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50后”同“30后”一起，与主流意识形态度过了一个暂短的蜜月期，被放逐的共同经历，使其心理构成有一种文化同一性，控诉“文革”和倾诉苦难使这两个代际的作家一起完成了新时期最初的文学变革。值得注意的是，“知青”作家一出现就表现出与复出作家——即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一代人——的差别。复出作家参与了对50年代浪漫理想精神的构建，他们对这一时代曾经有过的忠诚和信念有深刻的怀念和留恋。因此，复出之后，那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总是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国家民族的苦难，他们个人们的不幸就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于是，他们的苦难就被涂上了一种悲壮或崇高的诗意色彩，他们的复出就意味着重新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去言说和构建曾经经历的过去的。“知青”一代无论心态还是创作实践，都与复出的一代大不相同。他们虽然深受父兄一代理想主义的影响，并有强烈的情感诉求，但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因此，“知青”文学没有统一的方位或价值目标，其精神漂泊虽然激情四溢，却归宿难寻。

但是，“知青”作家与复出作家在内在精神上毕竟存在着文化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决定了这个时代文学变革的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