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华勇

《被诅咒的家族》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之方式，叙述了董家三代人“被诅咒”的命运。小说不长，情节也不复杂。故事的大背景置诸“文革”临近结束的1976年，但可以看到，小说通过“我”的视角呈现的“世界”与时代的联系很小：围绕那个“我们家代代遭淫乱”之诅咒，展示了三代人被诅咒与反诅咒的生命历程。

故事中的爷爷，前期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风流成性的纨绔子弟，因为自己把一个寡妇的肚子搞大又死不承认，声名狼藉之后，被迫远走菲律宾。家族也因此事被寡妇夫家人诅咒“代代遭淫乱”。这个咒语从此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笼罩在董家三代人身上。

爷爷在去菲律宾之前，娶了奶奶；到菲律宾之后，又娶了一个番仔婆。虽因生活压力，他“成了一个勤劳、本分的人”，但诅咒已然在他身上应验。很明显，爸爸和大姑是爷爷的亲生子女，而小姑却是奶奶与她的妹夫偷情所生。诅咒在奶奶身上也应验了。

这是第一代人。

第二代人涉及爸爸、妈妈、大姑、小姑。父亲因为母亲的“不检点”，用自杀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大姑、小姑等老家人将“我”和弟弟从母亲身边“抢走”，以与灾难之源彻底决裂。但这个咒语在大姑、小姑身上也应验了：在大姑，她默默承受了丈夫偷情带给她的痛苦；在小姑，因为偷情致频繁堕胎，造成习惯性流产而不能生育……，她承受了更严厉的惩罚。

第三代人涉及的是姐姐、“我”、弟弟三人。姐姐因为与母亲同時爱上了那个演唐伯虎的小白脸，还怀上了他的孩子，结果从失踪到溺死，真正成了那个咒语的牺牲品。

父亲之死、姐姐之死激起了董氏家族反诅咒的行动。

为了躲避那个可怕的咒语，为了保住董家的血脉，在奶奶的策划下，在“我”八岁那年春节过后，老家来人与母亲交涉，结果是“我”和弟弟被带回老家。董氏家族这种主观上的反诅咒行动，客观上的效果如何呢？

固然“我”和弟弟被带离母亲身边，与淫乱之源决裂，反诅咒的胜利在姐弟俩身上体现出来，这从故事后来的发展亦可得到证实。但作为反诅咒的主要代表人物：奶奶、大姑、小姑，她们是否摆脱了那个魔咒的控制呢？根据前述分析，答案是否定的：奶奶早已成为那个咒语的现实代表；大姑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操，但其夫却与妹妹偷情；小姑与大姑丈偷情、与其他男人偷情。她们在反诅咒中以不同方式实践了那个咒语。这三个女人在反诅咒的道路上，奶奶是前悲剧性的，大姑、小姑是后悲剧性的。似乎给人安慰的是，被“抢夺”回来的“我”和弟弟远远脱离了那个咒语的纠缠，可谁能保证姐弟俩的未来不会重复上一代人的命运呢？

仔细想来，这三个女人的中咒具有相似之点：夫妻长期两地相隔而居造成生理需要饥渴；当面临情欲与伦理规范冲突时，极可能成为肉欲的俘虏。这就触及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表现灵与肉的矛盾。在生理需求与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人应作何选择？这在小说中隐隐表现出一种历史的悲剧意识。

董家三代人无法彻底摆脱被诅咒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而且这种命运显示出来了某种神秘性，我以为，笼罩在小说中那个咒语与董家三代人中咒命运之上的神秘晕圈只是一个虚假晕圈，就是说，咒语只是咒语，它与董家三代人不幸陷入淫乱之间并无必然性。虽然在小说所反映的那个年代乃至在当下现实中，在中国的不少地方，诅咒，在个别民众的心理中仍被认为有股神秘的力量，不可战胜。一旦咒语得到应验，就强化了这种社会心理。但在小说中，老家人从母亲手中“抢走”“我”和弟弟，那种反诅咒的行为，更大程度上是出于道德伦理价值和家族名声的考虑，而主要不是惧怕诅咒之神秘不可抗拒之力量。这从奶奶的临终嘱咐也可看出来。然而，小说呈示的三个女人反诅咒的生命历程本身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巧合：反诅咒者不幸陷入被诅咒的命运之中。其实，导致三个女人不幸命运的不是那个咒语，而是食色男女在生理需要饥渴与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她（他）们自己牺牲了后者追逐了前者。作为反诅咒的策划者、参与者，她（他）们的行为的确是应被诅咒的。这就实现了那个诅咒与她们命运的内在关联，让那个“虚假晕圈”变得逼真起来。

我想，作者通过虚构这样一个平淡的饮食男女故事，提出家庭婚姻与性的问题，凸显情感与理性、肉体与精神、个体与类的矛盾冲突中人性在善恶之间的痛苦挣扎，虽然有些老套，却也有切近的现实价值。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