卷6000份。最终企业问卷回收205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89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68.3%和92.2%;职工问卷回收4357份,其中有效问卷为3749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72.6%和86.0%。

由于关注的是城乡职工在社会保险参与方面的差异,所以本文采用的是职工调查数据,按照通常的做法,在样本中排除了雇主、自我雇佣者、退休人员、学生以及家务劳动者。此外,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公民最低工作年龄为16岁,删除了年龄小于16岁的样本。同时,由于大多数工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因而大于60岁的群体也不在考察范围。

表1报告了总体劳动者、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各自的劳动权益和基本人力资本特征。总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69.61%,50.23%和40.38%。按户籍分类来看,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上存在较大差异,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为80.36%,比农民工的60.14%高出20.22个百分点,城镇职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重为65.62%大大高于农民工的36.66%,参加失业保险的比率59.18%也大大高于农民工的23.42%。从初步的统计分析来看,城镇职工享有社会保险待遇的状况明显优于农民工。

社会保险待遇是企业为员工支付工资外的一项重要的非工资报酬,虽然形式上,企业和职工共同支付费用,但最大的受益者是职工。从企业角度来看,这部分支出构成了企业成本,从员工的角度看,这是项基本的福利。因此我们考察城乡户籍歧视仅仅关注工资收入差异是不够的,同时也应考察两者在社会保险享受方面的差异。表1数据显示,在各种人力资本存量上,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存在着较大差异。城镇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份为13.34年比农民工的10.58年高出2.76年;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年份为14.24年比农民工的10.28年高出3.96年;城镇职工的平均资历比农民工高出2.06年,二者分别为6.18年和4.12年;城镇职工获得职业培训的比例要高于农民工,二者分别为55.49%和49.35%;城镇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86.03%比农民工的77.61%高出8.42个百分点;此外城镇职工参加工会的比例也高于农民工,二者的比例分别为75.34%和55.89%。

表1 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单位：%

上述对城乡工人的社会保险参与和人力资本的各自特征的统计性描述,揭示出两类群体在社会保险参与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也显示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人力资本禀赋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仅仅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还不能判断两类群体在社会保险参与方面的差异,有多少是由两类群体人力资本差异所引起,又有多少是由歧视所造成的。为了分离这两个因素,本文采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

三、模型和方法介绍

用实证模型表述个体参与某一项具体社会保险的表达式为：

假定I*＞0,表明个体参加了该项社会保险;I*＜0,表明个体未参与此项保险。X为一组影响个体参与社会保险项目的变量,包括教育、工作经验、资历以及其它个体特征。β为式 (1)的一组待估系数,如果随着Xj(表示为向量X中第j个变量)的增加,个体参与该项社会保险的概率随之上升 (下降),则相对应的系数βj为正 (负)数。使用式 (1),我们可以估计个体参与该项社会保险倾向的Logit模型①研究二值因变量(0,1)问题,最常用到的为Logit和Probit两种模型。本文之所以采用Logit模型,是因为Logit模型具有样本因变量实际发生概率的平均值与预测发生概率的平均值相等的性质,而Probit模型不具有此性质(Nielsen,1998;Fairlie,2003)。：

其中F为Logistic累积分布函数。Logit和Probit模型由于其非线性性,相对于线性概率模型(LPM),其最大的困难在于结果不好解释,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在不同取值水平上有不同的值。人们通常计算其在样本均值上的边际效应,其表达式为：

除了研究个体参与社会保险的决定因素外,本文更为主要的任务是要研究城乡工人在参与社会保险行为上的差异,及城乡工人社会保险参与差异的原因。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研究群体间差异(主要指性别、种族间工资差异),Oaxaca-Blinder是最常用到的分解方法①到2003年6月止,SSCI显示这两篇文章引用率高达1000多次 (转引自Fairlie,2003)。。该方法将群体间的工资差异分解为群体间 “禀赋”差异 (可解释部分)和歧视 (未解释部分)两部分。但是该分解技术只能运用于线性回归方程,一旦被解释变量为取值0、1的二值因变量,采用Logit或Probit模型进行研究时,该分解方法便不再适用,比如本文要研究的城乡工人社会保险参与差异。Nielsen(1998)[9]、Fairlie(1999;2003)[10][11]、Even&Macpherson(1990)[12]对该分解方法进行了扩展,将之运用于Logit或Probit模型。

扩展后的Oaxaca-Blinder模型,思路上也是将群体间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可解释部分和未解释部分。分解的步骤也是先分别估计两类群体各自社会保险参与决定的Logit模型,以估计的结果为基础进行分解。假定分别表示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实际社会保险参与率、第i个变量实际观察值和Logit模型回归系数,则分解的表达式为：

Nu,Nr分别为城乡工人各自的样本量②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如果F(Xuiβu)为线性函数,则式(4)与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Oaxaca-Blinder分解方式是式(4)的特殊形式。。在式 (4)中,右边第一项衡量城乡工人在该项社会保险参与上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工人可观察的特征差异所引起的;第二项的差异可看作是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工人获得不同对待所造成的社会保险参与差异,可看做由城乡户籍歧视造成。扩展了的分解方法同样存在着权重问题,式 (4)的另一种表达式为：

式 (4)与式 (5)的区别,一个选择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参与的决定结构为权重,另一个以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决定结构为权重,但得出的结果却不一样,这种由于计算次序不同从而导致结果不同的问题,在文献中称为 “权重问题”(Index Number)。城镇职工所估计出来的系数代表无歧视状态下的结果更符合现实,本文将以城镇职工的估计系数作为权重,也就是以式 (4)的分解表达式来计算两类工人在某项社会保险参与上差异的原因。

四、户籍歧视与城乡社会保险参与差异

(一)养老保险

表2报告了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各自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logit估计结果。

教育每增加1年,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提高2.45个百分点,农民工的平均边际概率提高4.06个百分点,教育对两者的作用在统计上都显著;工作经验对城乡工人参加养老保险的作用均先有正向影响,到一定点后变为负的影响,但农民工的估计系数不仅大于城镇职工,而且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资历对二者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都有正向影响,资历每提高1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分别提高2.11和4.08个百分点,且在统计上显著;签订合同和参与工会对城乡工人参加养老保险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城乡工人签订合同的比未签订合同的,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分别增加21.08和20.08个百分点③签订合同对工人参加三类社会保险具有十分显著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签订合同本身意味着工人与企业有更加规范的雇佣关系,而且许多合同包含了对社会保险等非工资福利待遇等内容的规定。;城乡工人参加工会的比未参加工会的,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分别增加23.27和12.12个百分点。

(二)医疗保险

在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特征,比如教育、工作经验、资历和培训等对城镇职工参与医疗保险虽然有正向作用,但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对农民工来说,教育每增加一年,参与医疗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增加0.7个百分点,且在统计上显著,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参与医疗保险平均边际概率提高1.48个百分点,且在统计上显著,个体参加过培训的对其参加医疗保险也有显著的作用,相对于没有参加过培训的群体,其参与医疗保险的概率提高8.45个百分点。此外签订劳动合同和参与工会对两类工人参加医疗保险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其对城镇职工的影响要大大高于对农民工的影响：城乡工人签订合同的比未签订合同的,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分别增加33.6和22.2个百分点;城乡工人参加工会的比未参加工会的,其参加养老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分别增加23.7和3.5个百分点。

表2 个体参与社会保险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三)失业保险

教育每增加1年,城乡工人参加失业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分别提高1.4和0.02个百分点,教育对城镇职工的影响要高于对农民工的影响,且在统计上显著。工作经验对城乡工人参与失业保险虽然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资历每增加1年,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平均边际概率提高1.2个百分点,且在统计上显著,但对农民工的影响不仅小,且不显著。参加培训对城镇职工参与失业保险有正的作用,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于农民工来讲,参加过培训的,其参与失业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提高3.6个百分点。签订合同和参加工会对城镇职工的影响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对城镇职工来讲,其参加失业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分别提高28.7和16.8个百分点,且在统计上显著;而对农民工来讲,其参加失业保险的平均边际概率只分别提高0.7和1.98个百分点,而且签订合同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四)城乡社会保险差异分解

在表2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决定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表3报告了采用第三部分介绍的扩展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的计算结果。

表3 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与差异分解

首先,在养老保险参与问题上,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总差异为20.2%,分解结果表明,个人特征差异可以解释两者养老保险差异的23.6%,而户籍歧视所造成的差异高达76.4%。

其次,两类工人在医疗保险参与的总差异为29.0%,其分解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差异可以解释总差异的31.2%,户籍歧视总成的差异高达68.8%。

最后,在失业保险参与上,两类工人的总差异为35.8%,其中个体特征差异可以解释失业保险总差异的29.2%,剩下的由户籍歧视所造成的比重高达70.8%。

姚先国、黄志岭 (2008)[3]研究发现城乡工人工资差异为33.53%,户籍歧视占其中的20%。与工资收入歧视相比,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社会保险非工资福利上受到的歧视更大,平均在70%左右,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蔡等(2003)[5]关于农民工在福利享受方面受到更大歧视的猜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了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弱化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人力资本无法得到最优配置,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任何有助于改善农民工市场地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努力,均应在对问题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城乡工人的差异是多方面的,不仅反映在工资差异上,而且在社会保险等非工资福利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城乡工人差异的文献大多仅关注二者在工资方面的差异,在社会保险等非工资福利上的差异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采用2007年浙江大学LEPP研究中心获得的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对城乡工人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与等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有：

第一,城乡工人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与上存在较大差异,城镇职工比农民工分别高出20.2%、29.0%和35.8%。表明,在研究城乡户籍差异问题时,仅仅关注工资差异是不够全面的,将低估城乡工人的实际经济福利差异。

第二,城乡工人在三项保险参与上的较大差异基本上可归结于两方面。一是与生产力相关的个体禀赋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部分引起的差异属于合理的因素;二是农民工受到的户籍歧视。表明,前者分别解释了两类工人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上的23.6%、31.2%和29.2%,户籍歧视是造成两类工人在三项保险参与差异的主要因素,平均在70%左右。

最后,本文对城乡工人的社会保险参与差异的分析除了有助于弄清这些差异程度和原因外,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工人之间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福利差异。第一,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改革阻碍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制度,减少乃至取消那些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政策。第二,要创造条件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现某些项目的全国统筹,逐步消除社会保险方面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提高农民工参加社保的积极性,切实保障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第三,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以增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自我维权能力。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强化对各类雇主劳动用工的监督,加强劳动执法力度,规范企业行为来保障进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1]王美艳.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2003,(5)：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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