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琴雯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昭通 657000)

昭通总人口574万(2010年底)，其中有苗、彝、回等23个少数民族54.2万人，占昭通总人口比例近10%。历史上昭通曾是云南通向内地诸省的重要门户，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也是基督教传入云南省最早并且影响较大的地区。在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历史现状与昭通市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相交织，成为昭通市和谐发展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的同时，昭通农村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日渐突出，个别地方存在忽视思想文化建设的现象。对于昭通这样多民族、多宗教、多贫困的云南农村来说，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乏力，不但会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发展，更甚者，还会因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难以得到满足而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因此，加强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已成为农村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一、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现状

由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在经济领域给昭通地区农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诱发他们对社会价值观、伦理道德等的种种思想变化。一些地方出现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猖獗，非法宗教活动有所蔓延，境内外敌对势力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打着扶贫救助、兴办公益事业等旗号，公开扶持群众建教堂，散发宗教宣传品，对农村群众进行直接传播，极力争夺人心、争夺群众。在内外部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冲击下，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更趋复杂的局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成为薄弱环节，农民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诸多新的困难与挑战。

1.基层党组织、政府对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重视不够，管理相对薄弱，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萎缩。经济发展上的相对滞后使得昭通广大基层党组织、政府在实际工作中更强调经济建设，忽视了文化建设，不仅普遍存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缺乏专职管理人员的状况，而且就算部分地区声称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也因为不属于重点工作部门，存在待遇不能落实、工作难度大、成绩不易考察等实际困难，致使相当多的基层干部不愿意或不安心从事这项工作。在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只注重硬件设施设备的建设，忽视了建好后阵地的管理，没有有效利用阵地开展好活动，使得文化阵地资源闲置，造成大量的浪费，群众得不到真正的实惠。以文化站为例，有不少文化站没有开放活动，没有报刊，没有文体用品，没有专人管理，其设施要么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甚至挪为他用。好一点的乡镇文化站有块牌子，有个办公场所，有一套墙上制度，有一些残缺陈旧的图书资料，差一点的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场地，事实上是一个“空壳文化站”。由于缺乏正面引导，在个别地区以往的唱歌跳舞、乡村广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赌博、麻将等不良现象。

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存在缺口，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缓慢。农村基层文化单位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运转完全依赖财政支持。由于客观存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悬殊，地域广大的农村公共文化机构运转较为困难，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传统的黑板报、宣传橱窗、广播等阵地未被充分利用起来，有线广播电视、农民学校、村级室内(外)活动场所、广场文化活动真正开展活动的不多。同时，个别地方将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等同，任由基层思想文化建设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方向转变，困于经费紧张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因素，不少业余文化团体将精力放在演出上，缺乏平常的专业训练，演员基本功不扎实，难以向老百姓传送优秀的文化产品。此种观念做法导致了基层文化站的萧条，弱化了党和政府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近年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虽在不断的加强，但与经济建设相比，文化事业的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据群众反映，以前，除了电影放映队偶尔到村里放映电影以外，广大农村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生活极为枯燥;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农民都在各自的地里劳作，相互之间缺乏交流、联系。因此，每周日教堂的礼拜活动就成为人们聚会、交流、联系和娱乐的平台，信教就可以参与教堂的聚会。农民反映的“看书难、看电影难、文艺活动难、听广播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3.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冲击带来农村传统文化生活影响力下降，特色群众性文化活动创新不足，活动形式单一，影响力不强。随着电视和DVD等大众媒介的广泛使用，看电视或看DVD光盘成为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首选，大多数农民白天与庄稼打交道，晚上与电视打交道，空闲与麻将打交道。昭通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有的甚至举家外迁，留下的大多是妇女、小孩和老人，能真正参与到群众性公共文化活动中的人不多。以前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技艺以及民间工艺等传统优秀文化活动逐渐衰弱。同时，随着农民群众获取文化信息的渠道不断拓宽，对思想文化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没有特色、内容形式呆板单一的文化活动，也吸引不了农民群众。部分活动由于内容脱离农村的实际，缺乏对农民的吸引力，尽管组织者认真准备，结果却是冷清收场。不少地方农民自发组织的文体活动因缺资金缺人员，往往活动数次后就逐年减少，甚至销声匿迹。

二、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所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1.思想重视不够。一些基层干部思想观念落后，认为抓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是抓农村工作，只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对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视，缺乏长远意识和全局观念，把建设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作为一种负担，导致了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滞后。

2.资金投入不足。一是上级投入“少”。农村宣传文化阵地往往自身不能赢利，其所开展的各项文化活动不能创造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支出大量的活动经费，仅仅依靠上级主管部门下拨文化活动经费远远不够。二是本级配套“难”。乡镇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想抽出资金搞文化建设更是力不从心。三是市场投入“无”。个体农户大都无力投资产业类文化项目，社会外来资金忧于农民文化消费能力及农村投资环境较差而不愿冒险进入。以上三者带来农村文化建设经费来源单一且不足。

3.队伍建设不力。由于部分地方宣传思想文化骨干的缺失、无固定管理人员、再加之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网络混乱，导致一些地方宣传思想文化活动难以开展，造成宣传思想文化资源的浪费。

4.活动载体不新。农村宣传思想文化活动虽然表面上是面对全体农民，但很多活动主要是针对青壮年农民，而适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文化活动相对较少，导致很多需要文化活动的群体游离于集体文化活动之外。活动载体的不新更突出表现在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文化传媒载体上，在农村社会中，电视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已占据主流地位，但至今为止，一些地区绝大多数电视节目的内容主旨仍是围绕城市生活，缺乏大量针对或反映农村、农民、农业生产生活现状的优秀作品。

三、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对策分析

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地方党组织、政府、社会力量与村民的联合，取得共识，才能实现常态、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1.整合资源，加强管理，加大资金投入。首先，地方政府要认识到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落到实处，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农村文化组织的管理，明确基层党组织在其中的主导作用，确定专职文化管理人员，明晰权责，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从财政拨款中划出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事业发展并纳入预算，确保阵地建设的经费开支，同时吸引社会文化发展力量进入农村。农村文化资源在与现代生活创新结合后，也能发展起新型文化产业，如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生态旅游、农家乐等文化产业模式是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云南农村的较好选择。通过各方的合力，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村民直接受益并监督的模式。

2.建立机制，加强阵地建设。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要致力于形成长效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宣传思想文化活动中，不断增强村民的认知和认同，并转化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在实践过程中制定明确的考评指标和奖惩机制，鼓励先进，激发后进，形成良性循环。昭通市委目前力求通过实施文化建设“百千万工程”，以农户大院、农家书屋、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等文化阵地为依托，在农村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图书阅览、科普培训、信息查询、体育比赛等活动，确保农民群众人均每年看上一本书、每季度看上一场戏、每半月参加一次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潜移默化、自娱自乐中摒弃陈旧、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树立科学、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3.教育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乏力，根本问题还在于文化管理组织人才队伍的缺乏。针对因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导致的队伍建设青黄不接的现状，地方党委、政府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大学生村官”等政策支持，争取、培养文化组织管理人才，同时，可通过在本地发现文化骨干和积极分子，形成一个文化活动群体，各村成立文艺团队，以点带面，形成当地群众参与当地文化建设、发展当地文化新格局。以昭通的“农家文化大院”为例，其演出的文艺节目，全是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通过身边事例歌颂党的好政策，寓教于乐、通俗易懂，好看又好记。大关县吉利镇将新农村建设政策和“创先争优”活动要求编成通俗易懂的“三字经”，在群众中传唱，让群众在娱乐中学习和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信访案件明显减少。

4.创新载体，提高活动参与度。云南农村多为边远、贫穷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充分发挥群众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群众管理、群众参与的思想文化活动模式，把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与现代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把宣传教育活动和艺术活动、娱乐活动、体育活动、科技活动结合起来。随着农村广大群众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其自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是否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他们开始有了自主选择，像过去那样用自上而下单一式灌输的方式目前已经行不通了，这也是一种意识不对等的方式。要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必须创新活动载体，让更多更广泛的农民群众自发参与到思想文化活动中来。在前期实践中，较为成功的例子有:盐津县中和镇在“农家文化大院”建设中，充分吸引农民群众的参与，由农民自发组建表演队，挖掘了已消失近20年的民间传统节目——耍牛灯，自编自演的“打连枪”节目，采取“一人唱、万人和”的方式，让全体村民都参与到活动中来。彝良县组建的农家文化锣鼓队、唢呐队、秧歌队、芦笙表演队等民俗文艺表演队，结合独特的民族风情开展文艺活动。巧家县药山镇法拉村组建表演队伍，唱响传承了600多年、号称“花灯剧活化石”的古老花灯，并将这一古老剧种成功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弘扬了传统文化。

实践证明，重视并落实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昭通基层村镇均出现了计生工作无多孩，无赌博，信访案件、治安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的良好局面。加强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不仅搭建起了政府与群众沟通了解的桥梁，丰富了农民休闲娱乐的精神家园，更有效的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

［1］李沛武，范天森.全球化时代农民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困难与挑战［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

［2］牟成文.关于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农村建构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9，(6).

［3］牟成文.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意识变迁的特征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0，(2).

［4］陈波等.对中国农民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05，(12).

［5］张哲，任卫华.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老区建设，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