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军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130012)

一、引言

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的病态症结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是一种虚无主义，是一种本质上没有任何补偿价值的破坏力量［1］49-51。尽管我们的叙事语境发生了变迁，但是对我们来说贝尔所思考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客观地讲，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马克思就曾说:“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2］但是资本主义逻辑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于是在进入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之后潜藏的现代性的隐忧就日益凸显出来。哈贝马斯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出现了四种危机倾向。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贝尔与哈贝马斯的观点是相契合的，毕竟他的言说本身就是建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之上的。相应地，对于现代性弊端的诊治也成为贝尔的重要议题，不过他着重以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为切入点来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所以他强调自己的言述在稍广的意义上涉及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并不仅仅囿于文化领域。具体来说，贝尔采用的是一种文化哲学批判的逻辑进路，他通过文化哲学这一逻辑工具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诊断。当然，有些学者认为贝尔的批判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幼稚的，因为在他那里文化只具有一种表面的、装点门面的功能，实际上他并没有给予文化足够的重视，他更关心的是精英的作用［3］463-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