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偲，申晓虎

交融与嬗变：基督教与怒江傈僳族文化

吕 偲，申晓虎

（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00）

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后，对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语言文字、民族习俗、饮食习惯、民族音乐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既有出自传教士的坚持，亦包括信徒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的调整。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改变处于动态之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文化变迁的内容呈现多元化。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本土化程度不断加深，体现出当地民族特色。

基督教；傈僳族；影响；文化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怒江傈僳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北邻藏区，西、南邻缅甸，辖泸水、福贡、兰坪、贡山四县。全州人口52万，少数民族比例占 92.2%，包括傈僳族（51.6%）、白族（28%）、怒族（6%）、普米族（3%）、独龙族（1%）等。

基督教自1913年传入怒江地区后，影响范围迅速扩展至泸水、福贡、贡山、兰坪四县，信徒群体以傈僳族为主，包括怒族等其他少数民族。1913至1949年间，约有100余名外国传教士在此传道，分别来自英、美等国，教派分为内地会、神召会、滇藏基督会、五旬会，其中内地会的影响最大。内地会主要针对傈僳族，包括少数怒族，影响范围包括泸水、福贡两县。神召会活动范围包括福贡上帕、鹿马登等地，信徒群体包括傈僳族、怒族和少数白族。滇藏基督会活动范围主要在贡山县茨开、普拉底、独龙江等地，信徒群体以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为主。五旬会在兰坪活动，信徒以傈僳族为主。到目前为止，怒江州基督徒人数已超过10万，主要是傈僳族，其中福贡县信徒比例最高，占全县总人口的80%以上。

基督教传入怒江地区后，对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语言文字、民族习俗（诸如取名方式、待客方式、婚葬礼仪等）、饮食习惯、民族音乐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二、基督教对傈僳族文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基督教对文化的影响时，很难确定基督教以何种方式令受众文化发生了变迁，这是由于文化处于动态的变迁当中，对之产生影响的因素有许多。“一个文化的许多方面，在某个既定的时刻，要么处在变化当中，要么处在明显的变化边缘。即使是在基督教传入后，基督教本身也不是引发文化变化或塑造文化的唯一因素。”[1](p128)基督教对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以从宗教、语言文字、姓名、婚姻、音乐等方面进行分析。

1.确立信徒行为规范。傈僳族民众信教后，以《圣经》中的“十诫”作为行为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教会的传教士依据当地情况，强调的内容有所差异。内地会传教士专注于信仰上的敬虔，而神召会马导民和滇藏基督会的莫尔斯更关注行为的改变。如马导民在宣教过程中，就强调凡是教徒不能吸烟、喝酒，不能收取财礼，不得调戏妇女，不许乱搞男女关系等。50年代怒江基督教会成立后，以“十诫”为基础，出台了十条教规：（1）除上帝外，不可信别的神；（2）不可拜偶像；（3）不可妄称神名；（4）当纪念安息日；（5）当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10）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

80年代教会恢复正常活动后，在新的语境下，又增加了十条规范：（1）不喝酒；（2）不吸烟；（3）不赌钱；（4）不杀人；（5）不买卖婚姻；（6）不骗人；（7）不偷人；（8）不信鬼；（9）讲究清洁卫生；（10）实行一夫一妻。

2.对传统宗教的影响。傈僳族放弃传统宗教，信奉基督教，这是基督教对傈僳族文化最直接的影响。传统上傈僳族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山有山灵，树有树鬼，水有水神，日月山川一切自然现象都成为崇拜对象。

宗教职业者巫师分为两种：尼扒与尼古扒，被认为是人鬼之间的沟通者。尼扒的社会地位较高，除驱鬼外，祭祀仪式也要请尼扒祭祀，有些头人同时也是尼扒。尼古扒社会地位略低，一般替人打卦，平时从事生产。卜卦有竹篾卦、刀卦、鸡骨卦等十余种。人们患病都认为是被鬼缠身，便请巫师问卦，杀牲煮酒祭鬼，因此传统上傈僳族每年消耗于祭鬼的粮食及牲畜数字惊人。以福贡双米底村为例，1948年时全村37户，一年之内祭鬼251次，杀猪88头，鸡154只，羊10只，支付尼扒费用20元，所用支出占全村农副业总收入的11%。[2](p127)

傈僳族信奉基督教后，放弃了原有的传统宗教，捣毁祭坛，不再向鬼灵献祭。从结果上来看，节省了宗教祭祀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信徒的经济生活条件。滇东北苗族信徒较为集中的地区，就曾出现这样一首歌谣：“信耶稣，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烟，不烧香纸不赌钱，一年省下多少钱。省下钱，好吃穿，过日子，不费难，死后还把天堂上，你说上算不上算。”[3](178)

3.对语言文字的影响。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文字，亦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不同群体之间交流越频繁，语言文字的变化程度也越大。基督教传入前，居住在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群体尚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基督教传入后，傈僳语言最大的改变，是出现了书写文字，随后出现了傈僳文的《圣经》与其他宗教书籍。书写文字的出现，为傈僳族提供了全新的交流方式。

在傈僳文《圣经》的翻译过程中，一些新的词汇也融入傈僳语当中。如团契、例子、救赎、称义、恩典、宗教、升高、良心、谦卑等等词语。[4](p172)值得注意的是，傈僳文字的创制距今已近百年，傈僳文《圣经》的翻译也在不断更新当中，其中也有难以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学院语言学者对老傈僳文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原有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声母，一个韵母，使之更易于使用。50年代，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利用汉语拼音创制了新傈僳文，组织编写相关书籍，并利用新文字在部分小学开展双语教学。[5](p162)目前怒江地区主要使用新、老两种傈僳文。值得注意的是，与新傈僳文相比，老傈僳文的使用影响远远超过前者，特别是在基层，基本上使用老傈僳文。

4.对姓名的影响。傈僳族无父子连名制。传统上不论男女一生有两次命名，第一次命名，男子是生后7天，女子生后9天，由外祖父、祖父或父亲命名，取名无一定标准，以取名时所遇到的事物作为名称。第二次命名在订婚或结婚之时，如订婚聘礼是黑牛，则新郎称“拉尼扒”（黑牛子），新娘称“拉尼妈”（黑牛女），“扒”、“妈”作为男女之别。[5](p182)傈僳族信徒信教后，会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传教士会为当地基督徒取《圣经》中的名字，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取圣经中的名字还有属灵的原因……许多傈僳人有好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取自出生之时，是为了欺骗前来伤害小孩的魔鬼。当一名傈僳人信主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保留以前的名字了。”[4](p73)其次，由于信徒原有的名字多出现重复，新的名字可以避免因重名而引起混淆，这对于前往不同方言区传教的傈僳族传道人也提供了便利。

5.对婚俗的影响。基督教对傈僳族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男女双方交往的方式，二是婚姻过程。传教士与信徒在习俗内容的改变上都施加了影响。

从男女交往方式来看，传统上傈僳族多采用一夫一妻制的包办婚姻。青年男女社交时多用摆时调对唱山歌，表达爱慕之情。如在对唱中相爱，男方家庭则请媒人到女方求婚，商定聘礼。传教士反对婚前性行为，认为对唱情歌易使信徒堕落，便坚持反对摆时调等传统对唱情歌。教会对此做出规定，如果一名傈僳男青年希望一名女孩嫁给他，那么他必须写一封“示爱书”给她，表达希望对方成为自己新娘的愿望。这封信将由本地教会的一名执事审阅，以确认其中的内容为教会所接受，再将其送出。女孩的回复也必须由这名执事用相同的方式处理。[4](p48）

在结婚聘礼方面，传教士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由于结婚费用过高，一些地区的教会根据信徒的意见，经过投票，允许信徒之间结婚不付聘礼。[4](p45)

傈僳族传统婚礼仪式各地大同小异，以泸水一带为例，结婚时新娘由伴娘和亲友背到男方家，男方则在家门口摆一桌酒席，请女方喝酒，并唱迎新娘歌。随后，安排新郎新娘同坐一张桌子，由老人取新名字。吃饭时，男女双方互换碗筷。基督教传入后，取名环节被取消。信徒婚礼的一个重要改变，是傅能仁将“公祷”（public prayer）引入婚礼仪式中，新娘来到新家门口时就要祷告。此外，傅能仁在木城坡一带传教时发现，传统上当新娘走进新家时，众人向她身上扔烂的土豆或胡萝卜一类的蔬菜，这样的做的意义在于“赶走魔鬼，并带来吉利”。[5](p159)傅能仁认为这违反了基督教教义，经他提议，信徒放弃了这种做法。

6.对生活习俗的影响。传统上傈僳族多喜欢抽烟与饮酒。酒多为自酿的煮酒，也有买来的高度烧酒。抽的烟为自种的烟草。一些地区因制作方法的问题，烟草味道不浓，故较富裕的傈僳族也向汉族商人买烟。内地会、神召会与滇藏基督会的传教士都强烈反对信徒饮酒。传教士禁酒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传教士认为饮酒会导致信徒堕落。第二，生产、购买酒会加重信徒的经济负担，不利于教会发展。在此问题上，传教士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内地会的傅能仁对鸦片的态度非常明确：“我明白告诉他们，我不会为任何与鸦片种植、使用或买卖的人施洗。”[6](p153)当地教会也做出相应规定，与此相关的信徒放弃了鸦片的种植。

傈僳族信徒还放弃了吸食、使用烟草的习惯。以内地会为例，在傅能仁早期传教的木城坡地区，边境沿线一带的傈僳族经常嚼槟榔或混有烟草的槟榔，有的吸烟。因为《圣经》上并没有相关的内容，传教士对此不置可否。但傈僳族信徒看到传教士不使用槟榔或烟草，便决定戒除。传教士的态度是“每个人应按良知自行决定。”[7](p28)最后，信徒定下日期不再嚼槟榔或吸烟，而当地教会执事也决定不为任何使用烟草的人施洗。这间接地改变了他们的待客之道，他们不再用一捆槟榔和烟草待客，而是开始使用鸡蛋。传教士在报告中经常提到当他们来到一个村寨时，村民们会用鸡蛋把他们的每一个衣服口袋和背包装得满满的。[8](p48)禁烟和鸦片的做法在其他傈僳族教会也得以实施。

问候方式的改变也是信徒自行选择的结果。当信徒看到传教士之间相互问候时使用握手礼，便认为这是基督徒之间专用的问候方式，于是争相模仿，直至被全体傈僳族信徒采用。握手礼便成为当地基督徒身份的标志。[9](p207)违反教规被教会列为“黑名单”的信徒将被禁止与其他信徒握手。

7.对传统音乐的影响。傈僳族喜欢唱歌跳舞，每逢祭祀节日或婚丧等事，歌舞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舞蹈有收割舞、打场舞等十几种。舞蹈都是集体进行，一面弹唱，一面舞蹈，没有单独伴奏。每当秋收后，煮酒请客，唱歌跳舞，青年男女有社交自由，常常月夜集体歌舞。

基督教对傈僳族传统音乐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禁止了部分传统民乐，二是增加了以赞美诗为主体的教会音乐。

由于传教士认为“摆时调”等民歌会令信徒“堕落”，故反对信徒继续传唱民乐。这无疑影响了傈僳族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传教士又将基督教音乐引入傈僳族教会，使之成为新的传统，完成了基督教音乐的本色化。

傈僳族传统音乐的继承遵循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教士在引入基督教音乐的过程中，采用简谱记谱，其特点在于最短时值的音符是四分音符，没有八分或以下更短的音符。一方面便于制作，更容易让信徒掌握；另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教会音乐以四分音符为最小时值体现了中世纪格里高利圣咏的特点，这更容易表达虔诚、肃穆的宗教情感。[10](p12)

以这种记谱法演唱的赞美诗傈僳语称为 “瓦祜木刮”（Wat Ku Mo Gw）。由于傈僳语本身有6个声调，高低起伏较大，有松紧对立、长短变化丰富的特点，加上傈僳语唱词本身有自然的音乐韵味，可唱性强，而且傈僳语词语对仗严格，容易上口，最容易让信徒接受。[11](p18)

三、结语

基督教在怒江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已经影响到傈僳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其原因既有出自传教士的坚持，亦包括信徒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的调整。随着信徒人数比例的不断增加，神学教育的发展，宗教生活的常态化，现今的傈僳族文化已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基督教化特点。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本土化程度不断加深。傈僳族传统节日已逐渐被圣诞节、复活节等所替代。作为最盛大传统节日的阔日节，其中的祭天、上刀山、歌酒比赛等已被唱圣歌，跳“劝戒舞”所取代。

傈僳族传统文化当下的变迁，很难解读为基督教传播的特定结果。在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下，“现代化”作为普遍性的变革力量，对怒江少数民族产生了更为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弱势文化的趋同愿望也得到明显的体现（服饰、语言、交流方式等）。同时，多元社会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同，又为民族文化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契机。傈僳族以基督教为凭依，将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精神相融合，为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将传统文化中的节日、歌舞等内容通过包装，借以为发展旅游，推动经济的措施，使过往复制式的文化传承模式转化为“表演式”的文化重构模式，也为傈僳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Dale W·Kietzman.“conversion and Clture Change”，in William A·Smalley，ed.Reading in Missionary Anthropology[M].South Pasadena，Calif：William Carey Library，1974.

[2]编写组.傈僳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3]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4]Isobel Kuhn.Nest Above the Abyss[M].OMF，Toronto(reprinted).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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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eila R?Cooke.Fish Four and the Lisu New Testament[M].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48.

[8]Walter Leslie McConnell III·J·O.Fraser and Church Growth Among the Lisu of Southwest China(unpublished)[M].Vancouver：Regent College，British Columbia，1987.

[9]Mrs.J·B·Kuhn.“Life on the Perpendicular”，China`s Millions[M].British ed，1937.

[10]杨民康.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赞美诗的五线谙和简谱记谱法研究[J].中国音乐，2006，（1）.

[11]杨元吉.傈僳族传统音乐[J].民族音乐，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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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2）07－0122－03

吕偲（1963—），女，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申晓虎（1977—），男，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高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