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晓曦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1756)

施蛰存的短篇小说《夜叉》是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它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学手法以及文学观念在作品中都有突出表现，并且，他是最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作家。他曾说:“要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轨道”。［1］以下笔者将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和西方文艺思潮的投射，联系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夜叉》进行文本分析。

一、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润

《夜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叙述者的“我”去医院看望一个因为受了过度惊吓而神经错乱的朋友汴士明，汴士明用第一人称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为了祖母的葬事，从工作的上海去了杭州的一个位于小华山脚下的亲戚家里。在一次乡村的野航中，我突然看见了对面船上的一位白衣女人。虽然我在上海每天都会遇见这样的女人，然而，诡异的是“就从这一瞥眼开始，一个闪着明亮的白光影子永远地舞动在我眼前”。［2］(P151)当我回到住处，偶然发现书中记载了关于附近山峰上出现过夜叉的传说。据说，这里一百多年前曾出现过一个夜叉，它常在傍晚时幻化成美丽的妇人引诱过路的樵人。当我吃过晚饭，趁着残醉在林间散步时，突然发现一株大树旁有一束白色的光，出于好奇心，我跟了上去，却发现是一只白兔，然而我居然看到前面小路上一个白衣妇人的模样。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世纪来还未灭掉的夜叉，它变做女人，在庵外的小船中，它变作兔子，把我引诱到这里以后，又变作白衣妇人了。”［2］(P153—154)于是出于对自己胆量和力气的自信，我开始跟踪这个夜叉，可是在跟踪的过程中，我恐惧中竟开始幻想与这个夜叉恋爱，进而“我的心骤然燃烧着一种荒诞的欲望”，［2］(P154)最后我看到夜叉走进了一所坟屋，当我推开门，看到白衣女妖“蜷缩着一团，两手向前伸出，好像做着预备搏击的姿势”，［2］(P155)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扼死了这个女妖。然而，我忽然发现，这竟是一个赶着去幽会的聋哑女人，哪是什么夜叉。于是，我的神经崩溃了，回到上海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首先，通过对小说大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夜叉》明显受到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影响。白衣女子与志怪小说中妖异的女鬼形象重叠，故事的情节也是以“艳遇”为核心展开的，全文弥漫着浓郁的聊斋气息，虽然一现代一古代，但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并且，小说所营造的环境氛围，也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一类志怪小说中主人公所处的自然环境极为相似，都发生在草木繁盛的山林原野，时间总是在月影婆娑、雾气缭绕的午夜。然而，《夜叉》虽然继承了志怪小说的一些艺术特色，但施蛰存作为一个有着自觉的现代意识的作家，他在小说又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使得《夜叉》没有沦为聊斋故事的一个白话文版本。第一，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大多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很少对主人公有细腻的心理描写。而《夜叉》由于叙述的方式是聚焦于自我情感的第一人称，从“我”的视角出发，所以“我”所见、所闻、所感的都是一个有着“我”之色彩的世界，主人公微妙的心路历程被“我”娓娓道来，细腻而温婉。比如作者描写汴先生心中的恐惧:“流水潺潺，水中也不再有白色的影子，只有一条巨大的蛇，顺着水流过去，好像曾经啮噬了我的心。”［2］(P154)第二，中国古代的志怪小说大多是借鬼怪狐妖的外壳，其本质不外乎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或宣扬因果报应的道德训诫，而《夜叉》比起这一类小说，显然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内涵，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专门论述。

其次，除了志怪小说的影响，《夜叉》还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比如文中直接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春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当写到汴先生对夜叉的幻想时，又有这样的句子:“我想象一个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在月影萧森的山坡上疾走，一忽儿就不见了”。［2］(P152)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屈原《山鬼》中的句子:“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3］(P79)

出现这样的行文风格，当然和施蛰存中学时受到国文教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谈到家里的《李义山集》、《杜甫集》以及《李长吉集》，尤其是《李长吉集》让他爱不释手，还模仿其写了一首《安乐宫舞场诗》。熟悉唐诗的人都知道，李贺被称作“诗鬼”，他的诗神奇瑰丽、旖旎绚烂，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以想象力著称。可能也正是由于对李贺的欣赏，施蛰存才写下了《凶灾》、《魔道》、《夜叉》这一类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

因此，《夜叉》由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润，使这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里少了现代派的晦涩，而多了一层中国式古色古香的清雅气息。

二、西方现代主义的投射

施蛰存属于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4］(P324)不管施蛰存本人是否认可自己的这一属性，在《夜叉》中，是有一些现代派的倾向的。新感觉派之新在于第一次以现代人的眼光打量我们生存的世界，因此，《夜叉》受到一定程度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和思潮的影响。

首先，《夜叉》在某些细节上，很明显地有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痕迹。比如汴士明在夜里掐死了实为无辜村妇的“夜叉”后，他的手“无论放在什么地方，总好像捧住那可怕的头”，［2］(P156)直到他回到了上海，还觉得手很炽热。汴先生双手的不适，其实是由于良心的谴责，是内心创伤的疼痛的反映。这个细节让我们联想到施蛰存曾经翻译过匈牙利克思法路提的短篇小说《看不见的创伤》，作品的主人公以为妻子有外遇，便把妻子杀了，妻子的鲜血溅到他的手腕上，他立刻擦去了。然而，当他知道自己误杀了妻子以后，手腕曾经溅血的地方就开始疼痛，请医用药都无法减轻疼痛，最后不得不以自杀来结束痛苦。主人公手腕的疼痛，其实是心灵的痛悔。

其次，小说中比较明显地运用了象征。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写道:“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5］(P214—215)所以在这篇小说中，夜叉这个形象其实就是一个象征，夜叉本来指的是佛教中的恶鬼，而在本文中它显然象征着人心中潜藏着的魔鬼，简言之，就是一种心魔。它代表着人的不安和恐惧，以及厄运和灾难，还是一种能激发人欲望的诱惑，文中不断出现的那个白衣妇人，就是主人公潜意识中将这种心魔人格化的结果。因此，汴先生在跟踪过程中会产生复杂的心理活动:“你以为我在跟踪她的时候，怀着哪一种希望?我希望她以狰狞的夜叉脸回身转来呢，还是以姣好的女人的脸回身转来……不，我全部不希望，我知道在这两种希望中间，无论实现哪一种，都是危险的事。”［2］(P154)从这种象征意蕴来看，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夜叉，只是由于道德和伦理的约束，我们把它紧紧埋藏在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换句话说，汴先生跟踪的不是夜叉，恰恰是他自己，而与他斗争的也是他自己。

再次，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本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更是现代派的理论基石”。［4］(P325)施蛰存接触到弗洛伊德思想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他在上海购买了许多外国的书和刊物，看了很多弗洛伊德的书，于是，他将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分析运用到了小说中。在施蛰存的大部分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他利用这种学说对人的隐秘内心的开掘。他自己也说过:“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派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里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n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6］(P285)

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任何心理现象的底层都潜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本能欲望”。［7］(P90)他根据自己的人格理论把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部分。其中，“本我”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它对应的层次就是无意识系统，服从于快乐原则，并意图渗透到意识系统中得到满足。而“自我”即受现实生活中伦理约束的本能，“超我”是受伦理道德支配的自我，它服从于理想原则。“意识就像一个马车夫，总是费力控制随时可能挣脱缰绳的本能，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抑制”。［7］(P90)因此，艺术家的任务不仅是要表现人的意识活动，还要挖掘到人性中被压抑的本能。于是，我们从汴先生一路跟踪的心理斗争中看到了，其实是一个“本我”(受到夜叉的诱惑而充满欲望)和“自我”(夜叉是传说中的幽灵，会给我带来危险)的斗争，我们没有看到具有社会道德科学意义的“超我”(世界是客观的，不存在鬼)的存在。这往往会让人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的形象。狂人听任了一种先验的智慧，以病态之眼洞察出整个华夏文明为一场吃人的盛宴，狂人承载的是启蒙和反抗旧制度的使命，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警醒的力量，一种社会意义的批判。而《夜叉》写的也是一个狂人，却掠去了社会和革命的背景，立足于人性本身。从这个层面来说，《夜叉》似乎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它是立足于普遍意义的人生层面上的写作，这样的作品无疑更具有生命力。因为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人在受到环境的多重压迫后都会产生变态心理，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只是轻与重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必在意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主人公身上的多疑、犹豫、痛苦，迷幻背后的真相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这篇小说的很多语言背后都可能存在一个被淹没的真相，即被现实伦理道德遮蔽的意识。首先，文中提到，汴先生是一个独身的中年人。而为何中年独身?文中并没有说原因。其次在朋友眼中，汴先生“是个天真的中年人，有强壮的体魄，健壮的灵魂，常常嘲笑人家失恋的悲哀”。［2］(P149)这样的描述和后文中汴先生在乡下的细腻、敏感、多疑简直判若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其实所谓的强壮只是一种欲盖弥彰，城市中的汴先生用强健的体魄、天真的性情包裹住了自己敏感多思并且害怕孤独的一面，而乡间旷野的气息唤醒了他心里沉睡的“力比多”。而他的“力比多”为什么会沉睡，我们可以大胆猜想那可能是来自于女性的伤害，这也可解释他为什么中年独身，并且为什么会觉得夜叉对他是一种女性的诱惑。

当然，施蛰存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还是有所扬弃的，弗洛伊德是一位医生，他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的潜意识，把性本能作为最终动力，完全抹杀了人与社会的关联，这是有失偏颇的。而《夜叉》不仅从人的内在欲望出发，同时写到了社会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比如卞先生对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体验)，写到现代文明对人性本能的遮蔽，这不得不说施蛰存站得比弗洛伊德更高。

《夜叉》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思潮的影响，使得它超越了中国以往的志怪小说而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同时，作者并不仅仅照搬西方，而是有自己的看法，即将心理分析纳入了现实主义轨道，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妄想、多疑、神经衰弱，然而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却思路清晰、层次井然，所以，小说虽然有现代派的怪诞却并不晦涩。

三、城乡二元化倾向

其实，《夜叉》初读下来，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新秀丽，文笔细腻到惊人的地步，汴先生所在的乡村“竹林的落日，山顶上的朝阳，雨天峰峦间弥漫着的烟云，水边的乌桕子和芦花，镇上清晨的鱼市，薄暮时空山里的樵人互相呼唤的声音，月下的清溪白石，黑夜里远山上的野烧……”［2］(P151)当描写到卞先生的乡村生活时，有着这样的句子:“穿过后窗的玻璃，我可以看见两个重叠着的山峰;从旁边的窗中，我可以俯瞰那蓄着古水的神秘方潭和迤逦向山脚一带下去的茂林修竹。我每天总喜欢在这楼房中独坐着，让自己包围在昏暗中，领受这古风的乡村里的秋暮的恬逸。我开了窗，微凉的风把挟着松叶芬芳的炊烟送进来，倾听着山径上樵苏归步，和乔木上的鸦噪鹰呼，于是我会很愉快的看完一卷或两卷书。”［2］(P152)从这样的句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乡村才有的那份田园牧歌的情调，仿佛只有乡村才能给我们的生活富予真正意义上的自在安详。

联想到小说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三十年代日益殖民化的上海，十里洋场充斥着肉欲的气息，舞厅、赌场遍布，有人一掷千金，有人沦落街头，繁华伴随着浮躁;很多人纵情声色犬马，很多人醉心于勾心斗角，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了投机者和冒险家的天堂。因此，作为一个真诚的写作者，都无一例外地怀有对乡村优美、恬静生活的向往，那时候城市的很多文学家笔下都有着对乡村美丽风景的描写。吴福辉曾指出，施蛰存身上具有“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性格，”因为“他是松江出身，栖息于上海但松江有老家老屋在，这是他文学的后院”。［8］(P67)他认为施蛰存早期的小说写作浸透了对江南故乡的回忆。

施蛰存具有一个中国文化传接者无法摆脱的“呼唤乡村”的情结。《夜叉》中，汴先生在葬事完了之后还不想走，特地写信到上海告假，想继续留下来游山玩水。这说明主人公向往乡村的自然恬静，有逃离都市的冲动，甚至可以说主人公可能早患上了一种麻木的“都市病”，是美丽的乡村风光打开了他的心扉，然而这一种野趣又将他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少了“抑制”的作用而走入了魔道。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精神病人离人的本质又是最近的，因为他们脱离了某些硬性的规定便被视为异类。作为城市中精神健康的“我”去看望精神病人汴先生，这就形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两个人灵魂的对峙，究竟谁病得更重，谁又病得轻一些呢，这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既然乡村是与城市膨胀欲望相对立的一片净土，那为何汴先生逃离了都市梦魇来到乡村，而他的都市病却在这美丽的乡村终于爆发而铸成了大错呢?难道主人公不仅是城市的陌生人，也是乡村的陌生人，城市与乡村有着同样的指向意义，即人无论身处何地都永远无法逃脱内心的魔鬼?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小说中又把乡村的美写到了极致?对于这个问题个人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因为乡村的自由自在使得汴先生少了“抑制”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是作者用心良苦的一个暗示。即都市对乡村的压迫已经愈演愈烈，城市虚幻的繁华蒙蔽了人们曾经天真质朴的眼睛和心灵，如果一味沉迷其中，终有一天乡村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成为城市梦魇的继续。

综上所述，笔者从三个方面对施蛰存小说《夜叉》进行文本解读，通过具体的分析，认为《夜叉》这部小说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同时又融入了许多西方现代派的思想。然而作者并不照搬这些经验，而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使得《夜叉》成为他创作理论的成功实践。

［1］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N］.文汇报，1983－10－18(3).

［2］施蛰存.夜叉［A］.施蛰存精选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3］屈原.山鬼［A］.楚辞补注［M］.洪兴祖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6］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A］.施蛰存精选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7］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