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勇军，陆文青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南京 210097）

一、问题缘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四川成都平原集镇墟市研究后进行总结，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这是对中国集市和区域体系研究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施坚雅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每个大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市，区内分布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它们共同组成区域经济等级结构。

这一观点随即引起史学界关注，学者们纷纷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此种模式的适用性。一些学者对江南地区的市镇分布也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樊树志以嘉定县为中心，详细研究江南市镇的分布网络，认为江南市镇分布有规律可寻，以间距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常见模式。［1］陆玉麒、董平从地理学角度，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进行考察，认为该地区经过自上而下的中心地形成过程，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心地等级体系。［2］陆希刚运用施坚雅模式，对明清时期江南城镇空间分布进行细致的宏观考察和研究。［3］施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的适用性，学者们大多持反对意见。范金民、夏维中在研究苏州社会经济时就明确指出，施坚雅依据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坦勒等创立的中心地学或中心理论，并不十分适合苏州地区或江南地区。［4］280王卫平考察吴江地区市镇，也认为施坚雅模式不适合江南地区，但又认为这种模式虽然与江南地区实态相差甚远，然施氏的集市体系理论对江南地区市场体系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5］132

学者们对施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的运用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江南地处水乡，水网密布，市镇分布多受水运交通影响，而古典区位论以均质平原为基本假设条件，河流过多就使得修正模式变得异常复杂甚至难以进行。二是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县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市镇的产生受中心城市影响并不大，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是促使市镇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三是江南地区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经济中心地等级往往与行政中心地等级相背离，加上一些县城偏处一隅，市镇分布也就不可能以所在县城为中心。

施坚雅模式不适用于苏州地区，学者们往往将吴江作为典型例子。明清时期，吴江是苏州府境内经济最为发达、市镇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故而研究者大都将目光集中于吴江。从地理空间上看，吴江南北长、东西狭，县治偏处北隅，且不是经济中心，故而市镇也就不可能围绕县城分布，就此认为苏州地区不存在研究的条件有失妥当。另外，明清时期苏州下辖的吴、长洲、元和三县县治都位于苏州城内，同样偏处一隅，不符合中心地理论模式，但不能据此说苏州不存在研究的条件。

1912年，苏州地区行政区域调整。《江苏暂行地方制》将吴、长洲、元和三县以及太湖、靖湖两厅合并为吴县。当时吴县东西长二百零六里，南北宽二百四十四里。①参见乔增祥《吴县》“沿革”部分，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1930年编印。县城位于中心偏南位置，县治为本地区政治和经济中心，区域内市镇围绕县城分布，这给我们研究带来现实可行性。这三县两厅在明清时期由于行政原因而被分隔为不同地区，但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吴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地区［6］60，且地理、自然环境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极为相似，日常生活和经济文化联系也较为密切。

二、市镇等级划分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驱动下蓬勃发展。由于经济繁荣程度不同，市镇规模存在很大差异，小的集市只有数十户、百户，大的可达千户万户。由于资料局限，学者在划分市镇等级时将人口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例如曹树基在研究乾隆年间江苏城市人口的时候，依据地区人口的不同，将城镇分为大市镇、中等市镇和小市镇三级。［7］755-756这种划分本身具有很大局限性，而江南市镇因经济发展而起，加上人口具有很大流动性，单从人口数量来断定市镇规模有失妥当，更应考虑市镇经济发展水平。

施坚雅较早发现其中弊病，他把中国乡镇市场更进一步细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三者所在的居民点，相应被称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8］6-7施氏从市场层级和网络角度来划分市镇等级，这在市镇史研究历史上属于首创。国内学者受到启发后纷纷效仿。陈忠平将市镇市场分为市镇初级市场、城镇专业市场、城市中心市场，分别相当于下级市镇、中级市镇、高级市镇。［9］王卫平和单强套用施坚雅理论，将常熟市镇分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和中心市镇三个等级，它们共同组成层次分明的市镇体系。［5］135单强还认为在江南地区，中心市镇相当于县治所在镇和大型镇，中级市镇相当于独立建制镇或乡政权所在地的镇，其他小型集镇则属于基层市镇。［10］47王卫平和单强将施坚雅的研究理论成果与江南地区市镇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伴随着商品经济繁荣而勃然兴起，商品流通是江南市镇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市镇经济繁荣程度常常决定市镇的规模和大小，市场的规模以及经济贸易对市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市镇等级的区分，市镇人口数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市镇经济的繁荣程度则更为关键。

近代，一些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经济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和记录。1930年，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对吴县各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有一份关于各区商业的调查情况表（见表1）。这份资料反映了吴县十九个区商店数目，总计7284家，年营业总额2201万元，平均每一个区有商店346家，每家商店销售量为3千元。各区商店数量以及营业额为我们判断市场规模和等级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数据。

表1 1930年吴县各区商店数、营业额及人口总数②参见乔增祥《吴县》“工商”部分，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1930年编印。

续表1

原表下面配有一些附录，详细记载各区一些资本雄厚、营业颇丰的商号，而这些商号往往都集中在区公所所在镇。例如第二区，木渎镇上著名的粮食油饼油酱业有东和美、吴同德、昌记、潘正宜、西和美、裕泰、吴泰号、协泰昌；油业有信昌、信义；钱业有鼎源庄；布业有兴记耀、益生。仅以上商铺营业总额高达230万元，占全区营业额的56.1%。第十区，甪直镇上典业营业额50万元，木行营业额6万元，桐油业营业额25万元，米行营业额30万元。总营业额为111万元，占全区营业额的42.7%。第四区，望亭镇的营业额总计162.9万元，而东桥和金墅却仅为26.3万元和43.8万元。当然其中也有个别特殊情况。例如第十六区，除了蠡墅镇外，横塘镇也集中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铺。由此可见，这份资料虽然统计各区商业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各区中心镇的商业情况，这些市镇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本地区中心，市场规模和繁荣程度也超过其他乡镇。

商品交易数额直接决定市场规模和商业繁荣程度。现将以上营业额划分为400-500万元、50-400万元和10-50万元三个等级，以此作为划分各区乡镇市场等级的标准，其中50-400万元又可以分为160-400万元和50-160元两个分区。根据施坚雅对中国乡镇市场的划分，吴县地区的乡镇市场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基层市镇、中间市镇和中心市镇。近代吴县市镇普遍出现衰落现象，全县只有木渎镇商业较为发达。为了区分商业不同，我们又将中间市镇分为一级中间市镇和二级中间市镇两个级别。具体见表2。

三、市镇分布结构

（一）吴县市镇发展概况

施坚雅更注重市场对市镇的影响作用。而作为当时经济最为繁荣、市场发育程度最高的江南地区，市镇分布较其他地区受市场影响更为深刻。从理论上说，施坚雅模式应该更适用于江南地区。但由于区域的差异性，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河流对市镇的影响比较大，在市镇的发展初期，市镇的分布大多受水路影响，一些主要市镇都是沿河流而分布，木渎、横塘沿着胥江分布，望亭、浒墅关、枫桥、尹山则分布在大运河沿岸，甫里地处吴淞江流域。到了清代，这种格局依然没有改变，自齐门流向常熟境内的元和塘沿岸，增加了陆墓、徐庄以及蠡口三个市镇，处在娄江沿岸的唯亭这时已成“人口稠密，比屋万家”的大镇。

这些早期形成的沿河市镇可以称为市镇网络中的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繁，市镇的发展呈现出由点到面的整体发展趋势。乾隆年间，市镇发展有了重大突破，由正德年间的4镇5市增加到12镇5市，同治年间增加到41镇13个市；宣统年间更增至66镇7市。［11］142这时市镇分布已不再局限于河流两岸，摆脱了水陆交通线限制。这正如李伯重所说，清代中期，苏州市镇增加呈现出“全方位发展”趋势，“众星拱月”的局面变得更加清晰。［12］201929年，吴县共有建置镇94个；1946年，吴县有乡镇280个。

吴县市镇在经历明清时期繁荣期后，数量和规模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市镇由最初的点的分布，过渡到由点到面的分布格局，地域上呈现出全面发展态势。到了清末民初，市镇网络体系趋于成熟，直到民国时期，整个市镇网络体系基本处于成熟阶段。

表2 吴县地区市镇等级划分

（二）一个中心、两个次中心

从空间结构上来看，吴县县城作为整个区域中心，四周分布着不同层次的市镇，共同组成了整个城镇网络体系，如图1所示。除了以县城中心的整体结构之外，吴县西部由于自然地理、水运交通和经济结构等方面优势，形成了两个次中心，即分别以木渎和浒墅为中心的网络结构。而东部则所地理因素限制，直到近代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结构。

木渎作为中心市镇而成为区域的次中心，与周围的蠡墅、光福、横泾、浒墅关和后塘桥等镇构成次中心结构。这种中心结构必然要追寻到明清。当时木渎以麻市和夏布而著名，市镇异常繁荣。当时麻市中心在虹桥一带，木渎周围乡镇的村妇多以绩麻为业，然后拿到虹桥市场上出售。夏布则主要分布在木渎以部地区，最盛时木渎镇就有夏布庄二三十家之多，其中较大者有永宁庄、元益庄等。距木渎20里的横泾同样以织夏布负有盛名，但不过是到木渎买白绩织成夏布后，再拿到木渎市场上出售。①参见江苏省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吴县文史资料》（第九辑），1992年，第165页。同时木渎还是周围乡镇的粮食集散地，胥口、藏书、善人桥、枫桥等地农户要将大量的米运到木渎来集散，每年约要运出大米11万担左右。②参见江苏省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吴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年，第21页。

浒墅因地处水陆交通交汇点，明景泰元年（1450年）在此建立关署，镇内商贾骈集，贸易繁盛，号称吴中第一大镇。明清以来浒墅一直为当地草席集中和交易中心，镇上沿街席店鳞次栉比，老南山、老清臣、合兴隆、张洪源、倪恒盛、沈云记、范风记、褚鸿源、吴正聚、利南山、糜永盛等店号，连成一片。“月有商人云集，日有五乡席农贸易。”③参见江苏省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吴县文史资料》（第九辑），1992年，第104页。据调查，1930年浒墅关输出价值20万元的草席。车坊、望亭、东桥、黄埭、通安等地的草与席都集中在浒墅关市场出售。由此，可见木渎和枫桥都是通过本地产业优势，与周围市镇建立经济往来，并成为所在地区交易中心。近代，以木渎为中心的次中心结构依然保持并有所发展，而以浒墅为中心的次中心结构则有所衰落，这从两个区商品交易额（木渎区全年营业额410万元，浒墅区仅为88万元）可以查窥。

近代，随着新式交通兴起，市镇与农村、城市以及市镇之间生活和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沪宁铁路全线通车，在苏州境设内有苏州、望亭、浒墅关、唯亭、外跨塘等站。清末民初，吴县轮船业迅速发展，老正茂、戴生昌、招商局、瑞丰庆记、源通、宁绍等轮船局先后开办。1921年后，增辟无锡梅村、荡口、木渎、西山、吴江芦墟等短程客班。1927年后，较偏僻的香山（胥口）、西华（镇湖）、蠡墅、陈墓、车坊等地均有轮船通航。1930年，全县共有轮船27艘，镗锣船6艘，航船81艘。另据《江苏省各县轮船调查报告》载，1933年，吴县通航里程337公里，占全省的7%；汽油船占大半，蒸汽船次之，吨位占全省的14%。［13］97水运发展加强了镇乡之间联系，例如香山班、西山班、湖州班轮船都要航途径木渎停泊载客；郭巷则架设轮埠使杭嘉湖各班轮船经过是处，停靠以便搭客来往；常熟、黄埭、湘城和无锡等地轮船都要经过陆墓驶往城区。具体见表3。

图1 吴县市镇分布结构图

表3 1930年吴县各区往来城区船只个数①参见乔增祥《吴县》，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1930年编印。

（三）市镇空间分布

施坚雅指出，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使商业市镇相互之间保持着相对均衡的距离，从而形成一个与中心地理论近似的六角形的网状市场结构模式（见图2）。吴县城区作为各区的经济贸易中心，是农村原产品和半产品的集散地，也是乡镇居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商业地。分析图1后发现，吴县市镇分布呈现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这与施坚雅模式形成某些吻合，这种吻合并非巧合，它充分说明施坚雅模式合理性的一面。

施坚雅主要运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而克氏在提出此说之时也提出一系列制约城市分布格局的假设条件，包括区域是均一平面，土壤肥力一样，无自然障碍；人口均匀分布，购买力相同，均匀分布的交通运输使每一个聚落与其他聚落之间都可直接联系。这些条件限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标准的六边形模式，无论它多么接近，都是一种异化。吴县市镇分布同样受到地理、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结构影响。

明清时期，吴县西部地区已经形成成熟的市镇网络体系，这是跟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县境西南为滨湖丘陵地带，系浙西天目山余脉，是传统蚕桑产地。西北为苏锡平原区，地势平坦、河网稠密、土质肥沃，为传统水稻种植区。早在明代之前，传统水稻和蚕桑种植区开发程度就非常高，因此这一地区市镇也较为发达。而吴县东北和东南地区属于低洼圩田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海拔一般在3米以下，大部分处于洪水位以下，平原上水网密布，湖荡众多。［14］189东北有阳澄湖、漕湖、鹅真荡、盛泽荡，东南有澄湖、金鸡湖、尹山湖、黄天荡。从城市地理学看，这些低洼平原地区，乡村聚落常受洪水威胁。易受水淹的河流两岸，湖滨滩地或盆地中心洼地，往往成为聚落空白地区。［15］66因此，在这两块区域市镇发达程度较低，市镇分布不均匀且缺少中心市镇。例如邻近县城的郭巷地区因四面环湖交通不甚便利，往来客商稀少，营业日见衰落，五潨泾地区同样因交通不便商业不能发达，而商情难以兴旺。②参见乔增祥《吴县》“工商”部分，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1930年编印。

图2 吴县市镇的六边形结构分布图

地形因素虽然对市镇分布结构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曲其分布的内在规律性。图2可见，地形因素影响导致吴县市镇六边形结构的变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的结构。东北和东南两个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限制，在相应的位置没有出现中心市镇，但东北地区由偏北的湘城所代替，东南则由邻县吴江的同里所代替。事实上，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地形与交通的差别，市镇分布的形态不可能像理论模式那样界限清楚，但吴县市镇的分布与中心地模式，仍显示出较大的一致性。

四、结 语

近代，由于传统经济结构的束缚，市镇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困境，吴县地区的市镇普遍衰落，且没有一个新型市镇兴起。同时由于江南经济中心由苏州转移至上海，吴县周围市镇与县城联系出现松懈，而与上海经济联系加强。由此可见，近代吴县市镇的这种分布格局并非新近才产生，它是建立在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的基础之上，且继承了原有的发展态势，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分布格局。

江南市镇在明中期就初具规模，虽然在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跟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但这种因素绝非一成不变。在发展初期，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等自然因素对市镇分布影响较大。但在发展过程中，市镇逐渐摆脱自然环境限制，市场因素对其影响日益加重，这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近代吴县市镇分布充分说明施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也存在一定适用性。

［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J］.学木研究，1988（1）.

［2］陆玉麒，董平.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中心地结构［J］.地理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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