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雅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1）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目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面临很多“硬骨头”，一些现实问题容易诱发思想理论和社会心理的混乱，干扰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西方国家利用一些貌似中立的理论思潮作为先导来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也不断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起挑战。

一、现实问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从世情和国情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一方面，尽管近30多年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33。资本主义并不是如以前所预想的将很快灭亡，它依靠科技进步，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表现出一定的对生产力发展的容纳空间，表明资本主义尚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加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信仰。

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我国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如：利益分配相对不公，贫富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改革开放的成果尚未惠及全体人民，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腐败现象蔓延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有些官员经受不住金钱和享乐的诱惑，贪污受贿、官商勾结、生活腐化，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目前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领域问题突出、矛盾尖锐；社会阶层结构有固化的风险，原有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根本消除，社会垂直流动又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阻抗”，职业遗传现象已引起人们的警觉，“读书无用论”在某些地区和人群中突显，社会逐渐面临不甘于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对工作和生活有较高期望的新一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的挑战。这些问题被前现代的情绪化思维方式、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二元思维方式放大、变形，社会心理被不良理论、不良舆论引至“仇富”和漠视弱势群体并存的二元状态，社会不满情绪在局部“发酵”，情绪遮蔽了一些人的眼睛，而看不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把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归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原罪”，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心。

3.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我们既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和传统的局限，由于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由于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本能反应、过激反应，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曾经陷入种种显性和隐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中，以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乃至前现代思维方式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降低到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水平，造成如唯意志论、“天才论”、唯经济论、机械论、“斗争哲学”、二元论等的社会意识和理论“大观园”。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是实践中和理论研究中的二元思维方式把经典作家的话都奉为绝对真理，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地认为经典作家的话句句正确，尤其是二元思维方式下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必然造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盛行。当前中国社会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的转折中，现代性居于主导地位，但仍带有前现代的痕迹，并受到后现代性的冲击，从主要特征上来说，中国是一个现代性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在社会思想文化和舆论领域、理论研究领域都造成某种程度的混杂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有整体规划和加强，亟需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使之不断丰富和面向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上，我们还缺乏对意识形态认同、接收机制的细致研究，有些宣传手段也已经过时，如片面重视运动式的机械化的宣传、学习、教育，这种不科学的宣传教育手段也使部分群众对理论宣传感到反感。对传统理论宣传形式的反感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二、各种貌似中立的理论思潮从意识形态领域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挑战，而思想文化的渗透就是其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貌似中立的当代西方理论思潮不断通过新闻媒体和学术交流涌入中国，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意识形态领域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貌似中立的当代西方理论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形态：

1.意识形态终结论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二战后，以阿尔伯特·加缪、雷蒙·阿隆和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提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观点。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概念上也发生了变化，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变得日益模糊，这彻底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的逐步消亡，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终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塞缪尔·亨廷顿、弗兰西斯·福山等为代表再次提出了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苏东剧变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终结的社会形态，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统治最后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模式将作为人类管理和规范自身社会的最佳方式被全世界所认同，代表了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世界将不存在意识形态之争。亨廷顿还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现在“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2］6。他断言，随着冷战结束，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断显现出来，并将代替意识形态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将会被终结；如果发生下一次世界大战，那将是文明之战。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其倡导者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与科学根本对立，是为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辩护的工具；鼓吹科学技术决定论，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依靠科学技术加以解决，而且不受一定社会集团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超越了需要意识形态的时代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从总体上看，意识形态终结论和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持有者打着“中立”的幌子，对意识形态作了否定性的理解，制造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主张人们远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否定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其意图是明显的，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行西方文化霸权，消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2.意识形态“多元论”与马克思主义“多元论”。意识形态“多元论”者所讲的“多元”，是指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把“多元论”当成考察社会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不应该占有统治地位，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还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分裂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意识形态“多元论”所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多元论”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如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都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趋势，它们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就表明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多元论”与马克思主义“多元论”以多元化取代多样性、理论内在张力，貌似中立，貌似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却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后现代“还魂”。它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否定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和一贯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实质上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3.“全球化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把西方尤其是美国传媒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全球化的大肆渲染，鼓吹同质文化，宣扬美国文化中心决定论，称之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宣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美国，却由少数大资本集团控制着舆论媒体；美国每年要花费巨额美金来制造和传播信息，控制公众思想，控制全球舆论。吉登斯在评论苏东剧变时说：“电视在1989年革命中起着直接的作用，这次革命被人们恰当地称为第一次‘电视革命’。”［3］11在布迪厄看来，甚至全球化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知识界巨大力量进行的一场持续、恒久造势的结果，这些力量在一些真正企业的集中和组织下去生产、传播和干预”［4］135，“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灌输，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4］110。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全球化扩张，“全球化意识形态”不过是资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改头换面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其推进的过程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并逐渐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其目的是实现全球霸权。

在津津乐道者看来，“普世价值”是人类创造的，不分国家、种族、宗教都认同并追求的、普遍适用的、造福于人类社会的的信念和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5］100。资产阶级越来越娴熟地这么做，颇能迷惑很多人。就“普世价值”的虚假性和意识形态性来说：从理论上看，它所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口号，实际上只不过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立足点仍旧是资本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消解；从实践上看，其宣扬的多党制、三权分立、民主制度等则是直接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目的是瓦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将我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三、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经受着现实问题的影响和种种貌似中立的当代西方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挑战。这些思潮都不过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手段，其实质都是要来推行西方的文化霸权，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回应现实问题，回击种种当代西方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挑战，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系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成败。

1.通过深化改革逐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功夫在意识形态之外。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能只从思想理论入手来解决，宣传教育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有赖于从思想理论上、运用宣传教育手段解决，那是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比之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在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体现为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成败之关键在于实现共同富裕。学者热议的“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导，改革开放的关键在党和政府，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关键也在党和政府。唯物史观申明社会关系的根本在于物质利益问题，而改革的实质就在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目前改革面临的难题是利益格局的固化。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前提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注重“改革顶层设计”，通过深化改革逐步解决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问题，为全国人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改良文化土壤，遏制腐败。

2.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动回击各种貌似中立的理论思潮的直接挑战。首先，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面对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存在着说服力和吸引力不强的问题，甚至导致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乘虚而入。我们还面临着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艰巨任务。”［6］为此，党中央于2004年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7年团中央启动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目前，在“马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逐步完备的情况下，要把“马工程”从各个路径上推向深入。论者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是多路径的，基本上有四个维度，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思想、人类实践方式及相应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7］其次，在研究中彻底恢复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二元对立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表现为对片面性的某种“粘滞”，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从产生开始就带有超越现代性的特征。带有二元对立色彩甚至前现代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回击各种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貌似中立的西方理论思潮的挑战？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害在于以辩证法突破对片面性的“粘滞”，不仅要回到文本和历史，还要面向现实、未来；不仅要立足中国，还要立足全球；不仅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且要创造地揭示超越资本主义的具体可能性；不仅要恢复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且要把其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中。再次，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研究，主动回击“普世价值”观的挑战。对某种事物的追逐体现着对其蕴含的价值理念或多或少的认同，国与国竞争的制高点是价值观之争，中西经济竞争、政治制度竞争、文化竞争背后都有价值理念之争。面对“普世价值”观的挑战，必须提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笔者以为，具有开放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有以下内容：以具体的自由代替资产阶级的自由，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以“完整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权利来代替人的特权和资本的特权，“活劳动”权利优先于“死劳动”的权利，以共同富裕代替共同贫穷和少数富裕，以整体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兼顾来代替垄断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纷争，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的宏观调控优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中控制，等等。

3.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时俱进。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其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面对各种貌似中立的当代西方理论思潮的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作出回答。一是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要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以解决在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所面临的思想上的问题和困惑，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们观念和思想的不断更新相适应，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法律政策的修订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二是扬弃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景象，除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以外，还出现了林林总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既然这些意识形态存在，就意味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定社会成员的愿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注意吸收社会中存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因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那些片面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则要进行有理有据的引导和批判。三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张旗鼓地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对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精华予以吸收，把其有效地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

4.有效整合各种媒体，善于借助新传媒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是多样的，实现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就需要各种传播途径的相互配合。科技进步、大众传媒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的迅猛崛起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大众传媒包括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以及新兴的手机和互联网，在当代条件下，需要我们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形式，运用意识形态认同、接收机制的原理，有效整合各种媒体，善于借助新传媒手段应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利用新技术，实现对广播电视和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改造，更好地发挥其信息传播、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8］371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到各种媒体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过程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渗透；同时加强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研究，创新机制、方法、方式，不断增强新闻舆论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号召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李长春.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05-13）［2012-02-12］.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207391/13295266.html.

［7］赵剑英，孙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平台——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学术回顾与展望［EB/OL］.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2005-02-22）［2012-02-12］.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22232884.html.

［8］中共中央宣传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