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盛

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

颜昌盛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通货膨胀的认识和解释，大多停留在现象层面，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追逐利润的辩护，而忽视了通货膨胀背后所隐藏的货币信用本质；中国目前面临的高通胀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在特殊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发生的特殊的复合型通胀，是多种特殊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对策必须解放思想，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教条陈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依据国情寻求新路；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目的、战略、结构、模式等方面，需要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观，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通货膨胀；货币信用；宏观调控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表现为通胀形势日趋严峻：CPI自2010年6月的3%一路攀升至2011年6月的6.4%，高通胀曾持续一年之久，为近30年所少见；今年的统计数据截至4月CPI同比上涨3.4%，虽说涨中有落，环比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近期日用消费品价格又出现新一轮上涨趋势，亟需警惕成本推涨物价。近几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曾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多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紧缩力度之大，为历年之最。所谓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在事实上蜕变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仍然收效甚微。而同时，目前学界与政界对这一通货膨胀却众说纷纭。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反思。现实中，人们的真实消费感觉所表现出来的对通货膨胀的种种观念的吐露和行动的选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是社会经济的稳定。鉴于其事关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我们能够也必须调整研究思路，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羁绊，不就事论事。尤其是，我们必须将通胀问题置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和特殊背景下进行分析，才有可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一、主流经济理论对通货膨胀一般解释的反思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亦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普遍上涨的现象。其总体表现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对通货膨胀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一般地将通货膨胀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所谓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总需求增长过快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包括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等方面，这些过度、过快的增加都有可能使总需求增长过快。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尤其认为，“瓶颈”部门的存在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产生的重要原因。[1](p210)他们眼中所谓的“瓶颈”部门，指的是其发展落后于大多数部门而整个经济发展又与经济的总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如交通部门、能源部门等。理由是，“瓶颈”部门的产品和劳务因满足不了需要而发生价格上扬，并带动总体价格水平上涨。

（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又称 “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产品的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而引起的产品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

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者认为，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主要是受国际市场产品供给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农业的丰欠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而造成的“利润推动”或“工资推动”。其中，工资推动通货膨胀，是指当前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造成的部分机构过高工资所导致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2]利润推进通货膨胀则是指寡头企业和垄断企业为保持利润水平不变，依靠其垄断市场的力量，运用价格上涨的手段来抵消成本的增加；或者为追求更大利润，以成本增加作为借口提高商品价格，从而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

（三）结构性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具体的情形包括：一些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另一些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慢；一些行业正在迅速发展，另一些行业正渐趋衰落；一些部门收益和利润增长快，另一些部门收益和利润增长慢等等。

关于结构性通货膨胀，主流经济学给出的解释是，虽然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由于对一般水平或平均利润率的追逐，那些生产率提高速度慢的部门、那些正渐趋衰落的部门以及那些收益和利润增长慢的部门在工资水平和产品价格水平上往往要求向别的部门或行业看齐。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这种缺乏相应生产成果基础的价格和工资的上涨在越来越多的部门、行业中蔓延开来，就形成了结构性通货膨胀。

（四）输入型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国外的通货膨胀通过国际经济传导引起本国的总体价格水平上涨。其实质是上述三种通货膨胀类型在国内的表现延伸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表现形式。通常认为，有三种传导途径可以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

1.价格途径。由于国外的产品价格上涨，大量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可能被输入通货膨胀。诸如：石油、粮食等特殊产品的价格上涨，大量进口这些特殊产品的国家也因大量购进石油、粮食等特殊产品而引起其他相关性部门、行业的价格上涨。在价格上涨的不断蔓延的情况下，更易产生通货膨胀。

2.需求途径。在外部经济体或国外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国外需求会通过对产品的进口增加来释放。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货币区域化的背景下，当一些国家发生通货膨胀时，便会通过大量进口价格较低的国家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样，在国外的强大需求拉动下，使得本国的价格水平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被输入。

3.汇率途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外国的通货膨胀将导致货币贬值，对应地，也就是未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货币有升值倾向。为了维护固定汇率，这些有货币升值倾向国家的中央银行就不得不增加本国货币供给量，从而会导致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的被输入。

不管属于哪一种类型，当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都从物价上涨的速度这一视角，将通货膨胀分为三种情况：1．如果物价上涨的速度低于10%叫温和通货膨胀，国家可以控制该类局面；2.如果物价上涨10%—100%叫剧烈通货膨胀，这会增加人们的悲观恐惧心理；3.如果物价上涨超过100%叫恶性通货膨胀，这会造成价格体系崩毁，造成经济和社会动荡，甚至造成政治危机。在这三种情形中，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一般地认为，通货膨胀过快不好，而保持在一定幅度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1](p206-207)其理由是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可以促进市场商品销售，因而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种主流、权威且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很少受到应有的质疑。它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问题的实质是购买力的扩大促进商品销售并导致物价上涨，而不是物价上涨造成购买力增加和扩大商品销售。其中的因果关系已经显然地被颠倒了，因为通货膨胀恰恰不是在促进市场上的商品销售，而是通过压缩市场购买力而抑制了商品销售，除去货币增加这一面纱下的幻觉，它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是单一的阻碍作用，毕竟经济人的理性不会令人永远受骗并适时调整行为的选择和应对的策略。故而，如果说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就等于把经济危机说成了经济优势，这显然是对黑白在一定程度上的颠倒。

同样地，上述主流经济理论对于通货膨胀所表现出的现象的解释还忽略了货币的本质，即现在的货币是政府发行的购买商品的信用凭证，或者说货币是商品的“提货单”。[3]一旦政府发行货币之后，就必须有商品可供货币持有人来购买，否则货币将不具备应有的价值。换句话说，一旦政府发行了货币，也就相当于与货币持有人签订了交易合同。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那么这种交易也就没有履行合同。因此，通货膨胀本质上是政府的一种违约行为。

二、当前中国通货膨胀：表现特征及其成因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特殊”的通货膨胀。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既不是“局部的”，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全面的、普遍的：从地域上涵盖了从城镇到农村，从东南沿海到中西部；从商品的种类上来讲，既同时包括零散商品和大宗商品，也同时涉及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品。无论是实物商品还是劳务服务，无一例外，价格统统上涨；而且，这种价格上涨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按照传统的市场经济学观点，通货膨胀一般是指“由于市场上供求不平衡，市场需求严重超过市场供给，市场需求方竞相竞争造成物价上涨而引起通货膨胀”。然而，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既不是在市场绝对供给严重不足，也不是在市场需求过旺、市场需求严重大于市场供给，“疯狂抢购”的情况下的通货膨胀，而是在市场绝对供给严重大于市场需求和市场需求不旺甚至萎缩的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在中国当前的市场上，一边是持续通货膨胀，一边是产品严重过剩生产和商品积压严重；一边是物价不断上涨持续高涨，一边是人们“望房兴叹”、“买不起房”、“楼市成交低迷，摆摊的猪肉贩子“一天卖不出去多少”甚至是“连摊位费都赚得困难”。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当前中国会出现这样一种全面、普遍、持续且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违背“经典市场经济理论逻辑”的畸形的特殊的通货膨胀呢？答案在于，中国当前客观存在通货膨胀形成的机制：

（一）泡沫经济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领域，所谓泡沫，指的是一种资产在一个连续的交易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这时，经济中充满了并不能反映物质财富的货币泡沫。“泡沫经济是指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与相关交易持续膨胀日益脱离实物资本的增长和实业部门的成长，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的经济现象”。[4]如果泡沫过大，价格严重脱轨并普遍存在时，便催生了通货膨胀。

1.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首先是金融泡沫催生下的通货膨胀。诸如“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等经济现象中的高豆价、高蒜价、高姜价和高糖价，开发商和房地产投机炒作者等相关利益方推动下的高房价，都是在金融炒作直接作用下的结果。膨大的金融泡沫下的资金炒作，直接催生了大批商品的物价不断上涨和疯狂，也更加间接地导致了社会生产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结构的畸形：那些早已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仍旧在不断大干快上不断大力扩张；一大批严重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的、早该破产的，尤其是一大批“资金靠贷款、生产高污染、利润靠涨价、科技无发展”的中小私营企业却仍在靠金融贷款的的支撑，通过不断涨价疯狂“抢资源”、“抢原料”、“抢劳力”，进行生产，造成整个社会资源紧张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然后，这些企业又通过不断涨价的方式出卖产品来获得利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市场上会出现一边是产品严重过剩生产和商业积压严重，一边又是持续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2.当前中国通货膨胀还因泡沫GDP而催生。一般地，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称为货币效率。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但是，在中国的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这就形成了泡沫GDP。泡沫GDP扭曲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使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在发展观和发展战略上，国家以GDP数值作为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使得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值。GDP数值掺水，统计报表弄虚作假，数据来源虚无，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3.房地产泡沫经济加速了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泡沫经济，是指由于房地产投机引起的房地产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市场价格脱离了实际使用者支撑的情况。当前，中国房地产被以刚性需求而纳入到支柱性产业之列，价格一路全面上涨，从东部发达地区到西部落后地区，从贫穷的小县市到富足的大城市，凡是可以开发的都几乎一一被开发，房地产价格也被炒得沸沸扬扬，从局部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到全国性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虽说目前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但历史积弊太深，短期简单的宏观调控并不能遏制现实虚高的房地产价格。当一个行业价格急速、陡然上涨时，便会引起其他相关行业、其他相关的相关行业价格上扬，这就形成了由全面、持续、普遍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4]

（二）腐败成本导致物价上涨催生通货膨胀。一般地，腐败方面的成本有如下几个方面：1.行政运作中的非正常行政运作成本，如吃拿卡要、回扣、贿赂等费用；2.权力执法和部门管理垄断中的成本，如高价路费、高价管理费、非法违规罚款等费用；3.市场垄断部门的凭借垄断谋取高额暴利带来的额外成本，如电网部门的高额暴利、煤炭垄断部门的高额暴利等导致电价成本高昂引起的费用，以及石油石化等大型国有行业操控下的高油价等等。这些腐败造成的成本，最后无疑都要摊分到商品的成本上，并势必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中国的物价早已市场化，除少数品种外，商品定价均已让位于市场。但是由于法制建设的滞后，在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下，各种繁多的收费名目，已经成为消费者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仅以高速公路为例：全世界共有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我国，路桥收费约占运输成本的1／3，“买路钱”成了许多地方和利益集团的摇钱树、提款机，路桥经营成为仅次于房地产业的暴利产业。腐败成本导致物价上涨并催生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

1.腐败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权力腐败下的财政赤字，以及权力腐败通过侵蚀银行造成的呆账、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了货币效率。现实中，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的低再生经济，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贷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诸如此类，都极大地降低了货币效率，造成泡沫经济、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

2.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腐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依靠权力强占和霸占物品并抬高物价。现实中，通过权力寻租造成的虚拟经济，没有实物产出的货币虚转抬高了物价，同时人为地垄断也抬高了成本，从而拉高物价。权力腐败所造成的行业垄断，通过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和垄断价格，哄抬物价。那些因腐败人为抬高的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和抬高作用。

3.腐败减少有效产出和供给，拉高物价。一方面，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了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另一方面，腐败也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减少了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

总而言之，腐败虽然是货币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对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腐败带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泡沫经济发展，泡沫发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三）开放价格推动通货膨胀。

1.在国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施了价格双轨制。这种逐步放开价格，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综合的配套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人为的垄断价格，也限制了自由平等的竞争价格，从而走向控制价格（控制垄断价格）的反面，也走向放开价格（放开自由竞争价格）的反面。

实践证明，双轨制通过人为制造价格垄断、非公平竞争进而制造权力寻租空间，是一部分人通过原罪“先富起来”的肥沃土壤。中国大多数的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双轨制”的衍化、延伸形态或其变种。比如，非公平竞争的“先富起来”，埋下了日后制造垄断、投机炒作、寻租造租、贫富分化的祸根，蕴含了使市场经济改革向权贵市场经济、不良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雏形；其所孕育的“官倒”也是通货膨胀、两级分化的源头之一。

2.在国际上，缺少保护体系的开放成本推动了物价上涨并催生通货膨胀。近些年来，国际市场上各种能源、原材料价格如国际原油价格、国际铁矿石价格等节节攀升，中国作为世界上的能源、原材料进口大国，这些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势必会影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导致相关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但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异常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的情况总是中国进口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的攀升而中国出口的商品的价格总是低迷或者上涨缓慢甚至还不断被压低。国际市场上所出现的这种“厚外薄中”的现象表明，中国在对外开放上片面地追求以“开”为主、以“放”为主而忽略自身体系的保护和自身体系发展的培养的种种弊端必须予以重视。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贵买贱卖”损失的成本最后必将是“堤外损失堤内补”，而这种“堤外损失堤内补”产生的成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物价上涨催生通货膨胀。

（四）贸易顺差推动通货膨胀。截至2011年底，中国贸易顺差积累有2.85万亿美元。这2.85万亿美元没有被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货物进口，转变为逆差，即只有货出去，而没有货回来，这也是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相当于滥发货币数量，使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按照当前的汇兑比率，二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滥发了13万亿人民币，也就相当于13亿人平均每人承但1万多元，或者说平均每个中国人的财富从外汇储备造成的通货膨胀中被缩水1万多元钱。

不仅如此，因为强制结汇，央行收购外汇而多印出来的人民币属于高能货币，是可以在市面上多次流通的“原始货币”。这就像在股市上滥价好几倍发行的“原始股”，其所造成的人民币贬值效应是几何级数而不是算术级数。这又把前面讲的按人头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放大了好几倍。

三、当前中国应对通货膨胀的可能对策

商品市场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交换商品的功能，二是获取利润的功能。由于通过商品交易可以获得利润，而利润又可以使人富有，因此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获得利润就变成了第一需要。以至于商品交换这种互通有无的基本功能，往往淡出了商品经营者的考虑范畴。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物价事实上是按照利润而并非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波动。正常的情况是：一方面生产过剩，一方面通货膨胀，两种弊端共存。市场上的商品供求状况对物价波动方向的影响是非同步的，即一般性的供大于求不会促使物价走下跌趋势，除非是严重的生产过剩，而这也只可能使物价有限下跌。在利润与供求平衡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利润一般对物价波动起着绝对的控制作用。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不是一种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矛盾：与通货膨胀相对的是通货紧缩，与生产过剩相对的是生产不足。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之间只有量的关系，没有质的关系。它们彼此可以共存，可以共失，也可以单一存在或消失。这就是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在现实中可以同时存在的原因。因此，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从表面将通货膨胀视为供求关系和利润推动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鉴于中国当前通货膨胀所表现出的全面、普遍、持续性特征，应尽快建立应对通货膨胀的系统策略，包括：国内策略；国际策略；政治策略以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再定位。

（一）国内策略。

1.政府要准备在必要时终止联系汇率制度。为此，政府要向国际市场明确表明坚持人民币发行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坚定信念并表达随时终止联系汇率的意向。这是当前汇率制度下对人民币实施数量控制的根本方法，也是在当前全球化环境下控制总需求的最有效的途径。

2.中央政府必须坚决遏制地方政府的信用膨胀。地方政府不能拥有非债券融资的任何融资渠道。为此，应当出台相关制度法令，将地方政府的变相融资行为视同为行政违规，并严厉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行政责任。这是因为，不抑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支出，就无法遏制总需求的非理性增长。

3.立法禁止投机性资本进入普通商品市场。尤其是，对于通过操纵经济政策在商品市场牟取暴利的政府官员应严厉查处。同时，加大法制建设力度，对于非国有机构和个人囤积战略性物资者应处以重罪。通过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才有可能快速有效地熨平总需求的非理性波动。

4.为过剩流动性提供出路。具体来讲，可以通过倾向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将国内的过剩流动性导向生态治理、现代农业、信息产业、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为此，当前中国人民银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同时财政政策予以密切配合。财政政策的空间包括：充分有效地履行转移支付的职能，充分利用税费和补贴等财政转移支付工具，平衡利益分配和政策导向，推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均衡、协调地发展。

（二）国际策略。

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应积极干预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要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雄心和魄力，进而扭转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干预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可以有三种方式：

1.进出口政策调整。中国政府应当停止当前对输出通缩和输入通胀所进行的政策鼓励。同时，还可以使用环保等正当理由干预特定商品的进出口价格。

2.实施均输平准。中国政府应该妥善利用现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建立大宗商品的战略储备，包括现货和期货。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以战略储备为基础，根据国家需要，在国际商品市场使用风险对冲工具实施价格干预。

3.介入地区冲突。中国政府要积极介入全球热点地区的纷争，恰当地把握和利用地区冲突，间接干预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牟取正当的国家经济利益。

（三）政治策略。

纵观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历史，迄今为止，尚且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可以有效“治理”本国通货膨胀，更不用说有效“治理”全球性通货膨胀。而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所出台的一系列“治理”通货膨胀政策，事实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并浪费了许多治理通货膨胀的宝贵资源。目前，中国能够做的就是在接受残酷的现实的同时在危机中寻求一线生机。为此，需要有明智的政治策略。而当前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则是认为“经济交易是一个已被解决了的政治问题”，也正是“将已被解决了的政治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经济学由此赢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头衔”（亚伯?勒纳，1972）。当前，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政治效用，就足以证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在2011年，通货膨胀引发社会不满造成的突尼斯和埃及的动乱，更表明需要对通货膨胀具有起码的政治敏感。

政府施政的政治策略是明确的弃保策略，其核心是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诸如限制利益集团、确保国计民生等等都是执政党政治策略的逻辑基础。就中国国情而言，坚决开征针对资产和资本的系列税项、进行制度化财政转移支付、均衡社会分配、实现全社会和谐共赢，是最现实的政治策略。而推出房产税，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开始。其他的措施还可以推出或加强：资产来源不明税；资产赠予税；资产离境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一系列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税种。

（四）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再定位。

如前所述，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信用的问题。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是债权和债务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不是货币持有人的货币数量与商品持有人的商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是债务数量与债务人的经济状况不发生关系。货币作为对商品的负债，按照欠债还钱的常理，不能说商品少了就少给，商品多了就多给。

因此，既然货币是政府发行的，那么它的信用自然由政府来进行担保。政府拥有的商品越多，它就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物价，它的货币信用就越可靠。否则则相反。而控制物价的最好办法就是控制社会中的全部生产和销售行业。如果政府作为货币的发行者，手中什么都没有，那么也就很难控制物价，很难维持自己的货币信用。试想，如果政府没有商品，它将何以维护货币信用？用别人的商品来维持自己的货币信用无异于将自己所欠的商品债务让别人去偿还，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同时，作为商品拥有者的市场行为主体，一旦政府采用类似的转嫁手段来进行债务偿付，自然就会通过大幅度地抬高物价，而这不可避免地会降低政府作为货币发行者的信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就应当回收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而这必需从根本上对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进行再定位。

四、总体性评述

通货膨胀一词自产生以来，似乎就代表着一种贬义，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种不良现象。但是，通过西方主流经济学权威的论证，一定比率的通货膨胀就变成了一种可以鼓励和长期保持的良好的经济现象，于是就有了“限制物价过快上涨”的说法。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逻辑，即“物价过快上涨”是不正确的，但是物价慢慢的上涨还是必须进行鼓励的。这就得出了一个奇怪的公式：错误+时间=正确（谬误+时间=真理）。如果按此逻辑，较低的犯罪率就是好事，可以鼓励，只有较高的犯罪率才是坏事，才需要经常控制，即 “犯罪+时间=行善”。这显然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无理辩护。从这一角度讲，通货膨胀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深藏在当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权威人士的内心之中。因此，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其思想问题。

依照主流经济理论，中国此番通胀也许不能算恶性通胀，但它对中国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却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工资指数化”缺位，“死工资”不与CPI指数挂钩，通胀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由此受到的损失得不到相应补偿。二是长期负利率，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低于物价上涨幅度，一年损失上万亿元。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目前，医疗全额保险覆盖人群仅有1亿人，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的仅占一部分，城乡医疗费用中自费负担比例约占60%以上。通货膨胀导致居民医疗负担加重，严重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四是间接增加居民税赋。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流转税而非增值税，消费税征在暗处，包含在商品价格内。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既支付了价格也纳了税。即使税率不变，纳税金额也会随着商品价格升降而变动。因此，通胀必然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税务负担，搅乱国民收入再分配。五是进一步加剧了占人口总数的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此番通胀是在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对于久已陷入困境的弱势贫困群体，通货膨胀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中国的理论学界和政府官员必须予以重视并谨慎对待，不要轻言‘拐点’，或对通货膨胀视而不见、遮遮掩掩。更不能够总是在不切实际的数字上做文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研究真实原因，以寻求治理通胀的有效办法，才是理论界和政界应有的态度和举措，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发展。

[1]叶德磊.西方经济学简明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周芬芬.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预期实证分析[J].黑龙江对外贸易，2011，（6）.

[3]赵跃.通货膨胀的根源及控制[EB/OL].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10-12-7/193497.html.

[4]许青青.现阶段我国商品房价格泡沫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23（1）.

F822.5

A

1003-8477（2012）07-0060-05

颜昌盛（1973—），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师，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 姜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