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凯

欧公《六一诗话》的诗歌评论对象主要是唐代及当代诗人。在具体评论中，表现了一些重要的文论主张。

首先，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上，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曾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或工也。”这种“穷而后工”论，是继承先秦“诗可以怨”（孔子语）、“发愤以抒情”（屈原），两汉“愤中形外”（刘安）、“发愤者书”（司马迁），齐梁“蚌病成珠”（刘勰）、“苦辛出好诗”（钟嵘），唐代“文章憎命达”（杜甫）、“心中愤气文难遣”（薛逢）、“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 （白居易）、“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等说而加以发展。《诗话》第10条“孟郊、贾岛以诗穷至死”、第23条“闽人有谢伯初者”“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第7条郑都官（谷）、梅都官（圣俞） 皆以仅官至都官而卒等，即用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又一次证明了“穷而后工”的观点。诗人为何“穷而后工”呢？ 一是仕途不畅达者即“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则集一生精力于立言以求不朽，故能长期处于“虚静”的境地，聚精会神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二是“穷者”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故能写出养尊处优的富者写不出的“穷苦之辞”。

题材应广泛。《诗话》第 27 条论韩愈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这是赞扬韩愈不受题材所限，说他无论那种题材都能入诗，且都能曲尽其妙。而对宋初一些人的限制题材的做法，则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