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杰

(河南理工大学 应急管理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儒家德育观视野中的我国精神文化培育

高超杰

(河南理工大学 应急管理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我国精神文化的培育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精华，塑造既具有传统精神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性格。儒家德育观提倡的忠恕宽容是精神文化生成的理想方式；德性教化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实践养成是精神文化传承的显性载体。建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精神文化，既需要忠恕精神，又要讲究教化方法和实践养成。

儒家德育观；精神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所谓精神文化指的是文化成果的精神形态，是指属于 “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的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精神文化是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民族心理的反映。一定社会的精神文化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具有巨大的先导作用和历史价值。精神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共同思想基础，也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可以说，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孕育了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精神文化。当前，我国正大力建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根本旨归也在于培育新时期的精神文化，塑造既具有传统精神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性格。本文尝试从儒家德育观提倡的“忠恕”、“教化”和“践履”思想来探讨新时期精神文化的培育问题。

一、忠恕宽容：精神文化生成的理想方式

“仁”是儒家德育观追求的终极理想，仅在《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对于如何实现“仁”的终极理想，孔子说要“一以贯之”，曾参解释孔子的方法是“忠恕而已矣”。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孔子认为“忠恕”应该是人终身奉行的道德准则。儒家德育观认为，“忠”是对于自己之要求，把心放正，放在正中间，对待一切人都要不偏不倚、中正诚信；而“恕”则是用自己之心去体会他人之心。“忠”指自己处事之准则，“恕”指对他人之态度，二字一起构成人内心情感和以什么态度、情感去对待他人的准则，或者说是人在做人、做事以及处理社会人际关系方面的准则。把握“忠”和“恕”便是实现“仁”的关键，“忠恕”在当代的重要价值就是倡导“宽容”。

(一)我国精神文化生成的特殊环境需要忠恕宽容

精神文化的培育，旨在解决人们的精神危机问题，重塑受市场原则、物质金钱冲击而渐渐失去阵地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满足人们在新时期的精神需求，实现人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这也可视为让人做到现代意义上的“仁”。我国精神文化生成有着特殊的国情，表现在经济层面，就是我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小康社会虽然已经基本实现，但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大量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在文化方面，全球进入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跨文化交流的需要使得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突出矛盾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这些领域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社会实践，构成了建构我们民族当代精神文化的时代背景。我们当代的精神文化应具有时代精神，应当是既充分吸纳东西方文明精华，又有中国当代社会特征；既符合国情实际，又有助于推动共同理想实现，并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目标的精神文化，它必须能够为国民提供精神动力，塑造良好的文化人格。应该指出，在这样一种精神文化形态尚未成型之时，会有多种精神文化现象活跃于文化舞台，良莠不齐、形态各异。尤其是对于一些新生的文化思想现象，很难一时判断其价值取向。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也难免有融合过程中的碰撞。这就需要一种宽容精神在文化交流、融合、创新过程中起支撑作用。当前因经济、政治等因素造成的各种矛盾，同样呼唤“忠恕宽容”精神培育，实现和谐的精神文化生成环境。

(二)当前多元文化思潮的客观现实需要忠恕宽容

当前我国文化思潮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种思潮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理念。思潮多元是精神文化繁荣的重要土壤，其本身体现了文化氛围的宽松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都是思潮多元的阶段性产物，因此，文化思潮多元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源。当前的中国社会正面临历史性的转型，社会思潮呈现多元格局，这种多元的现状其实质是以个性发展多向化、个人选择多样化潮流为背景的自觉选择。也是以我国当前政治生态为基本点和立足点，以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和生活的多样化、文明化为价值取向的自觉选择。传统思想文化在当前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仍在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促进多元价值观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双刃剑的作用。当前，我们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思潮，就是倡导树立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生成新的时代精神，追求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旨在做到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与基层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之间有机结合，实现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尺度和价值目标整合，给出了我国当代精神文化建设的主线。但引导社会的多元价值取向，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仍然需要“忠恕宽容”的精神，以文化宽容情怀滋润多元思潮存在的土壤，逐渐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流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思潮格局。从历史来看，多元文化思潮在交流、碰撞、妥协过程中达成的思想文化共识必然趋向于文化思潮的一体，但不能将一体理解为只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文化形态，而是主流文化引导下的多元一体。我国未来的精神文化构成，必然是包含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华民族特色的，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世界普世精神价值内涵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如果没有忠恕宽容的精神，这样一个内容体系庞大、组成部分特色各异的精神文化形态是很难融合创新的。

二、德性教化：精神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

儒家最基本的德育思想在《礼记·中庸》中用开宗明义的三句话进行了总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得天命成人性，也就是“德性”(德者，得也)。儒家德育观认为，人的价值体现在率性之中，因为只有率性才谓之道。可以看出，德性在儒家德育观里被看作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因此，儒家十分注重德性教化，倡导德性优先和健全的君子人格塑造，从德性的原则来对人进行评价。然而“德性”这个词在中国儒家经典中用得很少，“德”这个词用得比较频繁。“德性”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也就可以理解为具有“德”的性质。“德性”是一种品质，是人的品性的道德特征和状态，它是在一定环境下通过培育形成的对认识、情感、意志、行为具有稳定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并通过这些活动体现出来的意向或心理定势[2]。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那么必定就是品质了。”[3]34德性教化也就可以认为是对人的道德情操和意志品质的教化。

(一)德性优先是精神文化的价值尺度

精神文化世界作为德性生存和发展的栖息地，只有在文化世界之中，德性才为人之德性。从《论语》起，历《荀子》、《乐记》至《乐书》，在道德教化的前提下，儒家注重发挥礼乐的教化功能，提出“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意思是乐是侧重于提升涵养，礼是侧重于规范行为。德性作为文化的价值内核，引导着精神文化的价值追求。儒家所指的礼乐教化思想，其实质就是注重精神文化对人的德性教化功能。评价一种精神文化形态的优劣，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对美德养成的作用。如果这种精神文化有利于美德的养成，它就是一种好的精神文化；如果这种精神文化没能起到促进美德形成的作用或者作用甚微，它就是一种需要改进的精神文化。儒家这种注重“德性”的价值取向，给我们的精神文化培育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视角。我们应将强化人们的“重德”、“修德”的德性养成意识作为精神文化培育的起点，原因在于：文化是人们思想道德观念形成发展的环体，只有精神文化内涵着美德养成的促进因子时，人们才能够从中潜移默化地汲取德性养成的营养。以德性优先作为精神文化的价值尺度，就是要发挥“德性”的文化价值内核作用，发挥其引导精神文化价值追求的作用，使精神文化的发展不至于偏离其“德性”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视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德性”，建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然要求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轨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是“德性优先”原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树过程中的体现。

(二)文化认同是精神文化的应有之意

德性教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让人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对一定文化的认同，形成符合所在文化圈精神要求的文化人格。儒家德育特别重视文化人格的养成，孟子就说：“学则三代共之，所以明人伦也。”这里的人伦既可以说是对伦理道德的学习，又可以看做是对一种既成的文化共识的认同。儒家德育观提倡的道统观念其实质也是要化民成俗，使天下人认同儒家的纲常伦理，养成儒家所提倡的君子或圣人人格。“文化认同”这一概念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这一问题，例如人们会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习俗等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图腾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它是人们在一个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验和认知，核心是对本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一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一共同体延续的精神、思想和价值观基础。因此，文化认同构建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当今时代，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冯天瑜先生把文化认同解释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即指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内新文化或群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将被接受、传播[4]20。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精神文化的应有之意。一种具有强大软实力的精神文化能够有效促进人的文化认同，并在其基础上扩大共识，新的文化因此被接受和传播，反过来它又促进了精神文化的日新。但是，我们要清楚，文化的认同度不是靠强制力量的维护来保障的，它是教化的产物，是那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的无形力量对人的文化德性的塑造。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精神文化培育就是要建设具有强大软实力的民族文化，以发挥其德性教化的功能，增进国民的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认同。就现在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大的共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则毫无疑问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我们精神文化培育过程的文化认同教育必定要将切入点放在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承载的民族精神和共同理想上来。

(三)道德评价是精神文化的重要功能

道德评价是德性教化的应有之意，德性养成的优劣状况如何，需要根据一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之做出基本的判定。“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属于社会意识，自然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评价就是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标准对他人和自己的行为进行善恶、荣辱、正当或不正当等道德价值的评论和断定。儒家德育观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这是其道德评价的基本准则。把“道德”两字连在一起用，始见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可见，道德从它的原始规定和后来的使用来说，就包含着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等广泛内容，既是一种善恶评价，又是一种行为标准。“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等，都是以君子和小人的人格特质来进行道德评价。由此，儒家文化成了一个以“仁”为价值追求，以“德”为评价手段的精神文化体系，道德评价成了儒家精神文化的一项重要功能。我们建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精神文化，同样要注重发挥精神文化的道德评价作用，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笔者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八个方面还可以引申和扩大其内涵：“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忠”字，既有爱国之“忠”，又可外延为“忠恕”之“忠”，忠于职守之“忠”；“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义”字，可指“义务”即奉献精神之“义”，更可扩大为公道正义之“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智”字，哲学就是“爱智慧”，提倡人们学习科学、掌握理性思维的方法，脱离愚昧状态、达到不惑的境界；“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勤”字，“成由勤俭败由奢”，突出勤劳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和”字，可引申为注重和谐、“贵和尚中”、与人为善的道德要求；“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信”字，既可引申为“信义”，更特指“诚信”的品质；“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端”字，要求人们品行端正，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尤其是要求为官者不徇私枉法，以做到“其身正，不令则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可以提炼出一个“毅”，“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突出了意志坚强的品质和进取精神。笔者认为，由社会主义荣辱观提炼引申出来的“忠、义、智、勤、和、信、端、毅”八个方面，应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发挥其如同传统社会中儒家德育观提倡的“四维八德”曾经的道德评价功能。

三、实践养成：精神文化传承丰富的重要载体

一定社会的精神文化在人身上的反映，就是内化为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也就是“德性”。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曾经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人们只有实行“某种训练”才能使这种德性臻于完善。这种训练其实就是儒家所讲的“践行”，或者是道德的“实践养成”。这是一定社会精神文化内化为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后的行为外化。“践行”表现着精神文化的特征，对精神文化既有传承作用，又继续丰富其内涵。

(一)实践养成是儒家德育观的核心

儒家德育观一贯强调践行，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在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一个人高尚的“德性”也要通过良好的“德行”体现出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对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之后的王守仁也明确地主张知行合一，“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儒家德育思想的大成之作——《大学》把身体力行、躬身践履作为道德教育与品德修养的最后一个阶段。经过“八条目”的细化，将“修身”处于核心地位。“格物致知”是提高道德认识，端正自己的态度，“诚意正心”是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磨炼道德意志。总之，修养的程度决定着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因此《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又具体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行为表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大学》是把道德践行作为德育的最高阶段和最后归宿的。可以认为，道德践履在儒家德育观中居于核心地位。

(二)实践养成表现精神文化的特征

一种精神文化具有何种特征，是通过生活在这种精神文化环体中的人们的日常行为表现出来的，其中人们对道德规范的践履是最核心的内容。因为人们对一定社会精神文化要求的实践集中体现了该种精神文化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方式。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注重“和”德精神传统，那么这种“和”的精神要旨则表现为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中庸”态度和不走极端的行为方式。西方国家的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由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因此英美等国的国民在行为方面有着张扬个性、追求个性独立的特征。特别是人们的以道德践履为核心的行为方式鲜活地展现着他们各自精神文化的特征。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实践养成的行为外化是精神文化的显性载体。因为人的思想意识本身是精神文化的内化，人们的实践就是内化之后精神文化的外显。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其重要意义就是对人们的日常行为提出了规范要求，指出了通过实践养成内化为人们自觉意识的修养途径。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精神文化特征在人们日常行为中的显性表现。

(三)实践养成丰富精神文化的内涵

儒家德育观认为“行”不是肆意妄为的，而是要有“耻”，孔子就认为谓之士者，要“行己有耻”(《论语·公冶长》)。儒家德育观欣赏的是改过而向善、知耻而后作的自强不息的人格品质，闻过而不改，最令儒家所耻。和孔子一样，孟子也表现出对改过的极大关注，尽管他回应了孔子的人心不古的慨叹，认为那种“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的君子风范一去不复返了。 但他却坚信：“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改过能让人更客观地评价自己，在改过迁善之中，铸造一种闻过则喜、察纳雅言的宽广胸怀，而后有所作为。而这种改过不能只是在道德认知层面的改过，更要在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实现。实践养成可以审视个体是否真正做到改过迁善，还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于一定社会的精神文化核心价值的认识。我们建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是人们知荣明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内涵的丰富我们不必在此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当代精神文化内涵还将继续得到丰富和深化，这种丰富和深化的源泉就来自于人们对于荣辱观要求的践行，将来的精神文化内核必定包含对现代条件下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的提炼。因此，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核的精神文化深入人心，就要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和领悟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民族特质的精神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魅力，自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彻底斗争，使科学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大行其道，进而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1] 曾丽雅.关于建树中华民族当代精神文化的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2(10)：83-88.

[2] 江畅.论德性[J].伦理学研究.2010(4)：6-10.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 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王晓雪]

TheCultivationofSpiritualCultureinChinafromthePerspectiveofConfucianMoralOutlook

GAOChao-jie

(EmergencyManagementSchool,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0,Henan,China)

We should learn from Confucianism essence to shape a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 which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spirits and the moder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spiritual culture. Loyalty, forgiveness and tolerance advocated by the Confucian moral outlook are ideal characters generated by the spiritual culture; virtue cultivation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piritual culture development; practice is a carrier of the heritage of spiritual culture.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are needed in order to shape the spiritual culture guided by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Confucian moral outlook; spiritual cultur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2012-07-06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专项任务(12JDSZ3056)；河南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R2012-09)。

高超杰(1981—)，男，河南永城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儒家文化的研究。

E-mail：chaojie@hpu.edu.cn

B222

A

1673-9779(2012)04-03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