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长青，范剑勇

（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2.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不同，新经济地理学派学者（Krugman，1993；Fujita，1999）把地理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这为我们分析经济集聚机制及地区差异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基于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研究——表明，市场潜能（MA）在解释各国人均GDP的差异中起到显著作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各地市场潜能和产业集聚会显著地影响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收地区入差距。对此许多学者进行了各种有益的研究（陈良文，杨开忠，2006；范剑勇，张雁，2009等）。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危机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农民工流动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是2008年以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加速，一些产业从沿海地区不断向内地转移。二是农民工总量供给上已有所减少，各地普遍短工严重。伴随着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农民工大规模的跨区域向沿海地区流动已有所改变，中西部地区也逐渐成为务工的选择地。三是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大量投资基础设施，至使贸易成本（运输成本）不断降低。这些情况变化和因素叠加可能会动摇广东省东南沿海地区业已形成的“中心—外围”格局，循环累积因果机制（accumulation causation）一旦触发，地区间大规模产业转移将内生地出现，地区间经济增长格局将由此改变。对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产业转移导致的产业集聚和要素流动新变化如何影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劳动力流动新变化在地区之间产业集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