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燕 坤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性别是一定社会关系及权力话语的表征物。随着时代的推进，地方性知识在国际化市场中性别主体的创造上日益产生重大价值。在男权文化规制下的性别关系中，女性正在借助国际市场激活性别主体意识，重建性别文化，从而改变权力话语的构成方式。当今的女性不仅是物质身体的表达，更是指意身体的意义结点。通过对越南老街省民俗旅游村----达芬村其妇女的考察，可发掘当代女性凭借国际化际遇能动地打造性别主体角色，而力图建构关系网络并获取权力话语的表述机制。

一、由地方性知识表征的达芬村红头瑶妇女

达芬村(Taphin)位于海拔1 500米的越南老街省沙巴镇(Sa Pa Town)的东部，距沙巴镇15公里。进入21世纪，因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达芬村被越南政府遴选为民俗旅游开发的一角。目前，该村民俗旅游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在境内外声誉鹊起，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

1.红头瑶是一个具有独异文化色彩的民族 这不仅体现在外显的型制上，而且也饱藏于内蕴的结构中。浓郁的文化不仅是红头瑶表征自我、模塑认同、区分他族的条件，而且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赚取利润、获得钱财、增加收入的筹码。

2.丰富多姿的文化是红头瑶行为模式的基础 聚族而居的格局使红头瑶成为对自身文化有共同理解，及生产和消费自己劳动成果的群落。红头瑶作为瑶族的一个支系，因妇女头顶或裹红色头巾而获其名。这既是红头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符号，也是红头瑶妇女在其民族社会中获得性别话语的一个物件。红头瑶妇女因之对外建构了身份，对内模塑了认同。

3.红头瑶妇女之于黑苗妇女的身份建构 达芬村除红头瑶外，还有黑苗。红头瑶妇女头顶或裹红色头巾的装束，使其较易与同村邻寨的黑苗妇女区分开来。黑苗妇女青衣蓝布，衣裤背带上无绣花。红头瑶除红色头巾的鲜明特质外，在穿戴上还密织着色彩繁多的绣花。另外，在饰物上，红头瑶和黑苗妇女也存在着区别：黑苗妇女的耳环和手镯是银质的，且数目有别。尤其是耳环，不仅模样大且数量多，每只耳朵上少则两个，多则七八个，甚至十个以上，老年妇女尤为突出。而红头瑶妇女无论年老年少，一般只戴一个，最多的也只戴三四个(一只耳朵上戴一个，另一只上戴两个，或每只耳朵各戴两个)，为铜质的。红头瑶妇女因为穿戴，便同邻近黑苗，甚至异域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从而树立起本我形象。

4.红头瑶妇女在同族中的认同建构 在达芬村红头瑶社会中，所有女性，尤其是成年女性都有戴红头巾的习惯。这是一个性别标志，也是权力话语的体现方式。无论在家，抑或田间劳作或赶集买卖，她们都以此装束出现。对于未婚女性，她们会戴着崭新的红头巾或穿上刺绣密集精细的衣裤，同时蓄眉，向异性青年作出未婚示意。这一方面彰显了自我状况，同时预示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达到对传统既定社会关系的续接，同时又是一种超越既定关系而试图拓展新颖社会关系的构拟。已婚女性，则以不留眉及暗淡的绣花色调装束，向外界透露其角色特质，从而维系了既定的家庭关系。

5.红头瑶妇女在传统生活中的地位 在达芬村启动民俗旅游前，红头瑶妇女的生计活动限于家庭、族际之间。相夫教子、照顾老人、织布制衣、料理家务、插秧收谷等是她们的主要活动内容。种植蔬菜稻谷、摘拾山货(如野生菌、鸡枞、竹笋等)等则是她们补给家用的经济方式。

基于传统的农耕性，红头瑶妇女维持了既定的社会关系：家庭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血缘是社会关系的半径；自给自足是生产目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决定了红头瑶在传统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总之，红头瑶妇女凭借与生俱来的文化，形成了表征自我、彰显社会关系及权力话语的行为机制。维系红头瑶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在展示其在国家、地域或部落中属性的同时，也促动了权力话语的生成，进入新的时空中，因群体认同与国际环境的持续变迁，面临着越来越难将红头瑶化约为代表地方性知识的单一公式。民俗市场化或国际化正在改写着红头瑶妇女表征地方性知识的角色。

二、作为民俗旅游景点的红头瑶妇女：地方性知识与市场要素结合的载体

社会生产结构决定着文化模式。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市场经济的作用，使维系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获得新的定义，创造出新的行为模式，并转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传统意义上，达芬村红头瑶妇女的生产生活集中于农耕方面。当越南政府在此启动民俗旅游后，红头瑶妇女的社会角色由之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生产方式上，也体现在行为内涵中。形式和内容造就了统一的现实。这是市场化下的身份再造，也是国际化中的角色开拓，更是有形与无形要素的动态交织。

民俗旅游的启动使红头瑶妇女被置换成社会主体。在达芬村销售手工艺品的几乎都是红头瑶妇女。借助特殊的文化环境与市场条件，红头瑶妇女的性别主体地位由之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置换出来，最终不仅获得了特定身份，而且创造了新的关系结构。红头瑶妇女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手工艺品的推销者、文化的沟通者，又是语言(她们能讲英语)的传承者；既是该村民俗旅游的主角，又是女性性别主体的代表，更是新时空中跨国关系建构的民间行为体，并在工作场所、交际对象等方面获得表述。

1.工作场所 民俗旅游启动后，村里的红头瑶妇女几乎都参与进来。村头的寨子是她们的主要卖场。每天天一亮，本寨的红头瑶或其他寨的红头瑶妇女就会背上填满刺绣品的背篓来到村头等候游客。环村的水泥硬化路面圈定了她们的行动范围。当游客进入村子，红头瑶妇女便尾随游客，向游客不断推介产品。游客走动圈子的大小决定了她们活动场所的宽窄。与传统的田间地头的劳作比较，其工作环境得到新的界定。她们所遭遇的是一个流动性集市，推销手工艺品是她们的本务，赢利是她们的目标。

2.交际对象 在工作环境变迁的同时，红头瑶妇女的交际对象也产生变化。随着民俗旅游的启动，红头瑶面对的不再是族际亲朋，而是来自异域他乡的游客；所寻求的不再停留于对情感或认同的满足上，而是对产品销售、钱币增多的终极期待上。显然，利润动机是其与游客互动的驱力。由此，特定的交际模式决定了红头瑶妇女社会行动的价值归属。

3.语言构成 达芬村民俗旅游不仅赢得了越南国内各族人民的赞赏，且同样受到了外国游客的青睐。为向远道而来的游客推销产品，英语成了红头瑶妇女的工作语言。据了解，在此的红头瑶妇女几乎都会说英语。一些中年妇女十多年前就开始跟导游、游客学说英语，并用所学英语影响下一代。也有一些十多岁的女孩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们从小就跟母亲学。但是，红头瑶妇女很少能写，即便是最为简单的字母或单词。尽管这样，并不妨碍她们推销手工艺品。然而，红头瑶男性却几乎都不会说英语。这是因为他们没涉足民俗旅游之故，从而导致语言陌生而形成角色分化。另外，被动地以英语为媒介，长远地，无形之中会造成红头瑶民族知识发展的障碍。这是否会最终导致红头瑶妇女无法以自己的语言思考问题，将是扑朔迷离的。这种对心理与精神潜在停滞的预示，暗蕴了言说媒介的现代性弊垢，但却展示了生活在打造语言的同时，语言亦在打造生活的互逆性机理。尽管语言是沟通经验的工具，也是定义经验的概念，但却对红头瑶的最初语言(中国话或越语)所建构的自我与个性构成了挑战。

4.饰物产品 红头瑶妇女到村头卖手工艺品时，在穿戴上比家居时讲究。这主要体现在穿绣花密浓、色彩艳丽的衣裤。此种服饰制作时间较长，通常需一年。据说，居家时她们穿的是一些简洁方便的衣服。当她们到村头推销产品时，便新装上阵，修饰数番。即便在手镯秩序上，她们也会照顾到体面得当，错落有致，色泽有别。此番穿戴，极大增强了游客对红头瑶民族文化的兴致，在鲜朗特质尽情展示的同时，作了无声的民族文化宣传，为将填满背篓的手工艺品销售殆尽开启了绿色通道。也就是说，红头瑶的有形饰物打开了无形利润的潜在阀门。

5.行为特点 在民俗旅游中，红头瑶的行为特点产生了新意。她们追求的不再是对认同、情感的满足，而是转到了利益动机上。能否让更多的游客买走产品，获取较多的经济利润则是期许焦点。在村头等候游客并非为表演或展示文化，相反则是为了利润价值。与传统的农耕方式相较而言，其行为变得深富经济性。通过与外国游客互动，她们卷入到小型的商贸交易中，使本土手工艺品的市场化成为不可逆之势。

6.认同建构 自启动民俗旅游始，红头瑶妇女就聚集村头，一边刺绣一边静候游客。一进村子，就可看到三三两两的红头瑶妇女或坐在廊檐下，或奔向游客，用缓和的英语向游客推荐手工艺品。颇具特色的服饰，成为村里流动的文化符号，将达芬村民俗旅游特点映衬了出来。“给我买”(You buy for me)的英语问询，使她们的国际化经济行为瞬时活现，民族传统经济化由之被激发，更为重要的是民族认同在与游客的比照中由之被强化。此种认同建构，在向游客渲染强烈民族韵味的同时，也在游客心底无声地镂刻下了民族认同的印记。

总之，达芬村民俗旅游的启动，说明经济利益既需要有计划的组织生产者，同时也需要激活生产者的内在构成。红头瑶民俗旅游的开展，一方面是通过对其他群体(比如同村黑苗)建立边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依附其他经济群体(主要指外来游客)来实现的。在有形与无形要素的作用下，作为民俗旅游景点的红头瑶妇女，在极大意义上成了地方性知识市场化定义与国际化开拓的产物。其行为较之传统意义而言，彰显出了极强的经济性特质。

三、作为文化身份与交际角色的红头瑶妇女：社会关系与权力话语生产

民俗旅游在红头瑶生活中创造了一个超越日常互动的特殊空间，以至对传统的维持及创新能发生其中，并最终使传统文化在经历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传播后，而与不同的层级主体联系起来。作为民俗旅游村的达芬村，为红头瑶个体间的联系创造了纽带，更为红头瑶妇女创造了超越自我范围的参与体验。

(一)社会关系建构

民俗旅游村的启动，使红头瑶妇女的交际圈子不再限于传统的交际范围和半径内，其关系网络得以延展。她们不仅推销了产品，传递了本土文化，还在市场化条件下凭借性别主体角色与身份而新建了社会关系。其营生方式的转变，以及外国游客的兴趣性光顾，建构出了一个简化的临时社会。这样一个由一定数目人员构成的“社会”，“不是因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种由物质所决定的或者推动的他个人的生活内容，而是只有当这些内容的活力赢得相互影响的形式时，当一个个人对另一个个人----直接或者通过第三者的媒介----产生影响时，才从人的单纯空间的并存或者也包括时间的先后，变成一个社会。”[1](P21)其间，必然蕴含着一套关系机制。这既是红头瑶妇女与游客交涉的结果，也是红头瑶妇女与同村互动的常态。而语言、手工艺品等则是转换现实的决定性变量。

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红头瑶妇女以越语为交流工具。而当她们到村头推销产品时，英语变成主要的交流语，成为建构交易圈的桥梁，缔造买主与卖主、廓清市场与非市场阈限、凝析物品与商品区分的工具。“这里”和“现在”成为主导的认同空间。

红头瑶妇女与游客依靠相互支持行为而进入与对方产生联系的状态中。双方在向对方施予影响的同时，由此也顺应了对方的影响。在互动中，红头瑶妇女与外国游客，既明晰了身份，也整合了行动。双方之间无需太多的默契与情感，而更多地需要以利益最大化为旨趣。作为整体的红头瑶妇女，以近似或一致的价值取向，抱着从游客身上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而塑造了统一的临时共同体。平时生活中，红头瑶妇女会是姐妹姑嫂、亲朋好友；而当面对外国游客时，她们成了平起平坐的竞争者。竞争与利益将她们并置，同时又将她们区隔开来(毕竟每个人最终所获的利润大小是有别的)。同时，这一情势还将没有来推销手工艺品的红头瑶妇女置入另类的范畴。推销产品的红头瑶妇女讲英语，与来客交谈，超出习惯而扩展交际圈子。她们不仅比仅靠山茅野菜赚取少量钱财的妇女更具经济优势，而且还将一些偶然的事件整合为符合某种理念或逻辑的活动，并最终将游客以情绪和兴趣释放的行为赋予深意，使得存于其间的社会关系，涵括了丰富的创造性和解释力。

传统上，红头瑶的社会关系网络只限于本村族人中。民俗旅游的启动，其交际对象变成了国内外游客。这样的临时关系，在本质上是异趣于红头瑶乡土血亲网络的。对于红头瑶妇女来说，需争取的是更多的顾客和更多的利润。对于游客，则是以享受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为重。游客作为一群参与趣味文化的趣味公众，其以保持独有的行动方式，非组织化地聚集一起，并以“类别化”的社会定义，打破了文化主体的固定边界。由此，社会并非是一切历史事件的累积，社会关系的建构也不是仅赖于物理世界的翻版，指意符号相反耐人寻味。

红头瑶妇女的经验生活是社会关系发生的前提。民俗旅游村的启动，给红头瑶带来了获利的希望。但其本土知识由此受到冲击，外部权威产生被内化的可能，公共领域的边界随之延伸。尽管如此，红头瑶妇女还是以媒介的功能，促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被动文化行为产生联系。红头瑶妇女，因此由表征民族文化的角色，转换成建构社会关系的介质，塑造出了“我们”与“他们”、“我们”与“你们”的知识维度。藉此，市场化原则转换成塑造非个人化的资源，并影响了红头瑶妇女的价值观、情感及对世界的理解。

由民俗文化市场化的拓展，引出了一个理论意义上的疑点。民俗旅游的开启，使民俗文化被贴上价格标签，地方性知识的含义缩减得十分有限。不得不叩问的是：当民俗文化被作为一个可牟利的资源开发时，其内涵能否保持原生味道？虽然红头瑶妇女和游客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表象上融为一体；但是，红头瑶民俗文化，对红头瑶自身和游客来说，在接触文化的共同象征物时却存在很大差异。

总之，鉴于任何社会或民族在当今世界都在不断地寻找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契机，红头瑶妇女同样难以免之。红头瑶妇女永远不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系统，而是在迎接世界洪流中模糊着边界，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颠覆着身份本质。

(二)权力话语生产

1.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达芬村民俗旅游是借助独特的民俗文化启动的。在民俗旅游中，红头瑶妇女对文化产品的拥有及市场范围的控制，涉及到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1)民俗旅游村的运转，可从红头瑶妇女争取和释放文化权力得到解释。红头瑶妇女在民俗旅游中的贡献，彰显了文化是一套人工制品的生产机制。此举在展示红头瑶妇女生活世界、改变红头瑶妇女经验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亦推动了文化横向与历史纵向的有机结合，及文化在价值上的分化和整合。(2)可从红头瑶女性在本土与国际之间的沟通功能上来理解。作为传统文化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使者，红头瑶妇女既是符号象征及文化传人，也是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角色的代表。红头瑶妇女的作用，使红头瑶女性的性别主体角色得以凸显。(3)推销产品是一种营销活动，也是一种权力角逐。在家中，红头瑶妇女以超越丈夫的才能展示了对市场的驾驭能力。在市场上，每一个红头瑶妇女都期待能比别人争到更多顾客，获得更多利润，达到在彰显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推动意义的生产和传播。

2.空间与权力的关系 达芬村从村头到村尾纵贯着一条水泥路面。在路面两侧镶嵌着寨子和水田。这是红头瑶妇女维护生存权力的空间。民俗旅游村基于此空间展开布局。市场化制造了旅游空间，规划化的发展安排了权力构成。女性主体权力由此被展演，静态形式与动态过程充斥其间。

3.权力构成单元 达芬村民俗旅游中的权力关系主要由红头瑶族与村政府、村庄与家庭、本土与国际，甚至旅游管理法规与红头瑶行为秩序之间的互动而推演着，并以国际化节奏确定着进度，从而使国际社会、越南地方和红头瑶寨子之间成为了一个临时的关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

由上，民俗旅游使红头瑶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转变：由地方性知识主导的生活模式转变成了由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式。全球化的市场节律，一方面导致了地方性知识与国际社会的结合，另一方面

也促进了红头瑶妇女话语权的转变。红头瑶妇女在民俗旅游中的文化身份凸显，展示了女性性别主体意识在当代国际化进程中的凸起。总之，传统文化对女性性别主体的塑造是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同时辅于地方性知识动力的经久推助。也因为如此，才塑造了既定的权力关系。而当更多的红头瑶妇女走向村头彰显性别主体时，虽然并没法规避行为从众的可能，但是既定的权力关系已被悄然植入了危险的境地。

总之，达芬村红头瑶民俗旅游的启动，对社会变迁、文化发展及个性解放都具有重大而深刻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达芬村民俗旅游，可以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红头瑶妇女愈来愈社会化，越来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不断创造着个性，为自我争取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努力推动着性别主体角色的再造及社会关系与权力话语的新建，既展示了自我，亦创造了世界。

参考文献：

[1] [德]齐美尔.社会史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