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德，关晓颖

(1.中共中央党校 科研部，北京 100091；2. 辽宁凤城市委党校，辽宁 丹东，118100)

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共产国际(下)
——中共的苏维埃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喜德1，关晓颖2

(1.中共中央党校 科研部，北京 100091；2. 辽宁凤城市委党校，辽宁 丹东，118100)

1927年9月至1937年9月是中共开展苏维埃运动时期，1930年1月至1934年10月是中央苏区创建的辉煌时期。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国际起了十分巨大的积极作用：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政策支持；共产国际采取的相关举措，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共产国际指示和决策的“左”倾、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也给中央苏区的创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的功过是非，对于正确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三阶段”论;苏维埃运动

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国际通过促进成立苏区中央局、改组临时中央、指示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局、加强对中央苏区创建的领导、派遣代表进入中央苏区、敦促中共召开苏区相关会议、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多种举措，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

一、成立中共中央局，加强对中央苏区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指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

早在1930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中就提出了要加强党对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电报稿指出，“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但现在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并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1]173。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在苏区建立苏区中央局的任务。电报指示：“请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现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1]1751930年12月，根据米夫等建议，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张国焘去湘鄂皖苏区，建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2]238。为此，1930年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强调了加强苏区党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关于全国工作的布置，在组织决议案上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3]223同时，周恩来还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此次会议决定了周恩来、项英等去江西苏区工作并研究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有关问题。根据共产国际指示，193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问题，初步确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等共同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同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作了调整，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等组成(加上当地两同志)，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苏区的工作，因周恩来由于中央工作一时难以离开，会议决定暂由项英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在项英尚未赴苏区之前，指定关向应暂时负责，由于关向应无法前往赴任，中央又指示项英前往主持，在项英到任之前，暂以毛泽东为代书记[4]33。为此，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指出，“根据最近国际关于苏维埃区域工作的指示和决议”[5]428，“因此，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5]431-432。在实际工作中，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赤坎村龚氏宗祠宣布成立，成员9人，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达前由项英为代理书记；1931年10月中旬，毛泽东任代理书记；1932年1月，周恩来到达瑞金正式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使分散在全国十余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次拥有了统一的苏区党的组织机构，为促进中央苏区的创建提供了坚强的党的组织保证。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由于不知道这一消息，共产国际还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加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以加强党对中央苏区创建的领导。1931年2月10日，在《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党的工作及其对苏区的援助”问题中批评指出：“党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援助苏区，抵御军阀的进攻，但这种援助是很不够的”，“中央对苏区的领导能是什么样的呢？上海、香港、汉口等中心城市对它们的援助又能是什么样的呢？”“上海在这里没有起任何作用”，“为帮助和领导苏区，上海迄今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很少。在这方面我们上海没有实现转折。在这里空谈苏区党组织是全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用处。现在苏区需要的是更加切实的帮助，主要是需要领导。而我们至今未能成立中央局。不应认为，项英的前往就是中央局的成立。”“上海和其他中心城市对苏区援助不力的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是工业中心城市党的组织软弱无力，而首先是党的干部软弱无力。”[6]67-681931年2月11日，在《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中写道：“关于苏区中央局的组成人员已商定如下：(1)顾作霖(局书记)，(2)贺昌(组织书记)(3)伊祖姆鲁多夫(即陈昌浩——笔者加)(宣传部长)，(4)温裕成在共青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的副手(即李白萍——笔者加)(局成员)，(5)陆定一(局成员)。这些同志应该立即出发。该局可以由苏区的同志扩充，此事将由该局就地决定并征得党的中央局的同意。”同时，记录还对苏区共青团中央局的组成问题做了说明[6]77。1931年2月2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再拖延苏区中央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还不知道中共苏区中央局已于1931年1月15日成立——笔者加)和苏维埃民政当局的建立是极端危险的，有碍于建立根据地和纪律严明的红军，请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建立有威望的中央局，责成它：(1)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2)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3)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下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中央局监督下工作；(4)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下成立工农检查院机构和在党委会(直至区党委)下面成立由工人、雇农和贫农组成的检察委员会”，要“确保党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请研究加强苏区无产阶级领导的措施”[6]112-113。1931年2月22、23、25、2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指出：“在加强苏维埃运动方面我们做了些什么，还打算做些什么：(1)为中央苏区设立了中央局。其组成人员是：项[英]、布林斯基(即任弼时——笔者加)、毛[泽东]、科穆纳尔(即王稼祥——笔者加)、朱德、罗[登贤](工会工作人员)、顾[作霖](共青团员)和两名当地人。莫斯克文(即周恩来——笔者加)将不迟于3月10日前往那里。(2)在各个多少独立行动的军：1、7、10、12军和2军团(贺龙)建立了中央局或中央代表机构。为此使用了梅塔洛夫，也许还有李维汉、古德科夫(即沈泽民——笔者加)等。”[6]131。1931年3月1日，在《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中指出：“苏区绝对必须拥有权威的、真正内行的中央局。不仅是纸面上的，而且是实际上的。没有这一点，工作就不能开展。对于红军领导来说，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6]153共产国际远东局“曾经设想各地区中央局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在解决军事行动问题以及在与上海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赋予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以主要作用(第381号文件)”[6]5。共产国际对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极大关注，促成了这一组织机构的诞生，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指示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在实际工作中加重中央苏区创建工作在党的全局工作中的分量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1931年9月下旬，“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7]396。中共临时中央成立后，由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难以在上海立足，经过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指示“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迁入中央苏区”[8]189。

早在1932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78(Б)号记录》中就写道：“听取：30.(3987).——[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因在中国屡遭逮捕将[中共]中央从上海延至苏区的建议。决定：30.——暂时不作出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和组织部应再一次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9]2211932年11月2日，在《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提出了“关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问题”。提出：“根据一般政治上的考虑和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怖，党的领导核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因此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并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的问题。”[9]225为此，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1932年12月3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84(Б)号记录》中指出：“听取：19(4139).——中国问题。决定：19.——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中国]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笔者加)从上海迁往苏区，在上海只留下这些机构的全权代表。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拟订给中共的必要指示。”[9]253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临时中央随即作出决定：派康生赴莫斯科协助王明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卢福坦、李竹声留守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代中央领导白区党的工作，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张闻天、博古、陈云等先后通过不同路线于1932年底和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在共产国际指示、建议下，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迁入中央苏区和进一步组建，加重了中央苏区创建工作在全党工作中的分量，从而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

(三)指示成立中共中央局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与原在中央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局。1933年1月底，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抵达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后，便在瑞金沙洲坝下霄村组织进入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原在苏区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召开会议。会上由博古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精神，并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局的意见：上海的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并起来，选举一位负责人以便工作。同时，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并推选博古为中共中央局的总负责人[4]149，中共中央机关设在瑞金沙洲坝下霄村观音山。中共中央局对外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内则称中共“临时中央”，是全党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只能对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实施领导。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原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宣布撤销，有时行文时仍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但此后，实际上，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局自行取消，对外则以中共中央名义领导苏区工作。中共中央局的成立，使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完全纳入了中共中央全党工作的重要内容，从而使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除了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局之外，远东局在实施组建其他地区中央局的计划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6]5

共产国际的上述相关指示、建议和指导，为中共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领导前提，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

二、指派各类代表人员进入中央苏区，加强中央苏区创建工作的具体帮助和指导

(一)派遣共产国际相关代表、人员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5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38号记录》中指出：“认为有必要派三名外国军政教官去苏区，一名教官去上海。”[6]2571932年12月31日，在《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中指出：“瓦格纳(即布劳恩即李德——笔者加)应去苏区。行前发给他每月200元的薪金和去苏区的旅费。”[9]2881933年3月5日，在《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中指出：“我(即李德——笔者加)最近要离开这里(去中央苏区)。”[9]3301933年9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由上海绕道汕头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2]25。1931年6月12日，在《盖利斯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初稿》中指出：“考虑到斗争环境的复杂，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中共的领导，不仅在中央(上海)，而且在地方——三个主要苏区，办法是向那里派遣人员。我们认为派遣以下同志是适宜的：(1)为在上海工作的政治代表(中央领导)；(2)为领导中央军事工作的军队同志；(3)青年共产国际代表；(4)向苏区各派两名代表(军政各一名)……为在上海工作可以派俄国同志。去苏区必须派外国同志或者至少是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在苏联和红军中工作的经验的俄国同志……为此，我们认为从苏区招收大约100名军政工作人员(党员)去莫斯科，让他们通过短期(9—12个月)专门训练班学习是合适的。考虑到在当地为红军，特别是为其他地区的苏维埃建设培养较有专业技能的工作人员的困难，这将是今后我方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帮助。请将这两个问题(派遣人员和成立专门训练班)提交近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6]335-336

(二)指示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进入中央苏区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为加强苏区工作，共产国际多次强调要求中共中央多派干部到苏区去，从政治局起60%的干部与90%以上的军事干部要派往苏区，以加强充实苏区党政军的领导[10]249，[6]6。1931年2月4日，在《美利斯给周恩来的信》中，共产国际还提出中央军事部最主要的任务是同苏区和红军建立可靠的联系，设立联络中心电台，将军事工作人员派往苏区，派工人去苏区，分化瓦解敌军，派已经任命的中央局成员去苏区，增加军事工作拨款等。该信指出：“将所有军事工作人员(前军人、军人和一般大学生)派往苏区。立即安排从上海、汉口、天津和香港派工人去苏区的事。凡保密条件允许的地方，预先为他们组织短期军政训练班(2—3天)……派中央局成员去苏区(毛泽东和贺龙那里及第1军)之事已久拖不决，难以容忍。派人的可能性是有的。应该立即将所有已经任命的人派去。此事由军事部负责办理。”要“设立联络中心……中心要护送人员进出苏区。每个苏区都应奉命设立这样的中心……把电台运往汉口、天津和香港，这是重大错误，这证明对同苏区联系的重要性估计不足。”[6]44-501931年2月22、23、25、2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指出：“(3)为派遣尽可能多的核心积极分子到苏区去，我们再继续重新审议中央和核心积极分子的组成。(4)最近一个月已从上海向苏区派去一批军事人员，共63人。我们再继续清理有军事经验的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便把他们派往苏区。(5)正在动员1000名上海工人去加强红军……被动员的一部分人直接派往苏区……对我们来说，这是把无产者调到苏区的比较简便、廉价和适宜的途径。中央委员们说，首批100人的经验非常成功。显然，第二批100人将于最近10天内调去。这一切做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将竭尽全力，以使我们的计划能圆满实现。”[6]131-1321931年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41号记录》中指出：“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莫斯克文同志去中央苏区一事通知中共中央，如中央认为派莫斯克文同志去是十分必要的，中央又确定他在苏区逗留的期限在6至12个月之内，那么政治委员会对此没有任何异议。”[6]312这样，在共产国际指示、催促下，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增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苏区中央局，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为常委，毛泽东负责军事，并决定成立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3月，又决定派张国焘前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据周恩来提供的数据，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向苏区派遣的干部共计228人，其中172人到达目的地[6]323。

这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催促派往苏区的广大干部，较好地充实加强了中央苏区的工作，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创建提供了具体工作的帮助与指导。

三、督促中共召开关于中央苏区创建的相关会议，推进中央苏区创建的过程

(一)促使召开“一苏大”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问题

早在1929年10月26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就指出：“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现在就可以而且应该开始让群众做好准备，以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要在农民的群众革命斗争扩大和发展的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根据地。在存在苏维埃政权的地区，要加紧进行没收地主土地、武装农民和建立苏维埃的工作。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要在全国积极开展农民的群众性的斗争”，“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11]81-87。

1930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就提出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即“一苏大”)的建议[1]189。1930年5月1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指出：“我们在这封信里只谈谈最必要的问题……苏维埃代表大会。乔治将给你们带去关于已做的准备工作的报告。再过几天将举行预备会议。因为这一延期，代表大会本身也不能在5月30日(指1930年5月30日——笔者加)举行，大约要推后1个月。政治上和技术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充分，尤其在企业中更是如此。”[1]151但是直到1930年6月16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中，还“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但现在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并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请在苏区着手成立贫农团”，“特别是以苏区名义强调指出中心口号是进行土地革命”，“支持和扩大苏维埃运动”[1]173-174。但在该电报的正文中，即在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却指出，“我们认为，只要保证我们在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内的影响，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请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进一步扩大苏区”，“特别是以苏区的名义强调指出中心口号是进行土地革命”[1]175-176。1930年6月2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对中共中央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疏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我们认为是严重错误的疏漏。我们已经说过，依我们看如何才能改正苏区代表会议所犯的严重错误，具体说就是开展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活动。我们已经说过，必须在工厂和农村广泛宣传这次会议的全部决议，选举贯彻实施这些决议的战斗委员会，选举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既然在这个如你们所说无疑是为党的实际活动所需要的决议中，只字不提这样更大的中心活动，那就不能不怀疑你们是否真的认为这一活动在政治上确实是重要的。党至今未能实施这一任务，既然你们自己在‘关于一切问题的任务’的决议中认为没有必要谈这件事，那么我们又怎样去实施这个任务呢？”[1]181-1821930年6月2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更明确指出：“为了实施最近几个月党的极其重要的活动，即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根据我们口头交换的意见，提出具体建议：(1)以筹备会议的名义立即发表号召书，具体通知三个月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2)组织召开苏区和红军的扩大代表大会，由会议选出代表。”“如果我们集中全力开始这一活动，我们就能纠正筹备会议所犯的错误。但我们应该比迄今为止更清楚地向全党上下说明这一活动的意义。请你们按约定的办法由组织局代表于星期五向我们提出一个确切的组织计划。如果你们能于星期二告知你们的意见，我们对此十分感激。”[1]186-187

就在共产国际不断敦促中共加紧召开“一苏大”过程中，在是否用预备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即“一苏大”)及其对召开“一苏大”活动的评价、意义认定上，在1930年2月至8月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实际负责人李立三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与争执，意见分歧、争执本身及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裁决、表态，极大地促进了中共对“一苏大”评价、意义认定上的升华，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意见分歧与争执发生后，1930年6月23至25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写信，汇报了分歧与争执的概要情况。信中指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如预计的那样于5月20日(即1930年5月20日——笔者加)在上海开始举行。参加会议的人数比我们预计的要少。只有40名代表出席，但据我们获悉，其中大多数是由群众推选的苏区和红军的代表。党员38人，非党员2人。这次会议无疑带来了很大好处。讨论了苏区的经验，澄清了许多问题和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工人法、土地法等)，这些决议经普遍宣传后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会议本应号召在一定时期(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日期也可能变化)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本应成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有力推动。会议开始前两天我们会见了李[立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次会议将会起非预期的作用。但会后李[立三]向我们通报说，他们把会议改称为苏区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等于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他们似乎放弃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想法。他举出政治上和具体技术上的理由来证明这一决定是对的。”该信接着指出：“对于召开代表大会来说，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比1月我们提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建议时合适二十倍。筹备代表大会的活动、代表大会的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本来是集中斗争和鼓动宣传、动员群众十分重要的武器。”“这次代表大会应真正是一次广大群众的代表大会，应使人能感到苏维埃真正是他们的机关、劳动者的机关”，它“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对此负责的李[立三]却用只有38名党员参加的一次秘密的小会取代了这次代表大会。我们非常尖锐地向他指出，这绝对是向困难投降，绝对是对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意义不理解，他把趋于紧张的形势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活动对立起来了，绝对是对动员群众的意义不理解，我们要求撤销已作出的决定。政治局声称，这似乎办不到。”“对政治局决议的分歧如下：在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的争论激烈进行时发生了政治局通过决议这件事，它很快就变成了严重的冲突。”“决议关于在起义省份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问题的主要部分”，“否认有成立这一政府的必要性”。“只字不提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活动这一极为重要的中心任务，阻止发表这样的决议是否正确请你们决断。”[1]188-193“最近的事态绝对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只要李[立三]仍然是党的领袖……这些都是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的指导方针使这一论断变得100%的明确。”为此，“我们具体提出以下建议：(1)尽快发表你们的决定；(2)就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发表专门的动员信；(3)赞同我们停止发表决议的决定；(4)驳斥李[立三]的政治手法”[1]194。

1930年6月25日，向忠发给周恩来写信，告知分歧与争执的概况，以便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汇报。其中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信中指出：我们与远东局罗伯特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根据远东局的建议，中央应准备召开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大会，这不是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具有全国政权性质)。根据初步计划拟于5月1日召开预备会议，而5月30日正式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5月16日当代表们到达后才发现，这一拟议中的计划大部分苏区没有收到，代表们只是听说有这个计划，因此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很少，甚至没有区分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加之这时各苏区在贯彻中央关于进攻策略的指示，正与军阀作残酷的斗争，因此不可能派出大量的代表参加大会。根据这些情况，中央决定宣布预备会议为正式会议，因为否则就无法通过决议并加以贯彻。正好这时与远东局的联系出了问题，由于没有场所我们无法建立与远东局的联系。因此我们无法与远东局预先进行商量。当联系恢复后，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开幕。罗伯特同志认为中央取消了苏维埃代表会议，因此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的这一意见大家都觉得出乎意料。照他的说法，在预备会议改称正式会议后，‘已无法号召群众投入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我们反驳说，相反”[1]202-203。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在听取了苏(即周恩来——笔者加)和维(可能是维利即别斯帕洛夫——笔者加)关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分歧报告后，做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对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分歧争论做了一针见血、态度鲜明的表态。《决议》指出：(1)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但由于把预备会议改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从而大大降低了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和实际成果而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央没有及时将其把预备会议改称为代表大会的意图告诉远东局，从而加重了错误。(2)中共中央制定的总的政治决议(即1930年6月11日决议——笔者加)除了一系列错误外，其主要缺点是完全不提对苏维埃运动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活动的评价以及这一运动给党提出的任务。因此，党的某些主要任务在这个决议中变得模糊不清。无视远东局的要求而发表这一决议大大加重了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3)中共中央使远东局面对变预备会议为代表大会的事实，表现出了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的错误态度；中央无视远东局的禁令发表自己的政治决议，从而破坏了共产国际的纪律；中央错误地对待代表团留下的成员(罗[伯特斯]同志等)所作的必要批评，毫无根据地指责罗[伯特斯]同志一贯坚持机会主义的方针。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必须尽快恢复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的正常关系。政治委员会号召中共中央今后不要再犯上述能引起很大麻烦的错误。(4)至于罗[伯特斯]同志在中国的活动，政治委员会认为，罗[伯特斯]同志执行了远东局的方针，总的来说他和远东局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他除了就中国同志的个别错误作了必要的正确批评外，也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工作中的某些重大的问题[1]235-236。对此，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所作《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指出：“他(指李立三——笔者加)开始缢杀了苏维埃大会宣传运动。他超过了共产国际代表径自将准备会议改变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即“一苏大”——笔者加)。他解释说，现在是革命行动的时期，不能举行苏维埃大会。”[12]31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的明确表态，进一步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

1930年8月25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特字第×号)记录》中指出：“现在我们在切实准备全国暴动这方面的任务是依靠真正的红军，至少在一个生活有保障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1]3311930年11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我们红军的指挥人员(毛泽东、彭德怀)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政府是一回事，军队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对政府工作几乎不感兴趣。显然，这种状况是不行的。应该使毛泽东不仅对军队的状况和行动负有责任，而且还要让他参加政府并对政府的工作负有部分责任。应该任命他为政府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451-4521931年2月2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批准附上的关于成立中国中央苏维埃政府问题给远东局的电报……‘再拖延’苏维埃民政当局的建立是极端危险的。”“请尽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为确保党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应避免让很多中央委员和高级指挥人员进入苏维埃政府。应由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其中包括若干非党人士)组成多数”[6]112-113。1931年2月22、23、25、2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指出：“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弄清，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未能在上海召开。因此，我们决定在苏区境内召开。我们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此事。”[6]1321931年3月1日，在《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中指出：“中央局应该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前可以而且需要召开党代表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最后选出苏维埃政府。将通过电报通知你们，必须建立什么样的机构作为临时政府，以便在成立苏维埃政府时已有某种政府机构。”[6]1531931年6月10日，在《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指出：“苏维埃代表大会本应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宁都、中央苏区、闽东、赣南和赣西以及湖北和湖南都已派出自己的代表。但本局现在还不知道，此次代表大会是否已经举行，其结果如何。”[6]324共产国际为“一苏大”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此，1931年6月16日在《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指出：“国际屡次指示中国党在苏维埃区域必须建立起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亦屡次指示中央苏区要定期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要其他苏区选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去，各苏区党部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却非常迟缓，直到现在各地代表大会还多未开成。”[12]312

这样，根据共产国际历次指示精神，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研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问题，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一苏大”筹备会议于1930年5月1日在上海召开。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与《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其目的“首先要解决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之更一致的联合行动”[5]17-18，要求“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各苏维埃区域、各红军、各游击队，及其他各省之一切农民团体与武装组织，都希望派其主要负责代表，来参加这一全国伟大的革命的代表会议”。1930年5月20日，“一苏大”筹备会议在上海举行，但由于种种原因，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将其改称为“一苏大”，为此引起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罗伯特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李立三的严重意见分歧与尖锐争执(如前所述)。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表态与坚持下，改变了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将“一苏大”筹备会议(或预备会议)改称为“一苏大”的错误做法，重新筹备召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一苏大”。为此，在共产国际的不断坚持与催促下，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艰辛努力，五次更改“一苏大”的召开日期和会址。1931年11月7日——20日，“一苏大”在瑞金叶坪隆重举行，历时14天。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区、赣东北区、湘赣区、湘鄂赣区、湘鄂西区、琼崖区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了大会[13]83。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4]67。“一苏大”闭幕后，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10个部局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红色国都“瑞京”。共产国际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消息与文章。11月12日，米夫在《真理报》发表了《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文章写道：“现在，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本身就是一桩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14]309

(二)促使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全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迁入中央苏区后，为了加强领导，完善组织，规范党的生活，加强对中共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在共产国际帮助指导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根据中共六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定期每3个月举行一次。但当时由于地下斗争的白色恐怖环境，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至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之间竟然间隔了长达3年的时间。

早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迁往中央苏区前，中共中央在上海就向共产国际提出建议，要求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2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建议在[中共]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召开第五次全会，以便总结近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并确定目前的主要任务和苏维埃运动的策略。你们的代表(即埃韦特——笔者加)已同意。等候你们的意见和指示。”[9]281-282电报并就领导核心问题提出了建议。三天后，共产国际回电，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1932年12月21日从莫斯科发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中指出：“1.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3.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的主要报告人之一。”[9]2831932年12月27日，在《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指出：“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建议将中央委员会的以下人员组成交给[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13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第1号波戈列洛夫(即秦邦宪即博古——笔者加)，第2号伊思美洛夫(即张闻天即洛甫——笔者加)，第3号赵容(即康生——笔者加)(未来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第4号陈云，第5号沃罗夫斯基(即黄平——笔者加)，第6号莫斯克文(即周恩来——笔者加)，第7号布林斯基(即任弼时——笔者加)，第8号项英，第9号邓发，第10号毛泽东，第11号jungend(德文，即中国共青团书记王云程——笔者加)，第12号王明，第13号斯皮里多夫(即张国焘——笔者加)。书记处由6人组成：第1、2、4、6、7号，书记：第1、6、8号。改组将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全会(即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笔者加)上进行。[9]286-287

1933年7月28日，在《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中指出：“我们将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之前举行中共五中全会，而在近期只召开政治局会议。9月初以前您还可以给我们发来指示，我会很欢迎的。”[9]4651933年8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60号记录》中指出：“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东方地区书记处制订以下文件：(1)关于[中国]形势和[共产]党的近期任务。(2)关于党在国民党地区和在苏区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关于群众性的反帝工作。(3)关于对阶级敌人的第六次(即第五次——笔者加)‘围剿’的胜利反击。给中共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即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笔者加)寄去材料。”[9]476-4771933年10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莫斯克文、项英、布林斯基、波戈列洛夫、赵容、廖陈云(即陈云——笔者加)、张国焘、毛泽东、王明、伊思美洛夫、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共]中央书记处可以由三人组成，但考虑到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莫斯克文、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洛夫。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9]542-543。1933年10月，在《埃违特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给你们寄去了五中全会的决议草案。其中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作出全面分析，而只是有所涉及。”“不过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扩充某些部分或作改动或使之更具体，你们可以这样做。”“当然，你们将决定在12月份(指1933年12月份——笔者加)能否举行全会(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笔者加)，还有苏维埃代表大会(即中国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笔者加)。这基本上取决于军事形势。在这些问题上你们有充分的自由，你们不要用以前拟订的任何期限把自己束缚起来。一旦全会能够举行时，最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以便向全国的党组织下达有威信的指示……必须就我们电告你们的问题为苏区准备秘密决议。”[9]582-5831933年11月4日，在《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中指出：“[中共]中央告知：1.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斯拉文(即李竹声——笔者加)、科穆纳尔(即王稼祥——笔者加)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在中国]缺少王明，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莫斯科文参加。在首府只有波戈列洛夫、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和廖陈云参加书记处。”[9]591

该电报发出2个月后，1934年1月15—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央苏区首府瑞京沙洲坝举行，历时4天。与会的有在瑞京的中央委员项英、周恩来、刘少奇、邓发、陈云(毛泽东因准备二苏大报告未出席)；候补中央委员朱德、陈潭秋、黄甦；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中共中央局委员王稼祥、顾作霖等12人。列席会议的有各省委代表17人，中共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局、红军总政治部等单位代表6人。五中全会讨论了三个问题：一、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博古报告)；二、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陈云报告)；三、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洛甫报告)。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15]58。1月18日，全会通过了三个文件：一、《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二、《五中全会关于白区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三、《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周恩来致闭幕词。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虽然完全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等人提出和推行的一系列“左”的错误路线，使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但是这次会议“中央认为是合法的”[4]152。

在共产国际帮助、推动下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中央苏区的创建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维埃运动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始终是全会的重点和贯穿全会的一条主线。中共六届五会全会的召开，使全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纳入了正常轨道，使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纳入了全党工作的核心视野，极大地加重了中央苏区创建工作在全党工作中的分量，极大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创建。

(三)促使召开“二苏大”

关于“二苏大”的召开，共产国际也是极为关注并做了大量工作的。为了总结中央苏区创建工作的经验教训，加强和完善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一苏大”召开、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召开“二苏大”的任务便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共产国际也不断发来指示，催促“二苏大”的召开。1933年7月28日，在《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中指出：“现在就党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作一些通报：1.12月11日(指1933年12月11日——笔者加)在中央苏区将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笔者加)，因此共产党已经开始进行宣传工作。我把当地党的刊物上将发表文章的草稿寄给您(发表时有稍许改动)。请您作出指示，以便在我们的国际报刊上和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对大会作些报道。党准备从白区派出30到50名代表。当然，如果新的进攻牵扯我们的全部力量，则大会有可能延期。2.我们将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之前举行中共五中全会，而在近期只召开政治局会议。9月初以前您还可以给我们发来指示，我会很欢迎的。”[9]4651933年10月，在《埃韦特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当然，你们将决定在12月份”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指“二苏大”——笔者加)。这基本上取决于军事形势。在这些问题上你们有充分的自由，你们不要用以前拟定的任何期限把自己束缚起来。”“必须就我们电告你们的问题为苏区准备秘密决议。请电告你们打算对草案作出的重要改动。”[9]583

为此，由于“一苏大”召开已经近两年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检阅政府工作，确定今后任务，促进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在共产国际指示、帮助、推动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6月8日做出决议，决定于1933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在红色首都瑞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由林伯渠等组成的“二苏大”准备委员会。由于种种原因，“二苏大”延期至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举行，历时12天。出席大会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旁听代表1500多人。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等省的红军及地方代表，有来自湘赣、闽浙赣、湘鄂赣、鄂豫皖等苏区和四川、台湾、满洲的代表，还有来自上海等白区的代表，还有高丽(朝鲜)、安南(越南)等地的来宾[13]122。“二苏大”闭幕后，2月3日，召开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成员，任命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各部局长。“二苏大”后，由于王明干扰，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出现人事安排上出现重大变化，削去了毛泽东原任的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安排张闻天接替这一职务。在共产国际指导、帮助下的“二苏大”的召开，总结了“一苏大”以来苏维埃运动特别是中央苏区创建的经验教训，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二苏大”的成功召开“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大踏步前进中的伟大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史上又一重大事件，它证明了“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拯救中国于沦亡，使全中国民众得到彻底的解放”[15]97。

四、为“一苏大”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等起草相关决议、法案，以加强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法制建设

1931年2月22、23、25、28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指出：“我们从自己方面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了并通过政治局提出了法律草案：(1)劳动法，(2)土地法，(3)经济政策法，(4)苏维埃建设法，(5)军事法。请你们仔细地审查这些法案，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我党在苏区的行动纲领，我们通过这些法案提供了我们以前转交苏维埃运动工作人员的所有指示的精华。我们还要顺便在此表明我对马季亚尔的这样一种做法的困惑不解，他在最近的信中把我们上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归结为单纯的误解。马季亚尔忘记了在关于立三主义的信中和在土地法草案中谈到消灭农民所有制和普遍平分土地的必要性……我们在上次的信中和在土地法草案中相当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得不在没有等到你们对第一封信的答复就拿出这个草案)。你们对所有这些法律草案是否有意见，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意见，请赶快通知我们。或许，在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公布这些法案之前我们还来得及吸收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目前已将这些草案交给党和工会组织讨论。”[6]132-1331931年3月1日，在《马季亚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中指出：“大概在3月底将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将由沃罗夫斯基(即黄平——笔者加)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库西宁作副报告。据各种情况判断，将提出两项决议：一项是关于苏区的土地政策，而另一项是关于建立苏维埃和关于经济政策。”“我们在土地提纲中考虑到了你们关于中农的意见。我们没有收到中国同志关于银行的意见。”[6]154同时，共产国际还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起草了相关的决议草案，并为中共中央相关决议、政策的制定提供具体指示、指导、建议。

1933年10月，在《埃韦特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给你们寄去了五中全会的决议草案。其中有许多最重要问题没有作出全面的分析，而只是有所涉及。”“不过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扩充某些部分或作改动或使之更具体，你们可以这样做。”“关于苏区土地政策的最重要部分是引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前的文件”，这“对于新的地区来说普遍是很需要的”。“当然，在决议的某些部分中你们应该考虑到全会召开时的形势。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把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某些任务提到首位，到准备召开全会时，形势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向好的方面或向坏的方面变化)，那时这个部分需要作很大的修改。但不管怎样，最好在这个决议中，不只是集中在反六次进攻(指第五次反“围剿”——笔者加)的任务上，而要分析反对一般进攻的问题，因为目前的进攻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以至全会举行以后。”[9]582-583

不仅如此，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国际、苏联还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经费资金，以保证中央苏区创建中的经济财力等需要。

这样，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帮助与指导、催促下，以“一苏大”、“二苏大”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举办为主线、以红军反“围剿”斗争为保证的中央苏区创建工作，虽然一波三折，但却稳步、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创建工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时，其疆域设有4省(江西、福建、闽赣、粤赣)60县，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53万余人[13]132-133。

由此可见，“正是在这种局势下，1931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共产国际关于苏维埃运动构想的基本原则、对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作用的评价、关于苏区农民土地政策内容的指导方针及非苏区的工作。这一构想的判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种法律文件的起草，以及与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活动的基本内容”[6]4。

“二苏大”以后，随着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国民党军队已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难以在中央苏区立足。1934年5月下旬，博古在瑞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同时，中央书记处将突围转移行动的决定电请共产国际。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4]191。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一系列的筹划和准备，安排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事项。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撤离了中央苏区，实施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至此，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基本停止。

纵观中央苏区创建的全过程，共产国际既有积极的贡献，也有错误的指导。作为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理论根据的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影响。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中共实行对国民党政策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即由联合国民党到武装反抗国民党，是中共打起“苏维埃”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根本指针；它的消极影响就是，由于这一理论在阶级关系、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等方面明显带有“左”的倾向，因此，在理论上直接酿成了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的“左”倾理论，在实践上导致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成为民主革命时期历次“左”倾错误尤其是“左”倾关门主义的思想根源。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出的相关指示、决策和制定的法案，虽然从速度上、广度上、深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但其中源于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左”倾色彩，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工作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对红军主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从总体上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创建，还是功大于过的。正如《盖利斯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初稿》所说：经验证明，没有我们的大力帮助，中共中央是不能胜任对“苏维埃运动的领导的”。“过去李立三领导对苏维埃运动没有给予注意，在所有苏区过去无一例外地都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现在，由于上海方面实行了基本上正确的领导，这些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克服，苏区大体上执行着正确的路线。在纠正苏区和红军领导以前所犯的错误方面，我们的代表处(远东局)起了很大作用。没有远东局的帮助，就谈不上克服立三主义和确立党在各个方面，包括苏维埃运动和红军问题上的正确路线。”[6]335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共产国际关系十分密切。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政策支持；共产国际采取的相关举措，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推动力量。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同时，由于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及渊源于此的共产国际指示、决策的“左”倾色彩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的错误指挥，也给中央苏区的创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影响。但总体上看，共产国际对于中央苏区的创建，还是功大于过的。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功过是非，对于正确总结中共党史经验教训，正确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功过是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 乌传衮，马宝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大事提要[M]．安徽：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85.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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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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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3] 舒龙，凌步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4] 米夫．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M]．王福曾，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位雪燕]

TheFoundingofCentralSovietBaseAreaand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Ⅱ)The CPC’s Soviet Movement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ZHANGXi-de1，GUANXiao-ying2

(1.TheScientificResearchDepartment,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Beijing100091,China; 2.PartySchoolofFengchengCity,Dandong118100,Liaoning,China)

The time from Sep.1927 to Sep. 1937 is a period of the CPC’s Soviet Movement, while years between Jan. 1930 and Oct. 1934 is the glorious time of founding Central Soviet Base Area. Stalin’s three-stage theory is its theoretical basi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country-centered strategy is as its policy support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measures is as its driving force. However, Stalin’s three-stage theory,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wrong instructions, left-leaning decision and Li De’s military command played negative roles in the founding of Central Soviet Base Area. The fair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role in this period is of great academic,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value to the evaluation of rela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entral Soviet Base Area;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ree-stage theory; Soviet Movement

2012-06-18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9BKS016)。

张喜德(1948—),男,满族,辽宁凤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A84

A

1673-9779(2012)04-03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