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君 沈颂东

（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的比较及其启示

王福君 沈颂东

（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在高端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上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在世界装备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美国、日本和韩国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升级演化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比较优势。美国采取“研发与生产→出口→进口”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模式演进，日本通过“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燕行形态理论模式演进，而韩国则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模式来发展装备制造业。美国在装备制造业重振过程中新兴装备制造业成为推动演化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是装备制造业升级的主体。日本在装备制造中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强化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韩国在装备制造业现代化过程中强化政府的干预程度；以财阀大集团为主体牵动装备制造业升级；技术进步是推进装备制造业升级的主导力量。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共同经验是根据本国国情，通过政策引导，确定合理、适时的主导产业；努力提升产业科技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希望这些经验启示能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升级起到促进作用。

装备制造业；跨国公司；技术创新；政府干预；产业政策

装备制造业是指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也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生产工具的制造部门的总称。我国产业分类标准中的装备制造业相当于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中的“工业机械及设备制造业（35）、电子及其他电气设备制造业（36）、运输设备制造业（37）、仪器及相关设备制造业（38）”，相当于欧洲国家的“资本货物制造业”和日本的“生产现场机械的产业”。①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美、日等国家都是依靠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而发展成为工业强国，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关键因素。200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只有28%，与美国的41.9%、日本的43.6%和德国的46.4%相比差距较大，而且在高端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上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因此，研究美国、日本以及韩国装备制造业升级模式演化过程和特点，总结出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启示，对中国未来如何进一步实现装备制造业强国策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能力，实现产业整体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演化

由于美、日、韩三国比较优势不同，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模式也存在着差异性。美国具有基础科学研究、世界一流技术等比较优势，使装备制造业采取“研发与生产→出口→进口”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模式演进；而日本为了实现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演化具有明显的突变和外部嵌入的特点，通过“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燕行形态理论模式演进；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扶持大集团，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模式来发展装备制造业，实现装备制造业现代化。

（一）美国装备制造业重振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演化

1.美国装备制造业演化发展的要素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冷战结束和日本、欧洲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的经济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把重心转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政策鼓励等措施来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美国不断改进农业生产设备和农业技术，在农业劳动力绝对人数大量转移的同时，农业的产值却大大增加，由二战后的2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000多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从8%递减到1%以下。第二产业由二战后的800多亿美元增加到近30000亿美元，增长了30多倍，但占GDP的比重却由30%以上下降到20%左右。第二产业内部的建筑业产值有所下降，但就业人数从1990年以来逐年增加。从制造业内部构成来看，包括通讯设备、计算机及电子制造业、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行业产值占比呈持续上升趋势，化工制造业占比相对平稳，金属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呈显著上升的趋势，目前已经上升到80%左右。其中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即批发贸易业、零售贸易业和运输仓储业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下降趋势，娱乐住宿餐饮业占比呈现出短期下降后的持续上升趋势。金融租赁业、专业与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及社会救助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呈周期性上升趋势。美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对其装备制造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美国政府强调发展制造技术，将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关键技术创新的六大领域之一，并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支持技术创新。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颁布的关于鼓励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法规达20余部。同时，美国政府改变了技术政策，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和支持产业技术的发展，成立了国家制造业科学中心和制造信息资源中心，促进技术开发的投资和共享。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把确保美国在高技术领域中的实际领先地位作为政策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的措施，例如加强科技教育、增加研发投入、保护知识产权、引进人才战略等。进入21世纪，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提出了以高技术研发和电子基础设施支持美国工业的经济政策，强调了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改造和对新兴产业的刺激与促进作用。

在政策鼓励方面，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一直鼓励研发的投入，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规定企业每年的研发费用都稳定在GDP的2.5%以上，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投入占总数的1/3以上。在基础研究领域，联邦政府的经费投入更是高达50%以上。同时美国政府还尽可能降低科研机构的研发负担，美国税法规定，科研机构作为非盈利机构免征各项税收，企业研发费用也实行税收优惠。美国政府还制定了《购买美国产品法》，加大对高科技产品的采购支持，采取提供补贴和免税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购买和使用本国的高科技产品。

2.美国装备制造业内部构成行业的演化与发展

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以轿车工业和军事工业上的绝对优势成为了装备制造业大国。在20世纪5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美国以电视机为代表的电子制造业逐渐向日本等国家转移。1983年美国的轿车产量首次被日本超过，机床的竞争力也下滑到了日本、德国、韩国之后，美国在世界的装备制造业霸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了重振装备制造业雄风，美国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大力发展通讯设备、计算机、航天航空等新兴装备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再次抓住高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与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个人电脑、光缆等信息产业相关的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并对传统设备、生产线和传统产品进行技术和信息化改造，使许多传统的装备制造业重新提高了生产率和竞争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军备开支逐年下降，资金投向主要转向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上。同时一些国防高技术工业也转向民用，使得国防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产值大幅度下降②。最近几年，美国的新兴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气机械、通讯机械制造业的就业都有所增加。

（二）日本装备制造业赶超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演化

1.日本装备制造业赶超过程中的要素变化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装备制造业强国，也是成功地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实现装备制造业赶超的典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制造业面临着装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为了实现赶超欧美等强国的夙愿，日本产业结构经过三次重大调整，主导产业经历了基础材料型重工业——加工组装型重工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7%下降到2005年的1.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45.3%下降到2005年的28.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2%进一步上升到69.7%。日本近年来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二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意味着日本各产业的服务化程度日趋加深，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发达，这为日本实现装备制造业发展“两头在外”创造了条件。

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既非走美国全靠自主力量进行技术创新的原始创新，也非走依靠全盘引进成套设备的西班牙汽车发展模式，而是采用了在已有技术基础上引进必要技术和关键设备的集成创新方式，形成了从消化吸收到模仿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赶超路径。在技术引进方面，日本始终坚持向重化工业部门重点发展领域倾斜，坚持高标准的技术引进，杜绝重复引进，并且注意博采众长。相比设备和工具等硬件的进口，日本更重视技术的引进，包括使用权、图纸设计、技术诀窍等。

在引进技术后进行消化吸收方面，日本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日本擅长把来自各国不同的先进技术加以集成创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钢铁技术、热轧技术、冷轧技术，这些技术分别来自奥地利、美国、德国、瑞士和前苏联等，然后加以融合，形成日本式最先进的整套钢铁技术③。

在政策鼓励方面，为了赶超欧美强国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日本强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963年日本通产省产业结构调查会提出了产业大型化理论，重点推进钢铁、石化行业设备的大型化，促进汽车、纸浆行业企业的规模化，通过扩大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组建企业集团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了扶持基础材料型重工业，日本政府在1955年出台了《石油化学工业扶持政策》，1956年出台了《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1957年出台了《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等。后两个法规以基础机械、通用零部件和出口机械等三十多种机械产品为振兴对象，由日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根据合理化计划进行特别贷款。随着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兴起，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关于信息处理振兴事业协会的法律》，重点扶持发展计算机硬件产业。1971年制定了《振兴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重点扶持计算机产业和汽车电子等模块性产业。1978年为了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制定了《振兴特定信息产业临时措施法》，使日本社会较早地进入了信息社会。1993年，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开发能力，巩固制造业的基础战略地位，日本政府颁布了《制造基础技术振兴基本法》，从税收、人才待遇等方面持续加强和促进制造业基础技术的发展。战后的日本建立了针对不同产业的税收减免、政策性贷款、政府补贴等财税政策，据统计，日本每年为高技术产品研制提供的政府拨款占日本全年研发费用的比例高达40%左右。

2.日本装备制造业内部构成行业的演化与发展

二战后，在美国的援助下，日本的造船、重型电机等传统装备制造业得到改造，电子等新兴装备制造业得以建立，装备制造业开始走向全面复兴。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日本政府重点发展汽车、半导体等带动性强的装备制造业。1955—1970年是日本装备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时期，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等发展更为突出，汽车、半导体、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电子信息产品、电机、机器人等行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上工业机器人的主要供应商，而且在半导体工业、集成电路领域具有绝对优势，超过美国一路领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生产国。在1983年日本《通商白皮书》统计的159项关键技术中，日本同时领先于美国、西欧的有39项，落后的为16项，并且在汽车等许多装备制造业上形成了远高于美国的比较优势。

但是，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使日本装备制造业在劳动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迅速丧失。目前，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日本汽车制造业仍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出口比率。日本对美国和东亚的汽车贸易特化系数一直在0.9以上，1998年对美国和东亚的汽车贸易特化系数分别为0.91和0.98，表明了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优势依然保持④。在日本电器设备和汽车制造业等传统装备制造业大规模海外转移的同时，日本装备制造业中的主导产业尚未形成，造成了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断档”，使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在新兴装备制造业领域赶超美国，日本加大对电子计算机、通讯器材、电子零部件等机械器具制造产业，广播、通信等信息传递产业和软件等信息服务产业的扶持力度，并且用高新技术改造电气设备和交通运输等传统装备制造业，使日本的电气机械和交通运输等装备制造业具有了较高的知识性和智能性，逐渐呈上升趋势。

（三）韩国装备制造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演化

1.韩国装备制造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要素变化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为了有效地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选择了内向型经济发展路径，大力发展电力、煤炭、水泥、运输、通讯等骨干产业部门，使国内经济迅速复兴，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从1962年开始，韩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其中1962年至1966年是轻工业阶段，韩国实现了以农业为主导向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后期，韩国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汽车、造船、石化、钢铁和机械制造等成为国际上的骨干出口行业，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源、资金密集型转变。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提出“科技立国”，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汽车、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韩国的主要工业，韩国由重化工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信息产业转变，开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韩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韩国对技术引进实施了严格的审查标准，规定引进技术仅仅是为了使用外国商标，或取得独家经销地位的；技术转让合同中有明显不利条件的；技术低于一般标准的；与韩国科技部推荐、登记并保护的国内技术产生直接竞争的，都不得引进。20世纪70年代，韩国引进的重点是化学纤维、钢铁、机械为主的技术。1978年韩国逐步放宽对引进技术的限制，但有效期10年左右的技术转让合同，以及专利权使用费占销售额10%以上者，仍然需要当局批准。20世纪80年代，韩国主要引进机械电子、电器、半导体、计算机、通讯、化工、精密机械、能源等高新技术，并确立了由企业牵头从实际出发负责引进和消化吸收。为了促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工作，韩国政府一方面成立由相关产业部门、科技部、贸易部、人力资源部、企业代表和科技专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负责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融合创新直至产业化等工作；另一方面，韩国政府规定转让或租赁专利、技术秘诀或新工艺所得到的收入，可减免税收。

韩国政府扶植产业发展的政策最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上。从1962年起，韩国政府连续制定了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每个计划的内容都与当时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指导原则相一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产业重点，且保持相互之间的连续性。明显地提高了影响制造业竞争力能力的机械零部件及材料的国产化程度，大大降低了机械产品的贸易逆差和对进口的依赖，并制定了相应的金融、税收扶持政策。此外，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鼓励还主要表现在政府为企业出面担保、发放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方面，韩国政府通过倾斜政策扶持韩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现代”、“三星”等都是政府扶持起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韩国政府还采用集中投资的方式，通过向大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促进企业规模化经营。1967年韩国制定的《科学技术振兴法》，1972年出台的《技术开发促进法》，1974年颁布的《新技术产业化投资税金扣除制度》等都是政府扶持机械、钢铁、电子、石化、造船、供水、供气等行业制定的直接税收鼓励法。

2.韩国装备制造业内部构成行业的演化与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起韩国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此时的装备制造业主要以通用类装备（即一般的机械制造）为主导产业，造船、汽车等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20世纪80年代韩国进入了组装加工产业阶段，以家电和造船、汽车为主导产业，机械等也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韩国进入了IT产业时代，主要以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通讯器材等为主导产业。韩国装备制造业中的主导产业也不断地变换，推动着韩国装备制造业以及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韩国装备制造业中的主导产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在变换，出现了起伏不定的特殊现象，有人认为这是提前“老化”现象，实际上韩国装备制造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近几年，韩国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一方面努力构筑高效率的装备制造业技术分工体系，以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积极采取生产当地化策略，把国内处于夕阳阶段的传统装备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内装备制造业升级。

二、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特点

（一）美国装备制造业重振过程中的特点

1.新兴装备制造业成为推动演化的主导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前，传统装备制造业一直是美国的主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后让位于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兴装备制造业，既包括通讯设备业、计算机硬件行业、软件开发行业等新兴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又包括软件服务业、通信服务业、IT咨询业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这些新兴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了3/4以上，同时创造了大量新的需求及就业机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精密仪器仪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网络维护、IT咨询等专业人员的比重不断提高，促使了就业结构的知识化，同时又带动了教育、培训业的繁荣，成为了推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

2.跨国公司是装备制造业升级的主体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控制着50%以上的国际贸易额，90%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80%以上的新技术、新工艺、专利权和70%的国际技术转让⑤。200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有160个，其中39个是装备制造业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作为装备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载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定位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的装备主要是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和通讯、环保等设备，如在信息产业中，美国英特尔的中央处理器和微软的应用软件几乎控制了全球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市场。美国装备制造业中的跨国公司总装成套能力强，活动的频率大，幅度强，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升级。

3.传统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改造是装备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内容

“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技术”，美国利用信息技术高度的创新性、渗透性和带动性积极改造传统装备制造业，使一些传统装备制造业呈现出知识化和高服务化的特征，广泛使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冷战结束后，美国减少与国防有关的如探测以及航海设备、飞机及部件制造业的生产，而保持工业医疗设备、特种工业机械、汽车等行业的发展，加大高新技术对其的渗透，将能耗和物耗高、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微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空间和海洋技术在内的高科技产业⑥。

4.产业政策为装备制造业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美国的经济体制被认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⑦，其产业政策存在着非产业规划的特征，但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如美国政府为了大力扶持当时一度落后的航空制造，1929—1960年通过劳务合同方式向航空公司支付的补助约为72亿美元⑧。美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先后成立了国家制造科学中心和制造信息资源中心，制定了“先进制造技术计划”和“制造技术中心计划”，出台了鼓励R＆D的税收优惠、市场支持和小企业支持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手段主要是以诱导性制度条件为主。产业结构政策的内容是特定的、零散的，而产业组织政策却很完善，主要分为反垄断政策和小企业政策两个方面，旨在维护公平的自由竞争和禁止垄断。

（二）日本装备制造业赶超过程中的特点

1.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面临“断档”风险

由于在赶超时代日本的技术比较优势具有极强的外部嵌入性，使日本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赶超后逐渐失去了往日强劲发展的势头，进入了装备制造业技术模仿的“断档”期，通信设备、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例如，日本在半导体核心技术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让位于具有强大基础研发能力的美国；在造船、电气机械制造业、家用电器、半导体等产业方面，韩国比日本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在技术含量低的通用类零部件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被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取代，现已变成返进口产品国。

2.装备制造业软化滞后于美国

进入21世纪，在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日本的装备制造业逐渐引入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设计、企划等附加值高的独创性工作或要素投入逐年增加，电气机械、运输设备、通信业的信息化速度令人瞩目。如丰田公司闻名世界的“看板生产方式”的电子化改造，三维设计、无纸化生产、虚拟制造等；三洋电器公司的人性化生产等。但横向与美国相比，日本的装备制造业的软化程度不高，致使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兴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

3.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

日本非常重视技术引进，对技术引进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了本国实际需要的引进项目，严格控制技术引进的方式、构成与费用。从1950年到1979年，日本共花费100亿美元，引进技术约3.4万项，其中装备制造业是日本引进技术最多的部门⑨。日本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大力加强自己的研发，鼓励过程创新和企业生产工艺的改进。2001年，日本装备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其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4.16%。为了加快整个国家创新步伐，2002年日本的科研经费总数为136600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6%，高于美国的2.55%，德国的2.25%，法国的2.34%，英国的2.05%⑩。

4.强化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日本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其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目标是不同的，政策的针对性很强。战后经济复兴时期，为了摆脱落后状态，重点发展电力设备、船舶制造、汽车、半导体等能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先后确立了“贸易立国”和“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实现了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夙愿。90年代中后期，日本提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先后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经济结构改革行为计划》，确定了日本将依靠科技创新而发展为“高度信息化大国”。日本主要在产业层面、劳动力层面和教育层面制定基本的产业政策，如1956年《纤维产业设备临时措施法》、1956年《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1957年《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1958年《航空振兴法》、1961年《第二次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1964年《振兴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延长）、1966年《第三次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1971年《待定电子工业和待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等，并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法律条款的具体实施来促进装备制造业升级。日本的产业组织政策比较全面，重点在企业合并、改组政策以及中小企业政策两个方面。

（三）韩国装备制造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特点

1.产业政策中强化政府的干预程度

韩国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市场机制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早期，韩国政府对装备制造业升级有强烈的干预意识，并通过周密的计划使装备制造业升级政策付诸实施，比如韩国政府直接通过政府力量扶植大型企业集团，直接调控技术引进，并专门设立技术传播机构促进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而另一方面，政府又逐步减少对中小企业的微观控制，更多地让市场机制对中小型装备制造业企业发挥微观调节作用，只是通过计划规定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并应用法律、财政、金融等手段保证其实现。

2.以财阀大集团为主体牵动装备制造业升级

韩国政府以大规模直接投资和贷款担保等方式，通过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组建装备制造业大型企业集团，实行规模经营，以便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增强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做法受到了不少经济学者的指责，认为韩国政府将经济资源不均衡地分配给少数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集团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挤压了轻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发展，排斥了中小型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壮大，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阻碍了产品质量和技术进步的提高。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3.技术进步是推进装备制造业升级的主导力量

韩国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技术引进、自主技术开发实现的。在技术引进中，韩国始终把引进技术的着眼点放在装备制造业现代化上，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全面剖析，综合改造，不断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同时，韩国政府也认识到仅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最多只能缩短装备制造业与美、日之间的差距。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重视和加强装备制造业的自主技术开发，逐年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广泛建立科研机构，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鼓励企业进行研究开发活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更加强调科学技术发展对装备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计划到2020年，用于科技事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5%－6%，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美、日、韩三国的经验启示

（一）根据本国国情，确定合理、适时的主导产业

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在于其抓住了信息革命的机遇，把信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但带动了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兴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装备制造业的信息化，而且由于信息技术强大的渗透作用，使传统装备制造业得到了全面改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半导体到电子技术、从光纤通讯到软件、网络技术等行业，美国都占据了产业技术的绝对优势和战略制高点，使新兴装备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传统装备制造业不断得到升级。韩国在不可能全面发展所有装备制造业的情况下，先后选择了一般机械制造，家电、造船和汽车，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新兴装备制造业等对韩国比较可行的主导产业，并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时调整变化，使渐进式的装备制造业升级建立在动态的主导产业基础上。而日本装备制造业在实现赶超以后，却没有抓住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换机遇，使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兴装备制造业却未能接替原先的主导产业，始终没有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装备制造业包含了庞大的产业分支，有些内部产业技术经济特征明显相异，如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相比，前者是模块型产业，后者属于一体化架构产业，两者的发展条件和支持要素不同。一体化架构产业是多种零部件的垂直总装成套，它要求产品的工艺和总装结构应相对稳定；总成产品要有足够大的产量，以保证各个零部件流水线上各工作地的充分负荷；产品加工的各工序能细分和合并，各工序的时间定额应与流水线的节拍相等或成倍数关系，即工序同期化。模块型产业是各个工序或零部件的横向整合，主要是由于各道工序的加工时间不相等或不成倍比关系，有的工序之间存在停放等待时间。

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美国、日本、韩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一些半导体，如电子信息的加工设备、百万吨乙烯装置中大型压缩机等，以及高端自动控制系统，如飞机导航仪器仪表、高速列车的刹车系统等高端模块型产业基本上由国外垄断，就连一体化架构产业中的核心设备，如控制类汽车电子产品等也几乎由外国企业垄断，我国只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一体化组装部分。因此，在“十二五”期间要以控制类汽车电子等模块型产业自主化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及时确定出具有较大带动作用的主导产业，从相关法规、技术标准、采购政策、财税政策、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政府对控制类汽车电子等模块型产业自主发展的支持力度，多种途径提高模块型产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努力提升产业科技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为了防止装备制造业发展陷入产业技术比较优势的断档期，美国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的作用。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此外，还通过制定政策法规，鼓励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高新技术领域。美国企业将R＆D资金的2/3用于提高产品技术即进行产品创新，l/3的R＆D资金用于进行过程创新。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在突发性、激进性的技术创新上更有优势，产生技术突变。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一般在3%左右，但从研发费用的负担构成来看，政府承担20%左右，而企业占75%以上。这种R＆D投入体制偏重于商业化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在研发的方向和内容上更加体现企业的意志，R＆D投入中2/3用于过程创新，而1/3用于产品创新。日本政府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往往缺乏必要的动力，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足，造成日本基础研究十分薄弱，这种重视对技术的改良而忽略技术创新的研发体制导致了日本企业自主开发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给装备制造业升级带来了一定的阻滞。韩国历来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培养，从1951年到1987年，教育投资从政府预算的2.5%提高到22%⑪。韩国一方面通过技术革新，努力提高装备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另一方面通过研发、引进和消化国外尖端技术，为发展新兴装备制造业奠定基础。韩国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组建大型集团，并最终过渡到自身技术创造的模式来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

美国、日本和韩国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发展表明，只有努力提升产业科技水平，才能掌握装备制造业的原创性技术，实现装备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应考虑，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力度，支持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与创新，重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在职人员培训，促进“政产学研”四轮驱动科研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政府、企业、中间机构三个层面建立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扩散体系，促进装备制造业加快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设计加工（ODM）和自主品牌生产（OBM）转变。

（三）政府采用注重营造环境的间接支持模式

美国不主张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主张采取营造环境的间接支持模式，往往对个别产业制定“专项计划”进行直接扶持和管理。一是政府不断设立和有效实施一系列科技计划，推动技术向中小企业的转移，如“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制造技术推广伙伴计划”等。二是营造有利于服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服务，如根据《美国联邦技术创新法》设置的“联邦技术利用中心”、“研究与技术应用办公室”、产业技术中心等给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咨询和帮助。日本的产业政策忽视企业的主体地位，有时直接干预企业行为，包办企业的重组进程，而不是像美国重在创造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和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外部环境。另外，在新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下，日本产业政策手段的选择有时屈于美国的政治压力，作用空间越来越有限。韩国政府只是制定产业政策和计划，并不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和经济手段来间接实施管理。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政府只需为企业竞争提供公平有效的环境和条件，而不应该干涉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也应该通过财政、税收、贸易、金融、技术等政策来优化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大对大企业规模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取消对外企的特殊优惠政策，而且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政府购买国产化产品政策。

（四）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强国的几点对策

结合美国、日本、韩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经验与中国自身发展的特点，我们认为实现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强国战略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当然重点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产业组织及产业政策方面的设计与考虑。

第一，结合制造业当前国际产业分工的现状从战略层面上全面设计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与重点。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强国战略必须从两个方面整体考虑。其一，产业的覆盖面要比较宽，应当包括大部分的制造业领域。但是在具体的区域发展中各个产业区域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自己的产业特色，在全国的范围内形成比较明确的差异化产业分工。其二，在高新技术及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我们要每个时期有所重点，汽车、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大型装备等多个领域都需要大力发展，全面提升。但是从发展战略阶段考虑，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使所有的产业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因此，在战略上要先从关键技术、瓶颈环节入手，从国家层面对重点产业关键环节进行整体研发，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与技术壁垒。如通信产业的3G标准的应用、汽车生产中的品牌设计、电子产业中的重要芯片的知识产权、大型设备中的核心软件设计等环节，我们都还缺少真正的竞争力，在这些关键环节上我们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它们一方面对我国收取高额的专利费用，另一方面又对我国高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封锁。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战略上重视实现这些核心技术及关键环节的产业开发与产业突破。对于一些瓶颈环节可以考虑像组织军工产业及卫星技术那样，由国家进行统一安排，在全国形成合理分工，通过国家的系统组织与管理，在短期内要实现产业发展的瓶颈突破，长期则要实现产业整体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要在整个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优势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需要提升的一个重点环节。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支撑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廉价劳动大军正在消逝。这主要是由于产业发展的后备劳动力正在大量减少及劳动者对提高收入的意愿正在不断加强。劳动力短缺正在成为中国很多城市及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二，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体上除了技术上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距就是生产组织与管理过程的落后。这从我们制造的产品就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比如，我们应用与国外相同的设计、相近的设备生产出来的汽车及各种零部件与国外原装进口产品相比存在明显的质量差异。它反映出了我国在制造环节中普遍地存在着管理与组织落后的现象。就其实质上看，它体现了我国的这种以依靠低成本、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改变制造业生产模式入手全面提升产业生产水平及竞争能力。一方面注重生产过程的管理，增加制造过程中设备及自动化生产的比重，以减少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生产环节的管理，不断提升与改进劳动者的素质。总之要通过加大技术投入、设备投入及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环节的组织管理来改变我国的制造业生产模式，全面提升产业生产水平及竞争能力。

第三，要通过制定合理系统的产业政策，引导制造业健康发展。在这一方面我国应当多向上述发达国家学习，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从整体上设计好国家产业发展的方向，引导好企业的生产模式不断走向先进，产业发展的方向不断适应国家整体战略的要求。在各个产业发展区域，地方政府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及竞争优势，确定好自己区域的产业发展重点，通过精细化与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实现各自的产业优势。从而在整体上达到多种产业的不断提升，形成全国经济及产业的共同发展。

第四，重视大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中国产业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大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与突出。当前，我国已出现了一大批产业规模较高、产业影响较大、产业竞争能力较强的企业，如海尔、联想、一汽、上汽等制造企业在国际上都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及竞争力，有些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但是，他们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知名企业相比，还缺少足够的产业规模、产业竞争能力及产业影响力。如通用电气、三星、本田等世界知名企业，它们的生产规模、产业影响力及竞争能力已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它们在不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整合产业链，影响及引领世界产业的发展。这些大企业也早已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资源整合及产业分工。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大企业的发展，为它们的快速成长及不断提升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积极鼓励它们在全国、全球范围内自由进行资源整合及产业链组织优化。在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为世界级的龙头企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产业优化及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司：《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总报告（上册）》（专题篇），北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司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秦社华、唐彦芳：《美、日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江苏产业结构优化的启示》，《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③丛强、朱景萍、刘炳义等：《海外装备制造强国支持政策与发展趋势》，《石油科技论坛》2010年第3期。

④伍华佳、苏东水：《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化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⑤胡红梅：《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探索》2006年第1期。

⑥朱行巧：《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发展与比较》，《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⑦冯舜华、程伟：《比较经济体制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⑧夏锦文、章仁俊：《美日两国产业结构政策比较》，《现代日本经济》2006年第1期。

⑨周永生、张天维：《日本制造业的振兴经验对辽宁的启示》，《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9期。

⑩马云泽：《产业结构软化理论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⑪朱静：《美、日、韩技术创新模式比较》，《经济管理》2001年第8期。

2011－11－16

责任编辑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