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小说创作论

2012-04-09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3期

关键词：乔叶苟且妓女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乔叶小说创作论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乔叶是新世纪文坛涌现出来的一位优秀的女性小说家，她的小说创作已经汇入到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艺术谱系之中，并且有着鲜明的艺术定位。乔叶坚持心理治疗型的小说观，她的小说创作以“心理现实主义”见长，尤其长于女性心理现实和心理细节的描摹。乔叶的女性写作属于自审型写作，不同于惯常的自恋型写作和自渎型写作。与铁凝深受西方宗教影响的自审型写作相比，乔叶的自审型写作偏重于中国化的日常生活叙事，人物的自我心理拷问更加自然，不露痕迹。从题材类型和精神取向来看，乔叶迄今的小说创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沦落风尘的城市妓女的变态心理拷问，揭示了隐含在当代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小姐意识”或“妓女心理”；二是对当代都市白领丽人的畸形婚恋心理透视，实现了对当代中国城市文明病的批判性审视；三是对家族题材中不同代际女性的历史心理挖掘，凸显了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现实或潜意识场景，隐喻了她们在历史悲剧命运中的精神关联性。围绕这三个方面的深度心理书写，乔叶的小说传达了强烈的当代女性自审意识。乔叶的女性时间观在其“家族历史小说”创作中起着关键作用。乔叶的小说有写实性和写意性两种类型，后者接近散文化或诗化小说。

乔叶；心理现实主义；自审型写作；题材类型；艺术类型

一

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乔叶是一位逐渐显示出艺术大气象的小说家。乔叶的九十年代是属于散文的，初登文坛的她沉醉于写“美文”，这种文体曾让她声名鹊起，但外形上的纤小和骨子里的无力也是勿庸讳言的事实；而乔叶的新世纪显然是属于小说的，她的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佳作一反其“美文”的亮色，转而着意开掘人性的心理暗角，在依旧唯美的语言外衣下泄露心底的黑色，这种悖反的风格给乔叶的小说带来了极大的艺术张力，乔叶也因此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坛以心理现实主义为显著特色的女性小说家。

乔叶的小说处女作是发表在《十月》1998年第1期上的短篇《一个下午的延伸》。如今看来，这个最初的尝试实际上给她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艺术基调。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下属与她的男上司之间近乎无痕的婚外恋情，但作者的笔力几乎全部用来描述两个人的这场悄无声息的心理角逐，心理描写曲折有致，心理细节繁复多姿，把男女主人公各自内心深处那块看不见的“黑暗的陆地”①呈现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乔叶在小说创作上的巨大潜能。关于自己为何要从散文转向小说写作，乔叶曾说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话：“小说的种子经过了漫长的埋伏，已然到了最合适的时候，它必得破土而出。而孕育这颗种子的肥料也在我心中经过了充分的发酵，再不写的话，我就会病倒。写散文的这些年里，我把一条条的鲜鱼捧上了餐桌，可作为厨师，我怎么会不知道厨房里还有什么呢：破碎的鱼鳞，鲜红的内脏，暧昧黏缠的腥气，以及尖锐狼藉的骨和刺……如果不诉诸于小说，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心灵里越来越重的麻烦和越来越深的毒。”“感谢小说。它接纳了我的这些麻烦和毒。接纳就够了。接纳本身就意味着调理和医治。我把这些麻烦和毒在小说中释放了出来。……小说慷慨地给了我一片最广袤的空间，任我把心里带罂粟花色调的邪火儿和野性儿开绽出来。——这便是一种最珍贵的精神礼物。”②对于乔叶来说：“好小说是打进大地心脏的利器，能掘出一个个洞来。功力有多深，就能掘多深。……最好能深到看见百米千米地层下的河流、矿藏和岩浆。——如何毫不留情地逼近我们内心的真实，如何把我们最黑暗的那些东西挖出纸面：那些最深沉的悲伤、最隐匿的秘密、最疯狂的梦想、最浑浊的罪恶，如何把这些运出我们的内心，如同煤从地下乘罐而出，然后投入炉中，投入小说的世界，燃烧出蓝紫色的火焰，这便是小说最牵人魂魄的力量和美。”③这就是乔叶的小说观，坚定、鲜明而富于挑战性。小说就是为了挖掘人心的黑暗，就是为了刮骨疗毒，因此小说就是治疗，小说家由此也成了心理医生，无论救死扶伤还是自我疗救，小说都是庄严的精神行动。对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小说家西苏的一段话，想必乔叶也会感同身受，西苏说：“我不是那种喜欢黑暗的人，我只是身处黑暗之中。通过生存于黑暗，往返于黑暗，把黑暗付诸于文字，我眼前的黑暗似乎澄明起来，或者简单说，它逐渐变得可以接受了。”④正是在对内心黑暗的体验和书写中，乔叶逐步实现着自我心理治疗和精神救赎。

在中国当代文坛能形成自己个性化小说观的作家本不多见，而能锤炼出自己的小说观并在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小说家就更属凤毛麟角了。大多数小说家盲目地跟风写作，不但不配引领小说潮流，反而在小说时尚中迷失了自己。而半路出家的乔叶，凭借其鲜明的女性心理现实主义写作，在新世纪乃至于整个新时期的中国文坛迅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位置。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家占领了小说界的半壁江山，她们的小说异彩纷呈、争奇斗艳，要想在这个年代的女性小说界赢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但乔叶做到了，这不难从新时期女性写作的精神谱系或者艺术谱系中分辨出来。大体而言，新时期女性小说写作可以划分为这样三种形态：一种是自恋型写作，八十年代以张洁为代表，进入九十年代又加入了陈染和林白两位女性主义小说家推波助澜。她们的小说都带有强烈的女性自恋色彩，无论是张洁痛苦的女性理想主义，还是陈染和林白激进而执拗的“姐妹情谊”，在对当代中国女性自恋心理的开掘上都功不可没。与自恋相对立而构成了另一极的是自渎型写作，这在九十年代末以来的“70后”和“80后”所谓美女作家的笔下屡见不鲜，尤其是名噪一时而后转入沉寂的卫慧和棉棉，她们的小说中充满了当代城市前卫青年女性的自渎或者自毁书写，而且在身体写作或者欲望写作的幌子下大肆贩卖残酷的青春物语，至于后继者春树的小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新时期还有一种特别的女性自审型写作，它介于自恋与自渎之间，虽然也处在自恋的对立面，但毕竟不同于极端的自渎，自渎是自我放逐，是颓废写作，而自审是自我审视和自我审判，以期寻找并重建新的自我，这对于当前的中国女性写作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毫无疑问，铁凝的小说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中自审型写作的典范，而在新世纪以来涌现出的女作家中，笔者以为乔叶属于自审型女性写作的后起之秀。

在乔叶迄今发表的大多数小说中，无论是对沦落风尘的城市妓女的变态心理拷问，还是对当代都市白领丽人的畸形婚恋心理透视，抑或是对家族题材中不同代际女性的历史心理挖掘，都带有强烈的女性自审意味。这从乔叶的心理治疗型小说观中可见一斑。乔叶的女性小说无意于借所谓身体写作招徕读者，与生理写作相比，她看重的是心理写作，是对女性深度心理或者潜意识心理场景的描摹，而且这种深度心理描摹与自恋无关，更与自渎无涉，它是一种充满了女性自审精神的心理现实主义形态。与陈染和林白那种自恋型女性写作相比，乔叶的女性小说显然实现了潜意识场景与历史场景描摹的结合，而不是把二者对立或者隔离起来，故而乔叶的小说祛除了自恋型女性写作逃逸出社会历史场景所带来的幽僻孤峭，而呈现出与读者亲和的状态，所以乔叶的自审型写作显得自然朴实。即使是与铁凝的同类小说相比，我们也能够看得出乔叶挣脱前辈影响的一种努力。同样是女性的自审，铁凝的小说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原罪感，而在乔叶的小说中，那种浓郁的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压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实的日常生活心理状态的描摹，其中的优秀之作庶几乎臻于中国化的境界，要知道这种自审型写作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的产物。

二

在乔叶并不算长的小说创作历程中，她对当代城市中的畸形女性边缘群体——妓女的生活和心理进行过集中的艺术观照，她写得最好的两部长篇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和《底片》都是所谓妓女题材。事实上，妓女题材在中外文学史上堪称一大母题。这类作品有两种叙事模式比较受人尊重：一是凸现妓女在重要历史关头所表现出的令正常人汗颜的行动，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写李香君，还有莫泊桑的《羊脂球》，都写出了妓女不让巾帼不让须眉的民族气节，属于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范畴；另一种则是通过写妓女的悲苦命运，来折射社会的黑暗和国家的腐朽，如老舍的中篇《月牙儿》即是代表其意在社会批判，而悬置道德或伦理谴责，这一种属于典型的现代启蒙叙事形态。至于站在传统的道德立场上或者以颓废纵欲姿态讲述妓女故事的小说，尽管数量庞杂，但佳作鲜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写妓女人生的名篇，乔叶对这个精彩的古典短篇似乎格外重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篇妓女题材的小说写出了一个妓女心中真正的爱情，那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爱情，足以让任何以正人君子自居的女性和男性汗颜。在绝望的时刻杜十娘可以为爱情而死，绝不苟且，坚决不向现实和命运妥协。这可不是一般俗套的殉情模式可比拟的，而且，虽然表面上还未摆脱“始乱终弃”的情爱模式，但骨子里的境界委实有高下之别。乔叶说：“读杜十娘的时候，我不得不落泪。这样一个烟花女子，却有着如此清洁纯粹的爱情精神。我相信，面对她的勇敢与决绝，有太多活在当下的口口声声标榜个性和自由的酷男酷女都会汗颜。”“也许对于吃喝穿戴，我们都还能够去讲求完美，但对于情感和内心，我们却更像是烟花女子——早已经见惯了苟且，也习惯了苟且。而杜十娘，她拒绝苟且。她死了。她因为拒绝苟且而死。”⑤不能不佩服乔叶的犀利，她看得很准，烟花女子杜十娘“拒绝苟且”的精神确实是她足以笑傲人间的资本，而我们所谓正常社会中的红男绿女，却早已见惯了也习惯了苟且，我们在苟且中不能自拔，也不思自拔，我们在苟且中忍辱负重，我们在苟且中随遇而安，“苟且”成了我们的精神底片或者心理原型。用乔叶不无刻薄的话来说，这种苟且心理其实就是所谓“小姐意识”⑥。曾几何时，妓女这个古老的称谓在当代中国被置换成了“小姐”，这显然不是简单的语言或者符号更替，其中隐含了当今国人内心世界中比一般妓女更为苟且的心理，红尘俗世中人已经习惯了在面具下生活，殊不知“小姐”已经无法掩饰妓女的实质，把妓女称作小姐不过是掩耳盗铃的可笑行径罢了。在乔叶看来，比肉体上沦落为妓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沦落为妓，当今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四处泛滥且无形渗透的“小姐意识”或者“小姐心理”。乔叶写妓女题材的小说由此超越了题材本身，而直抵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深层心理结构。

这使笔者想起了胡风，胡风是20世纪中国倡导心理现实主义最有力的文艺理论斗士，他坚决反对“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他说“文艺家如果在主观精神上失去了方向，在客观现实里面又感受不到人生的迫力”⑦，那就只能堕落为向读者献媚的写作。卖笑也好，媚俗也罢，都属于写作上的妓女心理，即乔叶所谓“小姐意识”。胡风的文艺观要求作家对生活和人生采取绝不妥协、绝不苟且的价值立场，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中最宝贵的精神传统。乔叶的小说无疑继承了这种精神传统，但她并不像胡风那一代人那样呈现出激烈峻急的战斗型文风，而是采取更为内敛的客观冷静型叙述。她把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情绪隐含在繁密细腻的客观心理现实的描摹中，尽管常常掩盖不住内心挣扎的痛苦。乔叶要致力于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动态，就必需要承担这个时代的精神痛苦，包括正常人和畸形人（比如妓女）的心理痛苦，更何况这两种人的心理痛苦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作为一个具有现实担当情怀的作家，乔叶并不满足于对外在现实生活的浅层描绘，她感兴趣的是对女性人物心理现实的复杂描摹。选择当代城市妓女作为书写对象，这种题材显然带有一定风险，容易被误解为欲望化写作的标本之类，不仅如此，选择这种题材也面临着突破既有的叙事模式的难题。乔叶当然无意于写那种有关妓女的宏大民族国家叙事，她甚至也不满足于仅仅是借书写妓女的悲苦命运而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她的艺术贡献在于，客观地、集中地揭示当今中国妓女群体复杂的精神心理状态，尤其是揭示她们沦落为妓的心理轨迹，包括沦落为妓之前和之后的精神变异和心理变迁，其中有她们麻木后的欢乐和清醒时的痛苦，有她们反抗的绝望和惯性的滑行，甚至还有她们偷偷从良后的隐忧和隐痛。虽然乔叶对杜十娘表达了自己的尊敬，但她并不想塑造杜十娘的翻版形象。与杜十娘拒绝苟且的刚烈形象不同，乔叶笔下的妓女形象大致有两种类型比较吸引人们的注意：一种是安于苟且、惯于苟且的妓女形象；另一种是想拒绝苟且而不得的妓女形象。前一种形象以《我是真的热爱你》中的姐姐冷红为代表，作者不仅真实地揭示了冷红沦落为妓的各种现实社会原因，写出了一个清纯的农村姑娘在城市中被迫走上卖淫道路的社会心理逻辑，更重要的是还着力写出了冷红在沦落为妓之后苟且偷生或者谋生的妓女心理，即“小姐意识”。这种惯性心理已经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即使是外在客观条件完全允许她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时候，她也不想改变或者脱离既定的生活陷阱。总之，乔叶写出了冷红步步陷落的轨迹，深刻地揭示了冷红们由被动到主动，由无奈到迎合，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自我心理平衡系统的内在心理机制。与冷红惯于苟且不同，冷紫想拒绝苟且而不可得，她只能清醒地堕落，她想反抗但个人力量太微薄，所以等待她的只有死亡的结局。但冷紫的死不同于杜十娘的死，杜十娘的死是刚烈的拒绝苟且的死，而冷紫的死却笼罩着一层荒谬的色彩。她是遭到一个越狱的抢劫犯的报复而死的，而当初她冒着生命危险举报这个抢劫犯却并没有被社会所肯定和接纳，这不能不说是一出荒诞的悲剧。但毕竟冷紫又是为了救自己的姐姐冷红而被抢劫犯枪杀的，透过冷紫心底浓浓的亲情和她对于爱情的无限希冀，乔叶写出了妓女形象的另一面。正如乔叶所说：“我相信的是：所有人的阳光笑脸下，都有难以触及和丈量的黑暗。当然，我也相信：所有黑暗的角落里，也都有不能泯灭的阳光。”⑧印象中，只有苏童《红粉》中的两个妓女形象——小萼和秋仪在心理类型上与乔叶笔下的冷红与冷紫异曲同工。但与苏童刻画女性时擅于写意的飘逸风格相比，乔叶在摹写妓女心理现实的过程中更为精细入微，也更为沉痛！

长篇小说《底片》中的女主人公刘小丫是一个介于冷红与冷紫之间的妓女形象。这部长篇其实是根据作者的中篇小说《紫蔷薇影楼》改写或扩写而成。这种改写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对这种题材的迷恋。乔叶感兴趣的是女主人公的心理底片或者精神潜影，她把这种“底片”情结推而广之，以此窥视所谓正常人暗中的心理真相。对于小丫而言，一方面，她在南方城市当妓女的几年里由被动到迎合，逐渐安于苟且和惯于苟且；另一方面，她回到家乡从良嫁人后，想拒绝苟且而不可得。这不光是因为她在故乡重新遭逢了早年的嫖客窦新成，且窦又对她百般勾引；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她的心魔，因为她内心深处的“底片”时刻都有曝光的可能性，它就像一个病毒，只是暂时地被抑制和隔离，一旦出现了外在诱因，便迅即被激活，甚至是复制性的传播。不幸小丫就遭遇到了这种心理困境。尽管她理性上拒绝苟且，但她还是身不由己地做了前嫖客的情人。虽然她对丈夫也心存愧疚，但她无法拒绝内心潜匿的“小姐意识”，她欲罢不能，重新走了回头路，由明妓变成了暗娼。她本想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回到光明的世界，但事实证明，一个曾经堕落的人要想获得真正的精神拯救并不容易，黑暗中的阳光原本微弱，而阳光中的黑暗却更加刺目！乔叶的不同凡响在于，她不仅在《我是真的热爱你》中写出了黑暗中的一缕微光，而且在《底片》中又写出了光明背后无边的黑暗。乔叶对当今中国社会中妓女复杂心理现实精细深微的摹写，令人惊叹！

三

早在“美文”写作时期，乔叶就对当今中国城市女性的婚恋情感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转行写小说之后，关注城市女性的婚恋心理困境自然也就成了乔叶小说创作的一大母题。身为女性，乔叶习惯于从女性视角透视当今中国社会日益凸出的婚恋病象，她的很多小说都涉及婚外恋题材，婚外恋已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文明病。乔叶对婚男和婚女婚外出轨的理由有着独到的认识，她说：“婚姻渐渐疲惫，疲惫点却不同。婚男们不满足于熟悉的身体，婚女们不满足于稀释的爱情，因此出轨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婚男们最重要的是体验不同于妻子的那个身体，而婚女们则多是为了爱情，最重要的就是爱情，为了重新听到爱情的声音。”⑨显然，乔叶是一个女性主义的爱情理想主义者，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批判性地审视男性的身体欲望诉求。她申明自己特别喜欢杜拉斯的名言“女人就是殉道者”，因为爱情就是女人的灵魂，就是女人的道，婚女的出轨大多属于置世俗道德规范于不顾，像飞蛾扑火般为爱情而殉道。但乔叶并没有因此而把自己装扮成为那种自恋型的女性写作者，因为在她的那些婚外恋故事中，乔叶的女性爱情理想只是作为内心深处的终极目标而存在，可望而不可即；相反，她把更多的笔墨用于揭示或者暗示围城中的女性们的深度心理困境。

其实，乔叶关于婚女出轨的小说并不回避女性自身的身体欲望诉求，只不过她不像那些流行小说那样把女性身体书写当作招徕读者的诱饵罢了。与身体出轨相比，乔叶更多关注的是精神出轨，关注的是女性隐秘的心理突围欲望。换句话说，乔叶关注的是隐性出轨而不是显性出轨。这不仅把她的小说与那种专门兜售女性身体隐私的流行小说区别开来，而且把她的小说与那种抗拒男性的自恋型女权主义小说区别开来。就爱情理想主义而言，乔叶也许是传统的，但就女性心理困境而言，乔叶又是绝望的，她的婚女出轨小说在骨子里散发出现代主义气息。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挖掘和描述婚女（亦包括婚男）的深度心理状态，许多微妙而复杂的变态心理和无意识心理状态是乔叶小说中反复表现的话题。作者热衷于对人物进行繁密深刻的心理细节描写，⑩这种心理细节不同于外在的日常生活细节，后者是具象的，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而前者是抽象的，如果没有十分锐敏的心理感受力和洞察力，乃至惊人的语言表现力，一个作者是无法把人物的内在心理细节完整而深入地呈现出来的。而乔叶却具备了这种突出的艺术才华，把女性人物的内在心理状态用精彩的心理细节表现出来是她的强项，她笔下的女性心理细节如同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流甚至语言瀑布，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渗透的通感或博喻等修辞手段，把乔叶的心理细节描写能力展露无遗。正是通过卓越的心理细节描写，乔叶把当今城市女性出轨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且围绕婚女的出轨心理或非常态心理的书写，乔叶实现了更高层面上的对当代城市文明病的批判性审视。乔叶对婚女的深度心理分析是与她在小说创作中追求人性深度的精神旨趣分不开的。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身体与灵魂的分裂，作为精神底色埋伏在乔叶的女性心理现实主义书写之中，隐含着强烈的女性自审色彩。

中篇小说《打火机》是乔叶写婚女出轨的一篇代表作。作者没有把这篇小说讲述成一个俗套的婚外恋故事，而是把笔墨集中在对女主人公余真的深度心理开掘上。在余真的内心深处，青春期的一次强暴事件酿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使她从一个喜欢玩闹的街头坏女孩陡然间变成了一个沉静斯文的好学生。这种由“坏”到“好”的裂变不过是生活的表象而已，骨子里的余真依然渴望做一个无拘束的“坏孩子”。但她被压抑的“坏毒”只有在脱离正常的生活秩序的时候才能偶露峥嵘，比如在北戴河休闲胜地，她举手投足间的“坏习气”猛然暴露在胡厅长的眼前，难怪胡要说她是一个童年还没有过完的孩子了。于是她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胡的暧昧调情，因为这个坏男人身上的坏习气与余真身上长期被压抑的破坏冲动有着潜在的默契，余真渴望摆脱日常婚姻平庸状态的内心隐秘在胡的引诱下蓬勃兴起，就像夜晚打火机的微光熠熠生辉。虽然作者说，他们达成的只是“坏与坏的默契情谊”，这种情谊“与爱无关”，⑪但是谁又能否认，女主人公的内心深处的确是残留着对真正的爱情的渴望呢？像余真身上这样被压抑的爱情婚姻心理状态在乔叶的小说中还有过不同的书写，但乔叶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自己，而是写出了新的特色。比如中篇小说《他一定很爱你》，讲述了婚女小雅与骗子陈歌之间的一场奇异的婚外爱情故事。小雅并非不爱自己的丈夫，但她只是把丈夫当作父亲或者兄长的替代角色看待，他们之间亲情大于爱情，她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缺了一堂课，即爱情课，因为她与陈歌之间的爱情刚开始就煞了尾。陈歌八年后再度出现，这时的他其实是一个骗子，他也曾尝试着骗过小雅，小雅也警觉地与他保持一种暧昧的距离。事实证明，这个骗子男人欺骗了其他所有与他结识的女人，唯独没有欺骗小雅，这主要不是因为小雅的精明和警惕，而是因为陈歌内心深处对小雅充满了爱。作者以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从女性的角度来审视男性，把小雅与陈歌之间博弈和较量的心理现实写得微妙而深透。小说的结局，读者看到的是小雅的自省与领悟，在骗子陈歌的身上，小雅看见了自己世俗心灵中的斑点。就这样，乔叶把世俗的婚外恋故事提升到了女性自审和人性反思的境界。

长篇小说《爱情互助组》敏锐地介入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婚姻家庭形态。所谓“爱情互助组”，其实是城市青年男女私下选择的一种过渡性的婚姻方案，按照私密契约，男女双方在婚后继续保持各自寻找爱情的自由，一旦双方都寻找到了理想的爱情伴侣，婚姻即自动解除。这种婚姻往往是隐婚，它的出现，折射了当下中国城市青年男女的精神心理困境。小说中“熟女”宁子冬迫于父母逼婚的压力，与“剩男”耿建组成了家庭，双方亲友都以为他们是因爱情而缔结的婚姻，而实际上两人只是临时组建了一个“爱情互助组”。他们在既定的婚姻家庭内部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子冬与老成重逢，但旧情复燃后带给她的是更大的痛苦和欺骗；耿建也与初恋情人安纺邂逅，但他发现两个人之间已失去了真正的信任。他们以友谊的方式构建婚姻，以婚姻的方式寻找爱情，到头来发现所谓的爱情在友谊面前不堪一击，由此他们体会到了人生的虚无与荒谬。与《爱情互助组》表现非常态的婚姻不同，中篇小说《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又名《从窗而降》）反映的是离婚女子刘帕的非常态爱情。刘帕不仅拒绝了前夫小罗的多次复婚请求，她还多次拒绝了上司张建宏的暧昧行动，但她却接受了一个民工的性爱，这个破窗而入的民工身上有着张处长所缺乏的野性的激情，他那不计后果的激情与张建宏“浑浊的苛刻与恶劣的投机”形成了截然对比。刘帕在民工的身上奇异地体验到了纯粹的爱情感觉，所以她在民工被现场抓获后敢于为他辩护，这让所有正常的人都表示不解，然而，就在这种不解或者误解中，作品的荒诞意识油然而生。乔叶的城市女性婚恋小说的现代派意味由此可见一斑。

在乔叶的城市婚恋题材小说中，除了以写实为主的作品之外，还有一类偏重写意的作品，这类小说带有明显的浪漫情绪，或者笼罩着浓郁的诗意氛围。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乔叶写实性的前一类小说中没有浪漫情绪，事实上，在《打火机》等小说里暗中涌动着强烈的爱情理想主义潜流，只不过与后一类写意性的小说相比，前者的浪漫情绪更加内敛和克制，后者则颇有几分散文化或者诗化小说的神韵了。乔叶本是写散文写美文的出身，写这类散文化或者诗化的小说其实是发挥了她的写作特长，同时也增添了她小说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中篇小说《山楂树》。少妇爱如在火车上与男画家邂逅，一个返回山乡的婆家探亲，一个是逃回故乡的杀人犯，但直至小说结束，爱如才知晓画家是逃犯，而此前的他们则度过了短暂、温馨而暧昧的一段时光。他们悉数诉说着各自的情感遭遇，这里面有婆媳之间的纷争，也有夫妻之间的裂痕，但一切都在红山楂的诗意语境中被化解了，如同入口的红山楂酸酸甜甜，回味无穷。乔叶说过写这篇小说的初衷，就是她特喜欢前苏联的老歌《山楂树》，但那首老歌抒写的是一个少女在两个男人的爱慕之间犹豫不决的心情，而她的这篇同名小说则写的是一对陌生男女的短暂婚外情谊，虽不免有几分暧昧，但骨子里却渗透出纯美的诗意。用作者的话来说，“其间有理解，理解得有限，也理解得温暖。其间也有意会，意会得隐约，也意会得契合。”⑫正是这种无法定位的模糊而暧昧的男女情谊，成为了涌动于小说文本字里行间的情感溪流，让读者唏嘘不已。然而，乔叶毕竟是冷峻的，即使是在写意性的诗化小说中，她也没忘记在最后关头予以致命一击，当得知画家是一名杀死妻子及其情人的逃犯时，爱如在丈夫面前已经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恍惚，这当然可以理解为诗意的消解，也就是浪漫的破碎。

乔叶写意性的诗化或散文化小说往往都会设置一个中心意象，如同《山楂树》中的红山楂一样，《那是我写的情书》中出现的是芹菜雨的意象。其实，这部中篇又名《芹菜雨》，小说中女主人公麦子站在地上，迎接房顶上的男子韦抛下来的雨一般的芹菜，那个场景的描绘委实诗意盎然，让人心碎。已婚的麦子因为暗恋韦而给他写了一封匿名的情书，由此加剧了韦的婚姻危机，而韦明知是麦子所为，暗中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两个婚内男女之间的婚外恋情被乔叶写得隐忍而缠绵，引而不发，具有强大的心理张力。不过，乔叶并没有轻易赦免笔下的女主人公，作者写到麦子在韦妻被人劫杀的那一晚没有及时报警的细节，虽是一笔带过，却有随时消解小说诗意的力量。尽管短篇小说《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如同标题一样充满了诗意，但天宇中美丽的流星雨暗喻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超性别的友谊神话或者爱情神话必将走向破灭的结局。而短篇《月牙泉》也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但在诗意的外衣下却包裹着一对姐妹的婚外私情。作者无意于对婚外情作简单的道德评价，她关心的是女主人公精神生活中的隐秘渴望。诚如作者在散文《月牙泉外》里所言：“它（婚外恋）在婚外，婚姻所有的功能和用处，它都不必考虑。它是最纯粹的那点儿爱，它是最朴素的那点儿爱，它是最简单的那点儿爱，它也是最可怜的那点儿爱。它的存在，除了爱本身以外，不再有任何意味。忽然想起那年我去敦煌看到的月牙泉。月牙泉，它孤零零地汪在那里，如一只无辜的眼睛，让人心疼，仿佛一汪稍纵即逝的奇迹。在我的想象中，真正优质的婚外恋就是这样的奇迹。”⑬有意思的是，作者把这段文字巧妙地镶嵌进了这篇小说中，可惜小说中姐妹们的婚外恋暧昧掩盖了纯真，这就不是奇迹而是尴尬了。

四

除了另类的妓女题材和常见的婚恋题材之外，乔叶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历史”题材，这种题材是相对于前两种题材往往只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现实而言的，它把笔触深入到现实的背后，延伸到民国时期或者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间，由此获得了叙述上纵深的历史感。应该说，这类“历史”题材小说的集中出现，预示着乔叶小说创作思想上的深化与日益成熟。尽管在这类小说中她仍然不免要触及到自己喜爱的婚恋情感困境问题，但显然，她的视野更开阔了，不仅历史感在增强，而且生命意识更浓烈了。值得注意的是，除却写知青的《锈锄头》和写抗战的《深呼吸》之外，乔叶的这类“历史”小说主要与她的家族历史相关，所以在广义上又可称之为“家族历史小说”。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乔叶的这类小说是她的家族历史的真实再现，这就如同说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并不意味着是作者的生活实录一样。我们只能说，这类“家族历史小说”是乔叶对于自己或者他人的家族历史的一种回忆、连接和想象的聚合体。

乔叶的“家族历史小说”都是从女性视角切入的，她关注的是家族历史中不同代际的女性人物的历史命运，以及她们命运之间的历史关联性，由此书写她们的抑或作者自己的深层生命历史体验。自然，这些小说中也少不了男性人物，有时候这些男性人物在小说中也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毋庸讳言，他们更多地是作为弱者的形象，甚至是孱弱者形象而出现的，由此也显示出乔叶的家族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然而在笔者看来，乔叶的家族历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小说中的时间意识上。乔叶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精神生活，真的就是慢的，低的，软的。慢得像银杏的生长。因这慢，我们得以饱满和从容。低得像广袤的大地。因这低，我们得以丰饶和深沉。软得像清水和阳光。因这软，我们得以柔韧和慈悲。而对于我，一个写作者来说，慢的、低的和软的还可以另有意味和解释：慢是人性的本质，低是心灵的根系，软是情感的样态。”⑭从这些阴性的词语群落中不难发现，乔叶坚守着并不同于主流男性写作话语规范的另一种女性文学观，她不屑于接受所谓“更快，更高，更强”的阳性或男性观念，她所理解的精神生活是与现时代快节奏的物化生活样态格格不入的，这种精神生活中隐含着一种女性的时间观。按照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多娃的说法，男性时间是线性的时间、历史的时间，有计划有目的的理性时间，它内在于任何给定的文明逻辑或者本体价值之中，因此是一种“强迫性时间”；而女性时间与自然节律和生物节律保持一致，是一种非线性、非历史的时间，主观的或心理的非理性时间，这种时间像想象空间一样广阔无边，不可置限，主要表现为循环时间和永恒时间，它们植根于某种神秘的经验。⑮事实上，在乔叶的家族历史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慢节奏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自然循环时间观念。这类小说所折射的精神生活以“慢、低、软”为质地，既是对女性生活或生命史的艺术观照，也是对人类现有物化生活的一种反讽。

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曾获鲁迅文学奖，这是乔叶的家族历史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部中篇的叙述节奏完全符合乔叶“慢、低、软”的文学观和女性时间观，小说中对祖母和“我”的心理细节的内在和外在的刻画都是细腻深入且繁密多姿的，直抵人性最柔软、最饱满、最深沉的地带。这也是乔叶的家族历史小说中最具有自叙传色彩的一部作品，小说中的祖母形象几乎可以看成是作者老祖母的艺术翻版，这在乔叶的散文《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中交代得很分明，读者可以把散文中对祖母的人生简述与小说中的祖母形象相比照进行考察，甚至还可以发现散文中阐发哲理和人生感慨的句子与小说中如出一辙。⑯这部作品中塑造的老祖母王兰香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在她80多年的生命里程中经历了太多的历史沧桑，更经受了太多的生命困境，中年亡夫，晚年丧子，在“我”的眼中，她就是整个家族的母亲形象，她早逝的丈夫像她的孩子，她那盛年早亡的儿子在她面前一直就像长不大的孩子，连她的儿媳活到晚年也像一个长不大的女儿，她就是所有人的母亲！她活得“坚韧”，也活得“无耻”，她与住队干部有过私情，她还愚昧、自私和封建，但她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最终也赢得了长大后的“我”的尊敬。她是“我”童年的仇敌，却也是“我”成年后唯一依靠的亲人。“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尽管“我”和她在外在方面一直在做离心运动，但在内在方面却一直在做向心运动。两个人表面上很远，骨子里却很近。祖母的一切生命细节都“反刍”在“我”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她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复现。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成了精神密码的复制和绵延。小说所内含的时间观是带有循环色彩和永恒底色的女性时间观，线性的生活叙述掩盖不住神秘的生命叙述。不同代际的两位家族女性的生命史由此实现了内在沟通。

无独有偶，这种用“我”的女性视角来审视上一代人生命史的叙事模式在《解决》《龙袍》和《轮椅》等小说中也得到了体现。在《解决》中，作者通过“我”的视角审视了祖母与六爷之间的旷古私情，祖父早逝后，祖母把小叔子六爷抚养成人并帮他结婚成家，她和六爷的私生女月姑被独居的三爷收养，直到两位当事人死去，弥留之际的三爷才最终吐露心声，时间成了生命困境最好的“解决”方式。与此同时，在六爷的葬礼上，大哥因嫖妓而导致的麻烦却也获得了一种戏剧化的“解决”，两相对照，构成了有力的反讽。在《龙袍》中，“我”不再是单纯的叙述者，而是变成了主角之一。小说除了写到父母兄嫂的家事之外，还通过“我”的视角重点写到了老支书老忠，“我”童年时被老忠从啤酒池中救起后，赤身裸体躺在他怀抱中的身体记忆，居然在多年后“我”与老女婿老李同床共枕时神秘地重现了。无论是《解决》还是《龙袍》，作者所要传递的生命历史体验都是神秘的时间力量使然，尽管一个是反讽的，一个是温情的，但生命历史中的精神密码却是相通的，或者人生中并不存在简单的断裂，而是时刻埋伏着生命的玄机。还有《轮椅》，晏琪假装残疾人去体验生活，她所经受的尴尬遭际让她想起了少年时的记忆，那时身患残疾的姑父躺在轮椅里寄居在她家里治病深受厌弃。晏琪终于明白自从少年时看到姑父的残疾身体开始，她就开始厌弃起自己的身体，她成年后四处俘获男人对她的爱情，不过是为了反向补偿她厌弃身体的隐秘心理罢了。显然，《轮椅》中的时间观属于典型的女性时间观，女主人公的生命史拥有非理性的时间体验。

与以上作品偏重写实性不同，《指甲花开》和《旦角》属于乔叶“家族历史小说”中偏重写意性的两部中篇。相对而言，《指甲花开》类似于诗化小说，《旦角》接近散文化小说，前者写得清新灵动，诗境辽远，后者写得华丽丰盈，移步换景，古风弥漫。尽管风格不同，但两部作品的写意性或者寓言性都相当明显，究其实则还是为了反映不同家族历史中不同代际的女性命运，凸显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现实或者潜意识场景，揭示她们在历史命运中的精神关联性。《指甲花开》从女孩小春的儿童视角透视了她的母亲柴枝和姨妈柴禾与姥姥柳月香之间两代女性的畸形命运。红红的指甲花美丽动人，但它也是柴枝和柴禾姊妹俩共同的心结和梦魇，更隐含了她们的养母柳月香早年不堪回首的妓女生涯。因染指甲花，柴禾被柴枝绑缚双手，以致被老蔡强暴，由此带来了她日后巨大的心理创伤和不幸的婚姻。老蔡从房顶坠亡后，寡妇柴禾回到娘家居住，而柴枝的丈夫正是当年柴禾的恋人，由此悄然上演了一出畸情剧。她们的隐秘被老母亲所掌握，也被小春所知晓，最后老母亲的人生隐秘也在卒后浮出历史地表。她们的痛苦、耻辱、善良、隐忍和坚韧，如同精神密码或者命运符咒，隐藏在两代并没有血缘的女性的人生历程中。这在第三代女性小春和小青的眼中，仿佛时空倒错，幻化成了不可思议的女性人生之谜。而在《旦角》中，伴随着各种流光溢彩的豫剧旦角粉墨登场，作者穿插叙述了陈双和母亲两代女性之间神秘的命运之缘。母女两代人颇为暗合的不幸爱情婚姻故事，就如同简陋的舞台上走马灯似的旦角变换，在繁华的舞台装里掩饰不住命运的补丁。

在女性视角的家族历史小说之外，乔叶近年来还创作了一些历史感和社会性比较强的小说，如“后知青小说”《锈锄头》，“抗战小说”《深呼吸》，“犯罪小说”《取暖》，“底层小说”《良宵》，“非虚构小说”《盖楼记》等。这些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总体上看，与前面重点论及的三类小说相比较而言，乔叶还处在进一步的艺术拓展中，还正处在形成新的艺术空间和艺术生长点的过程之中。这对一个目前正值小说创作黄金时段的作家来说，既是挑战，更是希望之所在！

注释

①米歇丽·蒙特雷：《女性本质研究》，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2页。

②③乔叶：《我和小说》，《我承认我最怕天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页，第4页。

④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2页。

⑤乔叶：《一个女人的自杀史》，《薄荷一样美好的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3－74页。

⑥乔叶：《后记》，《我是真的热爱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⑦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的方向》，《胡风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8－180页。

⑧乔叶：《写作的第一道德》，《薄荷一样美好的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⑨乔叶：《婚女出轨的理由》，《薄荷一样美好的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

⑩郜元宝：《从“寓言”到“传奇”——致乔叶》，上海市作家协会编：《姹紫嫣红开遍——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作品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⑪⑫乔叶：《创作之外，小说之内》，《薄荷一样美好的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第159页。

⑬乔叶：《月牙泉外》，《薄荷一样美好的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