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东霞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有罪的母亲”
——蓓基·夏泼与曹七巧形象分析

程东霞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蓓基·夏泼和曹七巧是中西方文学史上两个典型的坏女人形象，在她们的身上负面效应多于正面效应。这两个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女性作为善良慈爱的母性的反面典型，带给后世读者的启迪却是深刻的。女人不是天生合格的母亲，是需要后天学习的。社会在培养合格乃至优秀的母亲方面也应该尽到责任。

生存斗争；母亲；母性

在中外文学史中，作家们往往习惯于将人物形象分为“善”与“恶”两个截然分明的营垒，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不例外。他们往往着意描写坏女人，把她们作为反面典型，这类形象成为传达作家们的善恶观的载体。但是也有一些坏女人的形象却带来了反面效果，那就是作家们在希望借助她们的形象来表达自己批判社会、鞭挞邪恶思想的同时，不自觉地将她们朝着自己欣赏的角度来写，从而背离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也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审美效果和社会效应。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小说《名利场》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女性蓓基·夏泼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最引人注目的女主人公曹七巧，都具备这种倾向。她们首先是作为坏女人被塑造的，但她们身上又有作家不自觉的欣赏甚至同情。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矛盾性，成为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

从社会普通人的批评来看，这两个女人最大的罪名就是她们不但不是好母亲，甚至是有罪的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她们或缺乏亲情意识，或狠毒地对待孩子，断送孩子的幸福，造成了他们性格的扭曲和人生的不幸。

但是在这两个“坏女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总有一些让人感动的地方。而她们冷硬性格的形成，也应归因于当时残酷的社会生存法则。

一、凄苦坚强的生存斗争

蓓基·夏泼的生活背景是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按财富来划分社会等级的趋势已经形成，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在这样的社会里，出身卑微、无依无靠的蓓基·夏泼为求生存，将金钱视为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生活教给她的都是一些辛辣的本事。童年时代的蓓基·夏泼就“常常和逼债的人打交道，想法子打发他们回去。她有本领甜言蜜语地哄得那些做买卖的回心转意，再让她赊一顿饭吃。”[1]13在父亲去世成为孤女之后，蓓基·夏泼刻苦训练成为“淑女”的本事，决意把追求单身有钱男人作为获得财富和改变境遇的途径。她在寄住于同学爱米丽亚·赛特笠家的短暂时光中，积极进攻富有的印度收税官乔瑟夫·赛特笠，因为婚姻乃是当时所有女人的唯一出路。计划失败后，她离开赛特笠府，到贵族克劳莱家做家庭教师。她很快笼络住一家人，又赢得了有钱的克劳莱小姐的赏识，使克劳莱小姐财产的主要继承人——罗登·克劳莱心甘情愿地娶她为妻。她经营婚姻的手段很完美，但是没想到，表面上鼓吹是法国大革命信徒、信奉“平等”思想、对蓓基·夏泼非常慈祥的克劳莱小姐，对一向宠爱的侄子娶了没有地位的家庭教师大发雷霆，取消了罗登·克劳莱的继承权。克劳莱小姐死后，蓓基·夏泼和她的丈夫罗登·克劳莱仅仅得到200英镑的遗产。蓓基·夏泼靠婚姻过上殷实生活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她不得不在欧洲大陆和英国本土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每天心惊胆战，斤斤计较。她靠着自己的美貌和心机，尽力取悦斯丹恩勋爵以及其他有钱的男人，来骗取钱财。为了生存，蓓基·夏泼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虽然蓓基·夏泼的生存手段并不光彩，她为生存所进行的努力却坚苦卓绝，令人感动。在军人们要开赴前线打仗、别的军官太太与丈夫生离死别的当儿，蓓基·夏泼想的却是“假如有什么闪失，她至少可有六七百镑作为打天下的资本”[1]366。别的女人因为战争而忙着逃难，蓓基·夏泼依然在忙着积累小小的财富。这种生存的意志确实令人感佩。丢掉浪漫的幻想，这是社会这个大学校教给蓓基·夏泼的生存准则。

曹七巧生活的背景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她的哥哥曹大年为了省一笔陪嫁，把妹妹嫁给了官宦之家姜家残疾的二少爷。在传统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婚配观念讲究门第、注重金钱。按当时的社会风俗，正牌少奶奶要门当户对，出身大户人家才符合姜公馆的地位。曹七巧的身份异常尴尬，连丫鬟都瞧不起，本来只能做姨奶奶，对于姜家当家人来说，给她一个“二奶奶”的身份，也只是一种义务，“好教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2]2。金钱、门第观念使曹七巧从第一天嫁进姜家起，就过着精神饱受压抑、婚姻生活不正常的日子。她把自己全部的青春活力与聪明才智，旷日持久地用于对金钱的算计中，并且把它看作是自己一生中唯一可以得到的幸福。熬到丈夫死去婆婆去世，分家得到了财产。为了守住她一辈子苦熬得到的家财，曹七巧拒绝了她的小叔子姜季泽，放弃了一生中唯一的可以得到爱情的机会。

蓓基·夏泼和曹七巧不约而同地将聚敛金钱作为她们的生存之道，这既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决定的，也有两位女性出于安全感的追逐需要。在著名的马斯洛人本理论里，生命中最基本的两种需要就是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对于蓓基·夏泼和曹七巧这两位出身卑微的女性来说，她们很早就不得不自己面对生活的残酷挑战，生命中极度缺乏安全感。

蓓基·夏泼的父亲是一个负债累累的画家，母亲是一个唱歌剧的法国女人，地位卑微。母亲去世后，她跟随着父亲，周旋于不同的讨债人中间，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父亲死后，她在平克顿女子学校的寄人篱下的生活更是无依无靠。像蓓基·夏泼这样没有根基、无权无势的女孩子，得到的只能是歧视和怠慢。生存的需求大于一切，社会早早地教会她远离浪漫。因此她希望通过金钱来获得安全感。而作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平民女子，是无法从职业获得独立的经济能力的，这种安全感的获得只能取决于婚姻的经营。蓓基希望嫁给同学的哥哥乔瑟夫·赛特笠的盘算落空后，到克劳莱府做家庭教师，费尽心机继续经营婚姻大计。由于家庭成员的明争暗斗，她虽然成为克劳莱家的一员，可是婚后又陷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再次与讨债人周旋。为了金钱和虚名，她与权贵斯丹恩勋爵保持暧昧关系，事情败露后被丈夫抛弃，再次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蓓基·夏泼一再和安定的家庭生活失之交臂，一直活在没有安全感的角落里。为此蓓基感叹“做个乡下绅士的太太并不难。我想如果我有了五千镑一年的进款，也会做正经女人。”[1]527正是不断地在生活里飘摇铸成了蓓基的铁石心肠。

对曹七巧而言，嫁入姜家是她没有安全感的起源。作为麻油店的女儿，她经常受到出身名门的妯娌们的鄙夷，在大家庭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得不到安全感。如果有个出色的丈夫，她也许会活得轻松点。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道德要求她们依附男人。可是，七巧的男人是个骨痨患者，根本靠不住，事事都还需要她这个女人出头。生存的压力，无依无傍的恐惧使她意识到金钱是生存的根本和唯一的依靠。有了金钱，她才感到温暖，生活才有希望。

这两位女性为生存所做的努力与为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与尊严的行为，体现的依然是女性几千年来因为经济不独立而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正是经济这充满了铜臭的枷锁，使得女性萎缩几千年，卑弱几世代，成为掌握经济杠杆的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3]473-474

二、无力支付的母性

在人类的文明词典中，“母爱”意味着对他人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对母爱的强调，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文化期待。男性需要的是具有圣母属性的女性。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最为看重温柔敦厚的母亲形象。“母亲”已成为仁慈与伟大的代名词。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中，女子的价值体现在孝敬父母、传宗接代上，相夫教子成为女性的分内之事。儒家文化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过女子若能辅佐丈夫成就大业，培养儿子成就大才，这种才德也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中国历史中好母亲的典范当数“孟母三迁”中的孟母和“岳母刺字”中的岳母。在西方社会这种思想同样普遍存在，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认为女人的职责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家庭领域是女人展示其杰出才能的最好场所。一直以来，人们对无私、牺牲、坚强、充满奉献精神的传统母亲形象大加赞赏。蓓基·夏泼和曹七巧这两个女人却都违背了男性社会为女人所圈定的角色：好母亲。她们完全颠覆了传统社会对母亲的角色定位。

蓓基·夏泼生来带着一种决绝的战斗的姿态，在人世间最重要的生存问题上耗尽了她的精力，她因此对一切温柔的情感带有先天的抵触。最初结婚出于不得已，婚姻对象其实可以是任何有经济实力的男子，而生子对她来说，也仅仅是可能挽回克劳莱小姐心意、重新得到遗产的一种手段。当克劳莱小姐对“禁卫军克劳莱中校夫人弄璋之喜”的新闻[1]436做出与蓓基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安排，把遗产继承权留给罗登的哥哥嫂子，蓓基对自己的儿子小罗登也就失去了耐心。她整天打扮得光彩照人，把孩子丢在巴黎乡下的保姆家里，偶尔去看孩子，总是担心孩子会弄脏自己的衣服。她天生瞧不起带有母性精神的女人，连带着也瞧不起对儿子宠爱有加的丈夫；从巴黎回到伦敦后，依然每天为生存而战斗，在名利场里打滚。蓓基在自己的家里弹琴唱歌给斯丹恩勋爵听，不防被儿子偷听去了，立即大怒，打了儿子两个耳光。蓓基最瞧不起吉恩夫人这样温良贤淑的女人[1]570，看到吉恩夫人给孩子们讲经不起推敲的童话故事，蓓基脸上现出恶毒尖酸的表情。在蓓基看来，一切与温柔的母性相关的东西，都是软弱的标志。

曹七巧嫁进姜公馆，为一个残疾人生下两个不健康的孩子。她长期生活在大公馆的明争暗斗中，在守活寡的日子里苦熬，为了将来可以到手的财富而忍耐。她对自己的儿女没有体现出母亲的关心与柔情，反而处心积虑断送儿女的正常生活。由于丈夫的残疾，她的情欲无法满足而心灵扭曲，自己人生的不完满使她嫉恨儿子与女儿的幸福。她刻意不合时宜地为女儿长安裹脚；不满女儿在学校快乐的生活，以羞辱来逼使女儿自己退学；在长安生病的时候不替她请医生而劝她抽鸦片，以达到长期将女儿与外界隔绝的目的；拆散女儿与童世舫之间可怜的一点温情，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儿子长白成婚之后，她千方百计离间儿子与儿媳的关系，指责儿媳放荡，致使儿媳生病而死，儿子的姨太太也以自杀终了。在正常人看来，岂止是没有尽到母亲的养育、爱护之责，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

法国女性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不管怎么说，“本能”这个词对人类不适用。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4]579。因此，蓓基·夏泼和曹七巧作为母亲，虽然行为上有悖于传统认知对“母亲”的定义，但是她们的行为是有合理性的。生存的艰苦努力削弱了她们的柔情，孩子也只是她们与社会斗争的一个筹码。一味向外界寻求安全感与生存机会的两个女性是无力支付巨大而不求回报的母爱的。

蓓基最初怀孕生子的动机相当简单：她希望通过孩子扭转丈夫和有钱的姑母之间的矛盾。她本人并没有做好准备要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当孩子出生后她根本没有爱他的意识，而是随手把他交给一个法国郊区的农妇。儿子在别人面前指责她：“妈妈，你在家里从来不吻我！”[1]566

曹七巧更缺乏做母亲的心理意识：她是为了财富忍气吞声在姜家蛰伏的，患骨痨的丈夫带给她的两个先天不足的孩子，对于她而言仅仅是分家时可以讲价码的一个工具。她对孩子是没有或者说是无力付出爱的。对女儿长安，她唯一的一次真情流露是在胡乱指责自己的侄子勾引她的女儿、觊觎她的金钱后，告诫女儿：“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 ……”[2]28

蓓基·夏泼和曹七巧这两个不合格的母亲，为生存而斗争的艰辛与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极度失败，其实也体现了作家的矛盾。萨克雷在批评指责蓓基这类“铁石心肠”、“黑良心”的女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无私奉献的母亲爱米丽亚·赛特笠，可是却把她塑造为一个面色苍白、没有主见、无力应付外界风雨的小可怜。她完全是儿子的奴隶，对儿子的人格养成教育几近于无，也注定是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的。与此同时，小说中的许多女性也都是不能够得到更好命运的病态的角色，如斯丹恩勋爵的妻子与儿媳，虽然出身高贵、清白贞洁，也不过是干枯无味、任人撮弄的可怜虫。倒是蓓基凭着自己的口角伶俐、手段玲珑占尽风头，成为小说中唯一令人有点钦服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对曹七巧则更加矛盾。一方面她认为曹七巧是一个彻底的病态人物。[5]173（《自己的文章》）另一方面，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她彻底地颠覆了母性，甚至提出“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5]95（《造人》）同时她又认为，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5]72（《谈女人》），赞许她们为生存所做的一切挣扎与努力。

在今天，很多女人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是自行摸索过来的，没有人是天生合格的母亲。传统认为的好母亲很多实际上是贯彻了男权社会的思想，继续把服从作为人生要义传授给孩子。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身上不能不带着明显的奴性思维模式。“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许女人参加任何公务活动，把她排除在男性职业之外，断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都是无能的，然后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4]593在强调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今天，作为孩子启蒙者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加值得重视。在中国今天的客观条件下，母亲陪伴孩子的时间远远多于父亲，这个角色无疑对孩子的成长有更多的影响力。母亲首先必须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有自己独立的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有效的仿效对象。心理扭曲的母亲、忍气吞声的母亲、出卖灵魂的母亲，都很难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负面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社会理应对女性的健康成长付出更多的关爱，提供更多的便利；而对作为人类未来的母亲——女孩的教育，就显得更加任重道远。因为，她们的素质决定了未来整个民族的素质。

[1]萨克雷.名利场[M].杨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3]于青.女奴时代的谢幕[A].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四）[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Sinful Mothers”——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mages of Becky Sharp and Cao Qi-qiao

CHENG Dong-xia

Becky Sharp and Cao Qi-qiao were respectively the images of bad women i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They were born with more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than positive ones for they had to make a survival at any cost,which made them negative models as mothers.However,they bring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today’s readers.Women are not born mothers and they have to learn to be qualified.Additionally,the society is expected to take further responsibility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and above all,qualified mothers.

striking for survival;mother;maternity

I206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009-9530（2012）04-0059-04

2012-03-16

程东霞（1975-），女，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