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己之盛与竞技逞才——从翰林文人心态看台阁体兴盛*<br/>

鸣己之盛与竞技逞才——从翰林文人心态看台阁体兴盛*

2012-04-02汤志波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7期

汤志波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明永乐至成化间占据主流文坛的台阁体与翰林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建文四年九月，朱棣登基不久即简拔解缙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名曰文学侍从，实乃参预机务。这是内阁制度的雏形，解缙等人名义上仍属翰林院;又命解缙等从新科进士中选拔“文学优等”者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至天顺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1］(P1702)成为定制，入阁成为翰林官员专权，翰林地位日益尊崇。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专以文辞为职事，凡外邦入贡、地方献瑞、扈从游幸等多有颂词，台阁体兴盛一时。台阁体虽由内阁大臣创立倡导，但主要创作队伍却在翰林院，①参见廖可斌《诗稗鳞爪》第7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第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因此考察翰林文人心态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学界探讨台阁体作家心态的并不多，有“奴性”、“和乐”、“谄媚”心态等几种说法，②参见陈传席《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4期;夏咸淳《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第6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左东岭《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王鼐《明代台阁派形成》，《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惜均未深入展开。笔者以为，翰林制度对士人心态有着重要影响，除表层的感恩心态外，“鸣己之盛”与“竞技逞才”心态，亦是台阁体兴盛的重要原因。

一、鸣己之盛:台阁体兴盛的内在动力

台阁体最显著的鸣盛颂世特征，向来被认为是翰林文人感恩心态之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翰林作家“以文辞为职事”，但颂世鸣盛却并非他们的专权，翰林以外官员乃至布衣隐士同样可以为各种朝贡祥瑞做诗鸣盛。例如，陈琏为洪武二十三年举人，授桂林府教授，历任许州知州、滁州知州、四川按察使、南京通政使等职，至正统元年方调任礼部左侍郎，“扬历中外三十余年矣，凡遇国家大庆暨祯祥之事，无不播之歌颂”。③曾棨《重刻琴轩集序》，《重刻琴轩集》卷首，清康熙六十年陈氏刻本。其现存三十卷《琴轩集》中，永乐至宣德间的各种“国家大庆暨祯祥之事”，从外邦入贡之白象麒麟到地方献瑞之河清驺虞，从平定安南到太宗北征，陈琏不厌其烦地做诗颂扬，比翰林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隐居吴中的杜琼，永乐十八年以讲《大诰》率生徒朝京，途中就已按捺不住做诗鸣盛:“驿路三千足宦游，举头今喜望神州。彩云高拥双龙阙，瑞日初升五凤楼。北上关山如迭嶂，南来车马似奔流。春风一振朝天佩，明日金门拜冕旒。”［2］(P619)颂世鸣盛的台阁体兴盛流衍之后，其作者不再局限于馆阁庙堂，波及至地方山林。这种普遍颂世模式背后之士人感恩心态显而易见，当然亦不乏“奴性”与“谄媚”。但作为台阁体主要创作队伍的翰林文人，在其“鸣国家之盛”同时显现的“鸣己之盛”心态，值得我们关注。

翰林院为内阁官员的储养之地，翰林文人擢入内阁参预机务，“备顾问于内廷，参密命于翰院”，［3］(P5)备受帝王宠遇，其功名追求、政治权利亦达到顶峰，感恩之外的自豪得意自然也会在诗文中流露。这在永乐间就已初露端倪。永乐八年胡俨重被诏值内阁时做诗数首，录其三:

清晓朝回秘阁中，坐看宫树露华浓。

绿窗朱户图书满，人在蓬莱第一峰。

御沟风细水生波，喜得春来暖渐多。

阶下绝无尘迹到，桥边只有内臣过。

承乏词林愧不才，重承恩诏直芸台。

筵前视草频封简，带得天香两袖回。

(《皇明西江诗选》卷三胡俨《永乐八年春二月重被诏直内阁，即事有咏遂成》)

胡俨诗中的得意与自豪已近乎炫耀。洪武间丞相制废除，朝廷重要制作议论之拟定决策多出内阁官员之手，黄卓越指出:“台阁文臣……会主动将自己认作是朝廷政绩的共预者，并将颂扬朝政与自己工作的成就感内在地联系在一起……。”［4］(P50)在这种情况下，翰林文人在鸣国家之盛、歌君王之功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带入对自己的歌颂与赞扬。但得以擢入内阁的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翰林文人更愿意津津乐道于“学士四荣”，①《翰林记》卷十九《学士荣选》载:“(丘)濬常与杨守陈诸人赋学士四荣诗，谓经筵进讲、史局修书、殿试读卷、礼闱主试也。”查丘濬等人所赋“学士四荣”为《史馆进书》、《经筵进讲》、《奉天侍宴》、《谨身读卷》(参见丘浚《琼台会稿》卷五、倪岳《青溪漫稿》卷七、彭华《彭文思公文集》卷九等之《学士四荣》诗)，与《翰林记》所载略有不同。不管是何种“四荣”，均较多地体现出馆臣鸣己之盛心态。即经筵侍讲、史局修书、殿试读卷与礼闱主试。仅各举一例:

并命理编简，悠悠今十年。

兹辰荷光宠，列秩居经筵。

绩熙固恒典，地近乃异铨。

侧闻讲官属，进侍蓬莱天。

稽经彩云里，考史红日前。

与与存内警，翼翼怀周旋。

自怜质孱弱，高步何当联。

惟君负青望，宿学成渊源。

提携以终事，庶足侪群贤。

(吴节《吴竹坡先生诗集》卷四《乙丑升经筵侍讲，简同寅萧镃》)

先朝国史进明君，勅向西湖聚藁焚。

亲睹文光腾宇宙，早知笔法洒烟云。

金明池上流鸟影，太液波心结凤纹。

午夜都城凝望处，中天瑞色尚氤氲。

(吴节《吴竹坡先生诗集》卷十四《戊午宣庙实录成，因焚藁，赐游万岁山十韵》之

《焚史稿》)

恭承诏命简群英，惭以非才秉鉴衡。

五夜奎光垂玉座，九重曙色动霓旌。

明时养士关兴运，此日抡材系圣情。

不独有周歌棫朴，朝阳伫听凤凰鸣。

(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四《壬辰会试受命作考试官》)

御题新制出明光，合殿春风墨色香。

制作尽如周典礼，规模不数汉文章。

酒须腊尽来光禄，乐奏云和属太常。

明日胪传皇榜出，青云争覩凤鸾翔。

(虞谦《玉雪斋诗集》卷二《辛卯岁春三月，廷策进士，谦预同六部尚书及翰林诸公读卷赋此，以纪其事云》)

“学士四荣”更多是作者荣耀身份的体现。正统元年始开经筵，由翰林院、春坊儒臣分直侍讲，经筵日讲官专用“年资深而品秩尊者”，天子御前讲学，不仅荣耀且“宠赐稠叠”;［5］(P119)史馆修书本是翰林职责，但“凡书成进御，例有升赏”，［6］(P159)纂修官多有擢用;殿试读卷官“国初用祭酒、修撰等官，正统中侍讲犹与，其后非执政大臣不得与”，［7］(P165)礼闱主试更为翰林文人把持文柄、引导文风的体现。“学士四荣”并非翰林文人日常性工作，更多象征着尊崇与荣耀，故这类诗歌中鸣己心态展现更为明显。随着鸣己心态扩张蔓延，景泰后进士及第亦成为不断夸耀的题材，仅举几例:

三月皇都春满园，上林荣宴集群仙。

杯倾御酒恩衔海，冠戴宫花色染烟。

柱国大臣陪上列，教坊雅乐戏华筵。

日斜醉罢曲江会，稽首扬休拜九天。

(章纶《章恭毅诗集》卷十二《琼林赐宴》)

琼林宴罢醉陶陶，笑坐金鞍意气豪。

自喜真龙千载遇，须谈汗马一身劳。

杏花风暖香吹帽，杨柳烟浓绿映袍。

一派笙歌归去路，无人不道读书高。

(柯潜《竹岩集》卷十八《及第赐宴诗》)

雷奋春声动九区，群龙变化上云衢。

奎躔午夜文星聚，日驭中天瑞彩扶。

经济未能攀董策，姓名深愧滥齐竽。

平生一片丹心在，拟献君王赞庙谟。

(黄仲昭《未轩文集》卷十《丙戌登第有作》)

章纶为正统四年进士，柯潜为景泰二年状元，黄仲昭为成化二年进士。正统七年进士姚夔亦有组诗备述进士荣耀，如“赐宴琼林得志春，宫花插帽带横银。醉归按辔长安道，尽讶蓬莱仙岛人。”“圣代恩隆进士科，勒名国学意如何。要期事业光前哲，千载芳声不可磨。”①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五《恩荣十首》，明弘治姚玺刻本。等，不能一一列举，这与翰林士人越来越重科举身份有关。自永乐间进士及第者一甲一名授翰林修撰、一甲二、三名授翰林编修几成定制，新科进士无不以擢入翰林院为荣。至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前非科举出身之翰林官自天顺时皆迁出翰林院而委以他职，自是“布衣无得入馆阁者”，“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1］(P1702)进士及第之荣耀与翰林地位之尊贵不言而喻。

翰林文人鸣盛的机会颇多，貤恩封赠、侍游禁苑、燕饮庚和等翰林文人亦多赋诗炫耀，这在洪武间就已有传统。如洪武六年朱元璋召陈宁、宋濂等赐饮甘露，“宁等饮毕，奠爵于几，顿首而退，赋‘甘露浆’诗以侈其荣”。［8］(P69)细观这类台阁体作品，虽然也是颂世鸣盛，但赋诗“以侈其荣”的心态动机亦很明显。陈传席言台阁体应制诗文中的歌功颂德是文人的“奴性”。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奴性”的体现，不如说有“主人”的姿态;与其说是鸣国家之盛，不如说是鸣自己之盛。相比之下，山林隐士所作台阁体中多有奴性体现，翰林侍读学士王达曾言:“居馆阁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馆阁，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馆阁，则慕富贵之心重矣，处贫贱而慕富贵，是何志耶?”①王达《翰林学士耐庵王先生天游杂稿》卷九，明正统胡滨刻本。

翰林文人鸣己之盛心态的形成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永乐以后君臣之间的猜忌减少，翰林文人地位稳固，已有学者指出:“台阁体作品在明成祖时期大量出现，与其在仁、宣时期盛行的原因不同。前期的盛行，因帝王的高压政策所致;后期的兴盛，则源自作者自身。”［9］此说确有一定道理。永乐间能体现“鸣己之盛”心态的诗歌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内阁七人之中，永乐后渐趋增多，宣德间君臣之间酬唱赓歌最为兴盛，“一时君臣之间，腹心之密，鱼水之欢，所以致太平之盛”，②叶盛《拙庵集序》，《拙庵集》卷首，明成化间刻嘉靖四年印本。故翰林文人多“述皇上眷待臣下恩礼之隆，以纪群臣遭际之盛”，③杨荣《杨文敏公集》卷一《赐游万岁山诗》，明正德十年建安杨氏刻本。将鸣国家之盛与鸣己之盛更加紧密合理地联系在一起。其次，翰林地位日益尊贵崇显，除了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1］(P1702)翰林文人亦时时不忘提醒自己“以文辞为职事”的身份，故鸣己之盛心态扩张蔓延。由擢入内阁时的鸣己之盛到甫进士及第就大肆鸣放，这与翰林地位的提高不无关系。

翰林作家的职责是歌咏国家盛美而垂之后世，翰林作家亦希望歌咏自己的荣耀而垂诸后世。台阁体不仅是歌功颂德的应制诗文，在私人化的写作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颂世现象，这也是翰林作家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在颂世模式下歌咏自己的一种体现。尽管文学作品中“为文造情”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毕竟不能持久，台阁体的鸣盛能持续近百年，其中的内在动力莫过于作者是发自真心的鸣盛——不管是鸣国家之盛还是鸣自己之盛。

二、竞技逞才:台阁体兴盛的又一动因

进士及第后擢入翰林虽为士人艳羡，但并非一劳永逸。有选馆就有散馆，经过三年的教习考核，“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1］(P1701)而考核标准主要以翰林文人所作诗文为主，《翰林记》载:“在公署读书者，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本院以为去留地。”［10］(P37)且“上时步至阁中，亲阅其劳，且视其所治无弗称旨者，乃喜，必有厚赉。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定以为乐。”［11］(P192)应制赋诗为翰林文人职责所在，亦是一种荣耀。但帝王对应制唱和之作往往会有高下评定:

本院以供奉文字为职，凡被命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诸将告捷，多令翰林诸儒臣应制赋诗，上亲加评品。……永乐八年二月，上亲征北方，……尝命诸文学侍从赋《青海天马歌》，修撰曾棨最先成，为上所褒美。宣德中，每遇令节，令词臣应制赋诗。是时太平无事，上留意词艺，翰林儒臣尝被命赋《京师八景诗》以献。……景泰中，学士倪谦辈应制赋诗，中官尝立俟以进。成化初，学士刘定之应制赋《元夕诗》绝句百首，顷刻而成。又尝以“东风解冻”、“春山雪霁”等为题，令翰林学士等分赋之……(黄佐《翰林记》卷一一《应制诗文》)

永乐四年八月朔，承旨集翰林儒臣及修书秀才千余人，于奉天门丹墀内同赋，各给笔札，一时立就。擢右庶子胡广为第一，淮为第二，有罗纱之赐。(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一《白象诗序》)

永乐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元宵节假十日。……自是车驾驻两京，皆赐观灯宴。上或御午门，示御制使儒臣奉和。览而悦之，赐以羊酒钞币。时评应制诸作，以陈侍讲敬宗五首为工。(黄瑜《双槐岁钞》卷三《观灯应制》)

这种情况下作为以文辞为职事的翰林文人，其吟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陶冶性情，更多是一种比赛竞技，而应制诗文的高下评定绝不仅仅是有无赏赐的差别，更关系到自己的前程命运。此时报恩、鸣盛的心态更多被竞技心态取代，翰林作家在创作上竭尽心思以求胜出同侪。这种心态下“诗日相角而品日高”，［12］(P69)不仅造成了台阁体数量上的兴盛，也要求其必须在技巧上不断提高。但颂世模式内容狭窄，只能使台阁文风渐趋冗繁雕琢——这也是台阁体遭到后人摒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翰林制度下的竞技心态不仅表现在应制创作中，亦体现在频繁的翰林雅集唱和中。翰林文人无专门职掌，惟以读书进学为务，《治世余闻》载:“翰林院素称清贵，无簿书之扰。旧有语曰:‘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谓清者如此。”［13］(P55)故翰林文人的宴集颇多，史馆、礼闱、斋宿皆是唱和场所;节日、同年、同乡皆为聚会理由。试举两例:

永乐七年春，翰林编修朱文冕预考试天下贡士，棘闱中五十日，相与倡和，为诗凡三百余首。……因念其时，天下士子两千人聚三场，文如山海，考览辩论，计其间闲暇之时，十不一二，而所作之多且美如此。……如侍讲邹君仲熙，性尤不喜赋诗，间有来求者，遥望见已摇首退却，即不得已，草草聊略遣持去。今主考文，其中亦连赋愈出不赀，平生不喜作者且如此，其他抑又何如?(梁潜《泊庵集》卷七《春闱倡和诗序》)

主试礼闱是学士四荣之一，亦是翰林文人唱和的好机会，仅“十不一二”的闲暇之时就唱和达三百余首，连平时不喜做诗的邹缉也“连赋愈出不赀”。而翰林生活清闲，赏花赏雪亦成为翰林文人雅集赋诗的盛会:

文渊阁之下有花台焉，列芍药三本。……首夏上旬之四日，遂各吐蘂，欣欣然若解人意。吾之赏业乃成，初亦不必其数也。明日会者八人，花即盛开八枝，各献芳妍，无不佳者，咸以为异。……予做诗一章，复和数首。诸先生在会者亦皆和之，……已而阖院青宫诸僚友咸喜为玉堂盛事，亦属和之……(李贤《玉堂赏花诗》卷首序)

天顺二年李贤邀翰林同僚于文渊阁右花台雅集赏花，前后共有四十人赋诗，集成三卷近二百首。《静志居诗话》载:“盖自宣德八年本院有《文渊阁赏雪》诗，未有若是会之盛者。”［14］(P179)翰林文人“乐覩盛事，遇一时一景，必举酒相庆，又歌咏以纪之”，①王英《王文安公文集》卷一《立春日燕集诗序》，清朴学斋钞本。翰林雅集频繁，是台阁体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非应制背景下的诗文创作虽然竞技心态不如应制中那么强烈，但也是逞才斗胜的好机会，如胡广、黄淮、金幼孜、曾棨等人与姚广孝唱和咏雪禁体诗，不许用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缟、皓、玉、月等比拟，②参见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四《和少师对雪禁体》、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二《次少师姚广孝禁体雪诗韵》、黄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一《和姚少师禁体雪诗》、曾棨《刻曾西墅先生集》之《和姚少师广孝近体雪诗韵》等。以此来展示自己的才情才力;再如庚和元代中峰和尚的《梅花百咏》诗，曾棨、王达、夏元吉、朱□昜、潘赐等均有《梅花百咏》，③曾棨、王达所作《梅花百咏》今尚存，见于《刻曾西墅先生集》卷二《应制百咏诗》、《和中峰和尚梅花百咏诗》，夏元吉等人所作或以亡佚，据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四六、王亻與《思轩文集》卷七《梅花百咏诗序》、胡俨《颐庵文选》卷上《梅花百咏诗序》与陈琏《重刻琴轩集》卷十八《梅花百咏诗序》可知。风气延续至藩王，朱权亦赋《梅花百咏》，朱有燉有《梅花百咏》、《牡丹百咏》、《玉堂春百咏》，于谦复和朱有燉《梅花百咏》，④见朱权《赓和中峰诗咏》一卷，朱有燉《牡丹百咏》一卷、《诚斋梅花百咏》一卷、《诚斋玉堂春百咏》一卷，于谦《于肃愍公集》卷五《和梅花百咏》。均用百首律诗洋洋洒洒穷尽梅花之态。这种竞技心态下的逞才创作，使得台阁体诗文数量迅速膨胀:“在昔儒流，遭逢明盛，供奉清班，著作专家，汗牛充栋。故从来记翰林者不载艺文，非不载也，不胜载也。”［15］(P93)钱谦益亦指出:“国初大臣别集行世者，不过数人;永乐以后，公卿大夫，家各有集。”［16］(P163)应制评定与雅集酬唱下形成的竞技逞才心态使翰林文人不断创作，台阁体遂充斥文坛。

台阁体的兴盛繁荣，绝非仅是外力压迫下的鸣盛那么简单，更多来源于翰林文人自身的意愿与动力。翰林地位的尊崇荣耀，使得翰林文人在颂世鸣盛同时不忘歌颂自己，鸣己之盛的心态是台阁体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翰林院学习考核之诗文评定、应制诗歌的高下评比乃至翰林雅集中的逞才斗胜，使得翰林文人酬唱不断，台阁体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断提高，鸣己之盛与竞技逞才心态，是台阁体创作不竭、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一种文学风气能否占据文坛主流，除了作家自身的努力写作外，还需要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翰林院尊贵优渥，翰林文人因主试礼闱而操持文柄，士人羡慕追求的心态自不待言，朝廷上下莫不以翰林文风为望，故不仅以文辞为职事的翰林文人不断颂世鸣盛，其他官员乃至布衣也不断拟作和作，台阁体兴盛一时，遂成文坛主流。

［1］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杜琼.杜东原集:卷五·旅次通州望阙［M］.四库存目丛书集部:78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3］黄佐.翰林记:卷一·御制词诰［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本: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4］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黄佐.翰林记:卷九·经筵恩赉［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本: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6］黄佐.翰林记:卷十三·修书升赏［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本: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7］黄佐.翰林记:卷十四·殿试读卷执事［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本: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8］黄佐.翰林记:卷六·侍游禁苑［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本: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9］李振松.明代“台阁体”刍议［J］.理论界，2007，(11).

［10］黄佐.翰林记:卷四·公署教习［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本: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1］黄佐.翰林记:卷十六·车驾幸馆阁［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本:上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2］罗玘.圭峰文集:卷五·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59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