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三国演义》贵为中国古典名著之一，被列为“四大奇书”之首。它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三国志》是晋人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而《三国演义》就是元末明初学者罗贯中根据《三国志》和南朝宋人裴松之注创作而成的。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一个是历史小说的起兴，一个是史学巨著的代表，本文主要从史书选择和史料摘取两个方面分析《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选择性继承。但历史演义小说毕竟不同于史实，在《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灵魂，故事情节的精神，矛盾斗争的性质已经与史书《三国志》有许多不同之处，甚至大相径庭。具体来讲，《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依傍与突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依傍

1、《三国志》是《三国演义》首选的历史资料。

《三国演义》在创作过程中引用了诸多史料，如较早的《魏略》、《九州春秋》、《后汉书》，较晚的《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还有的一些历史情节取自野史、民间传说戏曲话本等等，那么哪一部给《三国演义》在史料方面提供的最多呢?众多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普遍认为《三国志》(含裴松之注)是《三国演义》的最重要史料来源。

首先，在《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官渡之战、赤壁大战、失荆州、夷陵之战、诸葛亮伐魏、三国归晋等等在《三国志》中都有记载。其次，在史书记载存在分歧的时候，《三国演义》的情节构思更多取材于《三国志》。《三国演义》中被大家广为传颂的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都出自《蜀书·诸葛亮传》: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是刘备思贤若渴，登门拜访请诸葛亮出山相助。但在史书《魏略》和《九州春秋》中对于刘备和诸葛亮的见面则有不同的记载:是说诸葛亮自己北行见刘备(“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而刘备之前也没有听过诸葛亮的名字(“备与亮非旧”)，诸葛亮建议刘备登记游民，扩充兵力来加强自己实力，从而博得刘备信任，为刘备效力(“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

《魏略》的原著现已失传，这段文字记录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并强调“《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同时他根据诸葛亮所著《出师表》分析之后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三国志引裴松之注》)。由此可见，裴松之本人还是更倾向于刘备“三顾茅庐”的说法。

应该说罗贯中选择“三顾茅庐”这一版本还是有其根据的。首先从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来讲:《魏略》早已失传，只留有佚文分散在裴注的各个传纪中以供参考。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到:“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其次，虽然说《魏略》的作者鱼豢生活在三国时期，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人，也不能下结论说《魏略》记载的就比较准确。陈寿在蜀汉后主刘禅手下做过观阁令史，是光禄大夫谯周的学生。身为魏人，鱼豢对蜀汉人物事件的熟悉程度与陈寿比自然略逊一筹。至于《九州春秋》，作者是西晋的司马彪，在选材时继承的就是鱼豢的史料，不具备原始性。

2、《三国演义》对《三国志》不同史料的选择。

罗贯中在选择《三国志》中的史料作为小说历史依傍的同时，也注意了对《三国志》中存在分歧矛盾的地方做了梳理，尽量选择更合适的资料作为素材。如在《三国演义》中第70回和第72回写到了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役，最后刘备成功夺取汉中要地，斩杀曹军大将夏侯渊，这场战争在《三国志》中有记载，不过各个传纪中的记载有着不同的说法，大体上应该有两种:

一种说法来自《蜀书》的先主、法正、黄忠三传。内容详略虽有不同，但大体的战争过程是一致的:是说夏侯渊率军进攻定军山，黄忠老当益壮，慨然请命，在法正的策划下，以逸待劳，居高临下，鼓噪而攻，一举斩了夏侯渊。《三国演义》所写就是本于此。然而据《魏书》的《武帝纪》和张郃、夏侯渊二传记载，却和《蜀书》描述的战役是两个过程，强调战事的败因是刘备烧了夏侯渊的鹿角，在夏侯渊救火和保护鹿角的时候，刘备来袭击，夏侯渊兵力薄弱，战败被刘备所杀。

同一部书中的同一场战役却出现两个不同的版本，这在《三国志》的其它地方也有所体现，如夷陵之战的战斗过程在《蜀书》和《吴书》中就存在一些差异。陈寿在写《魏书》和《蜀书》时，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写《魏书》用的是魏国的资料，写《蜀书》用的是蜀国的资料，二者对同一问题的立场不同，自然就存在分歧了。而陈寿并没有把写法统一起来，却采取了异说并存的方针。蜀国说夏侯渊在正面战场被杀，魏国却说是蜀军趁夏侯渊保护鹿角时偷袭得手。在夏侯渊死后不久，曹操曾下过一道《军策令》:“……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

这个说法与《魏书》基本相符，内容也更为清楚，资料比较原始，基本上是可信的。但是罗贯中却在《三国演义》中采用了《蜀书》的战争描述，恐怕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因为《三国演义》是站在“尊刘贬曹”的立场上来创作，这点在下文还会提到;二是从小说本身的精彩程度来考虑，如果选择《魏书》的史实，就会缺少正面战场上两军对垒的气势，削弱战役的重要程度，也不能很好展现出张飞智败张郃的粗中有细，黄忠刀劈夏侯渊的王者之风，赵云以寡胜众的勇者气概，会使小说的艺术魅力大大降低。这也是历史小说与史学专著的不同之处。

二、《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突破

1、《三国演义》对《三国志》人物叙事的突破。

说到不同之处，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继承《三国志》的同时，对一些史实也做了改动，目的就是使小说更能突出人物的个性，承接故事需要，保证结构的完整，虽说有些情节与史实不符，但也符合小说创作的宗旨，这就是《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的突破。而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应多以文学的角度去看待这类问题，不能以历史的角度去考虑事情。如《三国演义》中第2回《张翼德怒鞭督邮》讲的就是督邮在安喜县向刘备索要贿赂，被张飞得知，飞大怒，将督邮绑在大树上一顿痛打。

鞭打督邮的事情，史书上也有记载。《蜀书·先主传》:“……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

在《典略》中也有记载，情节大致与《三国志》相同，经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三国演义》采用了史书上关于鞭督邮故事的框架，却在内容上做了根本改动，从而也就改变了事情的性质:首先，鞭打督邮的本是刘备，《三国演义》却改成了张飞;其次，刘备鞭打督邮的原因，本是督邮到县之后，刘备怕自己被裁掉而求见督邮想挽回局面，督邮不见，因而刘备怀恨在心，并不是督邮要索取贿赂和诬称刘备害民。因此，我们从史实的角度来看，只因为督邮不见刘备，刘备便把督邮打得死去活来，未免有些过分。表现了刘备作为一介武夫嚣张的一面，打得不能说有理。但经过《三国演义》这一改，事情的曲直便发生了变化，刘备就从无理变成有理了。

《三国演义》用了一个移花接木的手法，这是为了突出张飞的粗暴性格和刘备的宽宏仁厚的气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张飞形象很生动，很丰满，性情粗莽，心直口快，嫉恶如仇。张飞的性格的确很粗暴，经常鞭挞士卒，最后也因此丧命。但张飞还有另一面:“义释严颜安蜀境，智欺张郃定中州。”都说他有谋略，张飞还善于书法，字体妩媚;另外，从张飞的长女成为后主刘禅的皇后来看，张飞也为未必真是“豹头环眼”。陈寿也在《三国志》中评论张飞和关羽“并有国士之风”。因此历史上的张飞应该更复杂一些。由此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和正史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因为《三国演义》是在《三国志》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手段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故事完整性进行了加工，所以《三国演义》要比《三国志》具有艺术性和可读性，它要比《三国志》普及的更加广泛。甚至一些学者在讨论三国历史问题时，不举三国志所述史实，反而以《三国演义》的情节作为佐证，这就有失公允了。

2、《三国演义》对《三国志》人物内涵的突破。

罗贯中在塑造刘备这一形象时突出表现了《三国演义》的政治倾向，“尊刘贬曹”已是人所共知，这也是对《三国志》改变较大的地方。《三国志》以魏为尊，从著书数量上来看，《魏书》30卷，《吴书》20卷，《蜀书》15卷，《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占三分之一，《蜀书》只占六分之一，《魏书》记载最多，《蜀书》记载最少;从纪传上来看，《魏书》有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4篇本纪，而《蜀书》、《吴书》则没有本纪，即使刘备和孙权也不过是列传而已。

“尊刘贬曹”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始于明代，其实早在晋朝，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里就表现了这种倾向，“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魏武虽复汉禅晋，尚为篡逆，遂以晋承汉。”到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然形式上以魏为正统，但他也在书中写到采用魏的年号是为了记叙的方便。之后的儒学大师朱熹在《通鉴纲目》中甚至将司马光所用的魏年号全部改为蜀汉年号。“尊刘贬曹”已被许多学者接受并在著作里有所体现。

在民间，“尊刘贬曹”也应该很早就出现了。宋代“说三国”已经成为“说话”艺术内容的一部分，苏轼的《东坡志林》中提到:“王彭尝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可见这一时期刘备和曹操的形象在广大百姓的心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

宋代成书的《三国志平话》中其故事已有《三国演义》之轮廓，突出蜀汉一条主线，故事性强，但叙事简单。金元时期的的戏曲舞台上，也演出了大量三国戏。“现知元代及元明之际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剧目就有60种之多，从这些剧目和现存的21种剧本的情况来看，半数以上以蜀汉人物为中心，拥刘反曹立场十分鲜明，具有浓厚民间色彩。”［1］

三国人物中的形象，大部分是依据《三国志》来加工的，但罗贯中在创作时带有倾向性，那么自然有一些历史人物由于创作的需要则被完美化或者缺陷化，“因为作者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因此他神化的人物大多是忠于汉室的，”［2］最典型的莫过于诸葛亮。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智慧的化身，政治上高瞻远瞩，军事上运筹帷幄，思想上深谋远虑，文学上才华横溢。强如曹操、周瑜、陆逊、司马懿等尽管也都足智多谋，但总要逊孔明一筹，苦思冥想的妙计总被武侯一眼看穿。难怪鲁迅评价“诸葛多智近似于妖”。

历史上的诸葛亮远没有文学作品里那样神乎其神，刘备夺西川的过程中，使用的是庞统，汉中战役里，带去的是法正，就连举兵伐吴的复仇之战，刘备仍然让诸葛亮镇守成都，因为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而不是优秀的军事家。诸葛亮的特点，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得很清楚:“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他的才能相当于治国汉相萧何，而不是屡出奇计的张良和统率三军的韩信。对于诸葛亮的用兵，他的老对手司马懿对他的评价值得参考:“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这番话记载在正史《晋书·宣帝纪》中，虽有夸张之嫌，但却能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正视这位蜀汉丞相。

三、《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缺陷之处的突破

《三国演义》对《三国志》突破还在于，有些《三国志》并未写出的史实，《三国演义》也能通过吸取其他史料的记载给予补充，使历史情节更加完整。当初荀彧弃袁绍投奔曹操，曹操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张良啊!(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魏书·荀彧传》)荀彧的决策多次在关键的时候使曹操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官渡之战时，曹操缺粮，失去信心，是荀彧主张坚决打下去。官渡之战后，曹操认为彻底消灭袁绍势力并不容易，荀彧主张继续作战，最后平定了北方四州。而且荀彧品德高尚，为官清廉，为北方士大夫所敬仰。“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

虽然荀彧为曹操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下场却不怎么好。《三国演义》第61回说荀彧反对曹操进位为魏公和受九锡，招致曹操不满。在南征的途中，曹操派人送来空食盒，荀彧随即服毒而亡，这是符合史实的。《魏书·荀彧传》中记载荀彧的死因的很是蹊跷:“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陈寿在写荀彧的死因时用的是春秋笔法，这“以忧薨”，便有避讳的意思。不过《后汉书·荀彧传》倒是揭穿了这个秘密，说出了荀彧并非善终的结果。《魏氏春秋》的记载也与之相同:“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可叹荀彧为曹操呕心沥血，却因为曹操权势膨胀，竟落个这样下场。

《三国志》虽然被称为记载三国历史最权威的史学著作，但由于立场问题和历史的局限性影响，陈寿不可能将三国历史的全貌真实客观地反映出来，这就需要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创作时将史料加以辨别区分，吸收各家之长，达到“史中求实，虚中似实”。正是这条基本规律，使《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受到《三国志》的很大影响。

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壬午 (嘉靖元年，1522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共24卷240回 (后来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合并为120回，经清初毛纶、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加工而定型)，其卷首题署为:“晋平阳侯 (相)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清楚地表明了罗贯中对陈寿的敬慕和对《三国志》的倚重。

金圣叹曾经将小说和史料做了区别，指出小说是“因文生事”，而历史著作是“以文运事”［3］，这个区别也应该适用于历史小说，因为它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著作。在依傍于历史资料的同时，必然有所突破。《三国演义》着眼于艺术形象，也应是“因文生事”，虽然也要求真实性，但并不一定是实有其事，只是合情合理即可。这样看来，在阅读时应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相结合，运用历史和文学的标准分别对待，两部著作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我们去回味和探究。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1.

［2］杜建平.《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有什么不同［J］.中学政史地，2007，(11).20.

［3］金圣叹批.水浒传卷之三读第五才子书法［M］.长沙:岳麓书社，200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