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夜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上海200434）

一、引 言

近期，海外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下行，美国政府对资本市场重拾监管之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近期的监管措施中有政府介入的，有行业重构的，但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这一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乱世用重典”的监管模式是否对市场有益，中国审计市场则提供了一个研究机会。为此，本文聚集于2002年初的中国审计市场。当时，鉴于审计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机会主义事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向财政部和证券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收回5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许可证。①不同于审计法规的颁发和对注册会计师的个人惩罚等一般性监管，“从业权取缔”监管是舞弊者的所有业务被取缔，同时被禁止再进入市场。因此，此次监管事件是标志性的群体性惩戒，在此之后，审计市场再未出现类似的大型监管行为。

对于一个标志性的监管事件，有两类研究值得关注：第一类研究“当事”事务所的客户在丑闻发生后的市场反应（Menon等，1994；Baber等，1995；Nelson等，2008）；第二类研究后续的法规改良是否会对不同的公司产生不同的影响（Zhang，2007）。因此，如何从此次本土的监管事件中梳理出实质性的证据，以支持海内外都采用的“乱世用重典”的监管模式，就显得意义重大。目前，国内现有研究文献集中在中天勤客户的后续反应，以及监管模式的理论探讨（方军雄等，2006；刘永泽等，2002）。而本研究则另辟蹊径，不仅发现监管事件对客户产生了警示溢酬，还发现警示溢酬有助于促进审计费用和客户风险的关联度，从而从客户和执业者的综合角度揭示了“重典”的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